京畿大臣督导省级官员。康熙朝大部分期间，中国划分为十八个行省，各省由巡抚主政——这十八个省又分成六个单位，各设“总督”一人管辖。省之下置“府”，府下设“县”，由知县主政，全国共约一千五百位知县。当时中国的实际人口数约莫一亿五千万人，粗略估算，平均每位知县下辖十万人。知县在地方皂吏的辅佐之下，负责征课每年总值约二千七百万盎司的白银；这笔税收征集自相当于九千万英亩的农耕地。知县还负责执行法律与维护秩序，以及初步简拔受儒家典籍熏陶的年轻学子。这是中国官僚体系独步于世的特质：经府、州、县科考录取者是为“生员”；经省级“乡试”科考录取者是为“举人”；二三百名举人参加每三年一试的“会试”而及第者，是为“进士”，其中佼佼者，得以高升入帝国的儒学重镇“翰林院”，从事研究与文艺的工作。举人与进士大抵能在京城或各省官僚体系中历任要津，扶摇直上。
对康熙而言，“治”意味着对整体帝国的经济和文教结构，乃至黎民百姓的生死以及他们人格的启发与形塑，承担终极的责任。对康熙治理思想最重要的影响，无疑是“三藩之乱”这场涂炭生灵的内战，这场乱事缘起于康熙十二年，延宕八年之久。这三位藩王分别是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朝廷为了酬庸三藩王在崇祯十七年间襄助满人推翻明朝，在中国西部、南方赐封他们大片领地，他们在各自领地的经略形同独立王国。康熙十二年，在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康熙决定撤藩，让吴三桂和其他两位藩王离开他们的领地寓居关外。康熙不顾群臣的极力反对，一意孤行执意削藩，结果正如群臣的示警，掀起了一场羁延多年、民不聊生的动荡，几乎葬送了康熙的王朝。
虽然乱事在康熙二十年终告平定，但康熙仍以三藩之乱为炯戒，为他的率尔定夺深感自责，并常以此事为殷鉴，申明睿智的决策是何等困难。黎民百姓在动乱期间的哀鸿遍野烙印他的心头，就如同兵勇的拖沓一样令他勃然动怒；于是在叛乱敉平后，康熙对领兵兴乱的首酋严惩治罪。不过，康熙是依大清律例之叛乱刑责裁夺定罪，而非乾纲独断。康熙对死刑案件的普遍关切，提醒我们，中国人的断案并非恣意妄为：大清律例精致细腻，为各级朝廷命官提供审判时法条解释和诉讼程序的依据。（类似的管理措施，也存在于一体化、标准化的繁杂课税机制。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谕令冻结“丁”税的税额，作为后代税赋的定额标准，以彰显中国国力的昌盛，并抑止朝廷挥霍无度的开支。）
第三个范畴是“思”。在这一章里，我们走出皇帝践行和常理的世界，转进他在面对史无前例的现象时难以捉摸的反应。根据康熙的认知，成功的思想有赖于心灵的开放和弹性因应。这有别于正统理学家所标榜的严守知识法度，扬弃无谓的冥思空想及对道德统整性的坚持。康熙对理学家的学说，自然大表推崇、身体力行，儒家典籍也能琅琅上口，宋朝大儒朱熹的“格物”之理信手拈来，一如他频频征引阴阳法则和《易经》之说；但康熙还称不上是学识渊博的哲学大师。相反，康熙的特质在于求知欲旺盛，始终浸淫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终其一生，他在不同的阶段对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绘图学、光学、医学、音律、代数都表示过兴趣；在这些和其他学术领域，推动工程浩瀚的学术和百科全书计划。他在造访孔子故里和墓地时的表现，可见他即便在庄严肃穆的礼仪场合，也毫不掩饰对知识的渴求；在与罗马教廷特使的对话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康熙纵然大发雷霆，也无碍于他对新知的探究。
这位罗马教廷特使多罗（Maillard de Tournon）的颉颃，令康熙左右为难。自御极以来，康熙即对耶稣会传教士赏识有加：他对耶稣会传教士在力学、医学、艺术与天文技艺的造诣推崇备至，并延聘他们到宫廷主持几项工程。耶稣会传教士的制图家勘绘中国地图，耶稣会传教士的大夫于康熙巡幸时随侍在侧，耶稣会传教士的天文学家在朝廷历局里供职。举凡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耶稣会传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宠信，这全有赖于这批耶稣会神甫博学多闻，唯康熙之命是从。但如今多罗捎来讯息，披露罗马教宗有意钦命一位深受教廷信任的专家为驻北京特使，俾以捍卫教宗的宗教权益，确保中国的“异端”毒素不至于渐次玷污在华的礼拜仪式，并严加约束在华传教士的行止。康熙的响应态度坚决，在道德和宗教领域，他必须维护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他要求耶稣会传教士臣服于他，只能由他们当中他所稔知、信得过的人来监督他们。康熙告诉耶稣会传教士及其他教会的神甫，他们唯有“具结”申明他们了解、接受康熙规范的祭祖祀孔仪礼，才得以续留中国。拒绝签署保证的人将被逐出中土。同时，康熙也断然否决了教宗在北京派驻个人使节的要求。
康熙将过去视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他对于当今所谓的“口述历史”深感兴趣，执意广搜博采各方数据，编修前明历史。为了这项计划，康熙延揽了一批仍眷恋前明皇帝的异端宿儒，这些人士视满人为篡夺江山社稷的外族；为了延揽这批儒士编修明史，康熙还破格特开“博学宏词”科，充分展现了他的弹性与机敏。但是康熙的宽宏大度并未推及斐然出众的散文大家戴名世。纵然戴名世只是在为前朝著书立说时，严守随心所欲探索历史这一原则，他还是因文字狱遭康熙谕令处决。康熙的思想终究难以超脱政治的藩篱。
但政治同样无法逾越肉身的局限，第四章“寿”这个范畴，力图刻画康熙是如何意识到肉体的孱弱，并将这样的体认转化为对饮食、疾病、医学及追忆的癖好。令人诧异的是，康熙竟然公开自曝生理与心理的耗弱——显而易见，这在某种程度上起因于他意欲博得众人的同情，并在千钧一发之际争取众人对他的拥戴，但诚实也是康熙重视的美德。在康熙统治时代的中国，敬老与孝道乃是高度仪式化的行为，必须在某些特定场合透过独特的仪式、态度来彰显。或许是自幼双亲俱亡的缘故，康熙时常悖乎寻常地公开流露对祖母与儿子胤礽的情感；从残存的零星信笺里可以窥知，康熙这种挚爱之情，无论是公开或是私底下都显得表里如一。康熙对于病灶十分敏感：他知晓身体衰弱的迹象是难以遮掩的，但也深知求助医疗之道来克服身体衰弱是人之恒情（若是可行，乞灵于宗教、方术也未尝不可）。康熙时代的中国，靠着汗牛充栋的诊疗处方及详尽药典的医疗行为，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康熙固然深知肉体之躯终难摆脱日渐羸弱的阴霾，但一如在其他自然科学的领域，这位皇帝也一时兴起、沉湎其中，满足猎奇的欲望。
康熙唯一能抗衡肉体之躯灭亡的是名留青史、垂范万代。康熙共生养五十六个皇子；其中只有一子是皇后所生，康熙对于这个皇子胤礽寄予殷切的厚望，溺恤有加。胤礽身为太子，受到悉心栽培。但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胤礽，终难跳脱宫廷拉帮结派的腐败生活纠缠，满人贵族的世袭阶序因而被打乱。满人军事制度是康熙的曾祖努尔哈赤在辽东一手创建的，由名为“旗”的八个军事单位构筑而成，康熙统治年间，八旗制度依然分别由大权独揽的豪族将领操控。这些将领挖空心思博取皇太子的欢心，他们的图谋遍及各级满人官员，甚至汉族封疆大吏也难以置身事外。派系政治构成了第五章“阿哥”的主要内容。
康熙借助富甲一方、权倾一时的叔父索额图之力，于康熙八年挫败了飞扬跋扈的摄政王鳌拜。三十四年后，康熙未经审判即将索额图投进死监；又五年之后，索额图的六个儿子也踵继其父后尘。京城步军统领托合齐及一干心腹等，也于康熙五十一年遭处死。康熙晚年连番激烈的争斗与苦闷不堪的谕旨，引领我们通向爱恨交织的曲折世界，他的殷殷期盼显然已大大落空；一个向来睿智、幽默的人，瞬时变得既歇斯底里，又冷酷无情。康熙曾暗示自己恐有遭暗杀之虞，还一度揣测爱子胤礽耽溺于断袖之癖，这点尤其令他生厌：他下谕处死到过胤礽宫邸的三个膳房和若干侍童，密令暗中追查牵连江南鬻童案的“第一等人”，要他的心腹侍卫作证表明永保皇家躯体的“至洁”。但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件大抵纯属含沙射影，在“阿哥”这章里，我们将超脱历史档案的记载，深入康熙绝望的内心世界。
在风格、架构方面实验良久之后，我决定透过康熙之口，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剪裁前述各项素材。不过，无论是统整我所搜集到的零散资料，传达康熙的率性而为，或勾勒他在公开及私下场合凝思中自我审视的起起伏伏，采用这种自传体形态似乎是最佳的尝试（在这方面，现今有几本上乘的历史小说，特别是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撰写的《哈德良回忆录》[Memoirs of Hadrian]；在这本书中，我尽可能忠于史料记载的康熙语言，仅摘选能真实呈现康熙观点的用语、词汇、段落，而不刻意加油添醋。（在“注释”里，我将一一标明征引的出处。）由于因缘凑巧，以及皇帝本人性格使然，为后世遗留下的丰硕史料，对我这项智识重建的工作裨益良多。身为满人的康熙，青少年即学习汉文，他那简洁流畅、坦率抒发的笔触，相较于具备丰富语言学养而纵情于绮丽浮夸、好用典故之文学风格的文人（或者皇帝），显得独树一帜。康熙冲龄时即受制于顾命大臣的淫威，使得他与祖母及一班侍卫、大臣异常亲近，甚至对顾问行等少数几位宦官信赖有加。康熙习惯不拘形式地给这些人草拟信笺，1911年清朝覆亡之时，清宫里发现了数百封以汉、满文书法撰述的康熙信笺和断简残篇，本书在“附录一”附上其中十七封写给宦官顾问行的信函。透过这些信函，我们得以一睹康熙私底下口语化的风格；捕捉康熙的语言神韵，窥视康熙心绪的翻腾和纠葛。这是皇帝思绪须臾间的纾解，通常未经大学士的润饰，所以能任想法恣意骋怀。在朝代更迭循环的常态下，这些逃过一劫、因机缘巧合而遗留下来的史料，或许可能会因肃穆的“正史”编纂、校勘、付梓而销毁殆尽。但是，1920、1930年代肇建的中华民国，有批学者不畏帝王身上的历史尘埃，竭尽所能地搜罗这些断简残篇，付梓出版。
至于平日经纬国政的编年史，即所谓的“实录”，就如同清代其余诸位皇帝一般，也存在于康熙朝时代。“实录”的记载通常巨细靡遗，且高度形式化，但康熙倡议简洁扼要；同时也因为康熙在评断、讲课、抱怨、劝诫时口语化的特质使然，我们可以发现康熙王朝“实录”的篇幅有所节制。（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依据西方人的算法，总计约有一万六千页。）终其一生，康熙共谕令刊印了他三部著作全集，纵使其中不乏可能出自御用文人之手，而非皇帝本人亲手所作的制式化文章，但这三部全集包罗了“实录”不曾收录的谕旨及迷人诗作。康熙还发展出一套“奏折”制度，是一种秘密通信的方法，官员透过奏折可以直达天听，无须辗转经过官僚体系；康熙亲笔批阅密折，盖上个人用印后再将奏折送回原来上折子的人。许多有康熙批览的奏折幸存至今，其中九册甫由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此外还有许多满文密折尚待校勘。这些等同朝廷日志的“起居注”，揭示了皇帝经世济民的独特观点，其中有部分也已经付梓。至于康熙的道德观及种种追忆，则由他的皇子暨皇位继承人雍正皇帝集结成册（即《庭训格言》），于雍正八年间刊刻印行。除此之外，透过康熙时代出使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以及供职于康熙王朝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就近观察，也可以补充上述史料。
再者，更为详尽的交叉比对数据，也可见诸康熙时代文人、官吏所撰写的零散但浩瀚的文章和年谱。有鉴于康熙时常巡游，鲜少维持寡言静默，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许多人都披露了个人的观感。他们往往心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例外的，譬如孔尚任、李光地、高士奇、张英的著述，包含中国史料中向来凤毛麟角、但在西方史学界却俯拾即是的贴身观察：亦即熟稔宫廷生活奇谭异志的男男女女所写的书信、日记、回忆录，见闻广博，甚至流于闲话家常。皇帝无远弗届的权力，编纂正史所使用的架构，以及罗织文字狱的阴霾如影随行，都使得这类实用素材在中国付之阙如。
蕴涵在这些章节编排顺序中的是一种编年脉动的概念：始自身强力壮、果敢行动、思虑缜密，乃迄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垂垂老矣的落寞。就此而论，本书几乎是一本自传。但从另一种角度观之，前五章无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释，而第六章则完全迻译自康熙本人于康熙五十六年草拟的《临终谕旨》。康熙透过这份谕旨主要想表达他的内心思绪。几个月后，当有官员诹询康熙是否还另有谕旨要颁布时，康熙雷霆大怒：“朕缮写一生之事，已备十年。朕言不再之语，已尽之矣。”依据我们的标准观之，这份《临终谕旨》是篇短得令人费解的小传，但康熙并无撰书帝王自传的祖宗典范，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十六页的汉文已是康熙王朝史无前例最长的谕旨了。设若这份谕旨读来似有迟滞窒碍之处，且怪异地糅合了陈辞滥调与真挚情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康熙的了解，而非康熙无能认清自己（这份《临终谕旨》，恰巧可和康熙宾天后所公布较为千篇一律的形式化遗诏作一对照。详见“附录二”）。因此，本书前五章也可视为康熙用自己的语言进一步阐释自己这幅晚年速写。
这种观察角度容许读者设定不同的时间结构来解读本书。本书各部分不仅横跨了康熙公布《临终谕旨》前六十三载的生命历程，也可压缩在《临终谕旨》公布前流逝的一个小时。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元1717年12月23日，康熙草拟这份谕旨准备向群臣宣达之时，过往回忆一一浮现。这时接踵而发的事件，令他非比寻常地意识到死亡与历史定位：嫡母孝惠章皇后日薄崦嵫，他本人苦于眩晕也已有一段时日，双脚肿胀疼痛不良于行；众阿哥之间因觊觎皇位继承而蓄积已久的激烈派系斗争，又告死灰复燃。因而本书也试图阐释记忆超越时间囿限的巨大力量，尝试刻画只消顷刻间集中意念便能唤醒的难得事件。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追忆逝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一书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单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芬芳、声律、计划和心境的花瓶。”他继续说，“我们所谓的真实，是瞬剎间同时萦绕你我的感受与记忆间的某种和谐。”过往云烟徒令历史学家黯然神伤，因为他们自知永远无法填满这个花瓶；纵使他们能够，断简残篇的史料也难以捕捉住这“某种和谐”。
尽管黯然神伤，这并不意味从此就得改弦更张，我超脱语言、时间的桎梏，述说康熙的丰功伟业，进而认识康熙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