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如何平定“七国之乱”?

明有“靖难之役”,西汉有“七国之乱”,朝代不同却惊人的相似,同样的是即位后“削藩”,同样的是打起“清君侧”旗号反叛。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朝建文帝最后“削藩”失败,尸骨无存,给世人留下一个未解之谜。而西汉这位皇帝不仅成功的平定了“七国之乱”,巩固了中央集权。而且,他还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他就是西汉第五位皇帝——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诸侯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央朝廷中出现了“削藩”的呼声,其中表现最为坚决、最为激烈的就是御史大夫晁错。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汉文帝在位时期,晁错也曾建议消除诸侯的威胁,汉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汉景帝继位后,他又向汉景帝提出同样的建议,汉景帝早有这个打算,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为什么晁错如此强烈的要求“削藩”呢?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采取断然手段,消灭了异姓诸王。汉高祖刘邦吸取秦亡的历史教训,认为秦亡的原因是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因此,他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氏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史称“同姓九王”,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汉初的同姓诸侯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但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在当时,中央政权与地方诸侯国的矛盾并不突出。


后来,这些诸侯王有了土地、军队,权力也很大,逐步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和隐患。汉文帝统治时期,先后就发生过济北王刘兴居反叛和淮南王刘长谋反事件,也是为中央朝廷敲响了警钟。

晁错不但建议还策划了“削藩”行动,他认为藩王中实力最强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哥哥刘仲的儿子,论辈分比汉景帝大很多。刘濞封地物资丰富,有铜矿可以开采,还有海盐可以提炼,他自己铸钱,使得“吴钱通天下”。由于国家很富裕,百姓也不用交赋税,刘濞也深受百姓的爱戴,吴国也日益成为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

说到刘濞有件事不得不说,就是刘濞与汉景帝刘启之间的恩怨。

汉景帝刘启年少时与刘濞的儿子,也就是吴王太子刘贤在一起下棋,两个人发生了争执,刘启将棋盘向吴王太子刘贤掷过去,棋盘重重地砸在刘贤头颅上,当场将他砸死。

刘濞得知消息后,非常伤心和气愤,当吴太子刘贤的遗体被送回吴国,刘濞愤怒到达了顶点,说道:“天下的刘家是一家,既然死在长安,就应葬在长安,何必送回吴国呢。”于是又将遗体送回长安。从此以后,刘濞不再进京觐见,此举虽然有违君臣之礼。汉文帝知道其中缘由,并没有怪罪于他,反而默许他不用来京觐见。

晁错建议拿吴王刘濞先开刀,他对汉景帝说现在削去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一定会造反。就算不动手他迟早也会反。既然如此,不如先下手为强,时间拖得越长隐患就会越大。汉景帝与公卿列侯、皇族讨论此事,其他人没有意见,只有外戚窦婴表示强烈反对。于是,汉景帝将此事暂时搁置。

汉景帝先对其他诸侯国采取了措施,先后借机削减了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封地,诸侯王们深知是晁错背后出主意,对其痛恨不已。

晁错的父亲得知此事后,也从外地赶到长安劝说晁错收手,他对晁错说:“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意思就是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

晁错并不这样认为,他对父亲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天子的权威能够立起来,让大汉的江山社稷更加稳固。晁错父亲规劝无效,觉得大祸很快降临到晁家,不久便自尽而亡了。父亲的死,并没有动摇晁错削藩的决心。

“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汉书·晁错传》


刘濞看到其他诸侯王纷纷遭到打压,感到阵阵寒意,他明白自己是实力最强的诸侯王,也是皇帝心中最大的隐患。他不能坐以待毙,不如起兵反抗。

他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起兵,有些势单力薄,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武,就派使者去说服胶西王联合造反。胶西王刘昂开始并不愿意,在使者的再三劝说下,最终同意了。刘濞又联络了楚王和其他几个诸侯国,大家都害怕被削藩,于是纷纷同意参与造反。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下令削去吴国两个郡的封地,刘濞认为汉景帝要对自己动手了。于是,正式起兵叛乱。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纷纷响应,历史将这次叛乱称为“七国之乱”

刘濞为此次造反也做了充分准备:

他将国内十四岁到六十二岁的男子征召入伍,组成了二十多万的军队。他又为叛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清君侧”,意思就是起兵并不是要推翻皇帝,而是帮汉景帝清除身边的奸臣晁错。


七国联合叛乱,震惊了朝廷。此时,窦婴向汉景帝推荐了一个人,此人曾在吴国做过国相,对于吴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就是袁盎。汉景帝亲自召见了他,询问他有关事宜。

汉景帝问袁盎对于七国之乱有那些看法?袁盎表示叛军来势汹汹,但不足为惧。汉景帝表示疑惑,袁盎继续解释道,刘濞虽实力雄厚,但是他麾下的大多都是被物质诱惑的无赖子弟,一群乌合之众不成气候。汉景帝接着又问他有何退敌之策?袁盎则表示让汉景帝退下身边所有人才能说,包括晁错在内。众人离开后,袁盎对汉景帝说七国之所以叛乱是为了诛杀晁错,恢复过去的领地。如果将晁错杀了,并赦免他们叛乱的罪行,应该可以不动一兵一卒平定这次叛乱。

汉景帝听后深以为然陷入沉默中,此刻他的内心十分的矛盾:

一方面他觉得袁盎说得很有道理,毕竟叛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并不是朝着自己来的。一方面他觉得晁错忠心耿耿,他提出削藩的建议也是为了巩固大汉的江山社稷,他不忍心对晁错痛下杀手。


不过,汉景帝转念一想,如果不能尽快平定这次叛乱,定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就算最后平定这次叛乱,国家实力也会大大削弱。汉景帝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之后,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为了天下安定只能牺牲晁错”

于是,汉景帝下令在上朝时逮捕了晁错,并直接押送到东市腰斩。晁错死时还穿着朝服,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丢掉了性命,不幸的是他当时没有听取父亲的劝诫。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并非忠于朝廷忠于皇帝就能得到善终的。

杀掉晁错后,汉景帝派袁盎去见刘濞,告知晁错死讯,要求刘濞退兵。事实证明,此事是汉景帝想得太过简单了,除掉晁错对于刘濞来说只是消除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他最终的目的是高高在上的皇位,汉景帝才是他想要清除的最大障碍。于是,刘濞拒绝退兵,他说:“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

消息传来,汉景帝非常悔恨,顿时觉得自己很傻很天真,不过事已至此,只有整顿军备,全力以赴的用武力平息这次的叛乱。此时,汉景帝想起父亲身前的嘱托,如果遇到危急情况,有个人可以委以重任。这个人是谁呢?

此人就是曾经诛灭吕氏一族的头号大功臣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汉文帝之所以如此信任周亚夫是因为一件事情。

汉文帝在位时,匈奴经常会有些小规模的袭扰,汉文帝命周亚夫等几位将军驻兵长安周围。一次,汉文帝前往军营劳军,其他几个兵营很容易就进去了,只有周亚夫驻扎的细柳军营,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持利刃,戒备十分森严。汉文帝快到时,手下对守营卫兵“天子即将驾到”。军士却说在军营中,只听将军号令。汉文帝到后,被拦截在军营外,汉文帝只好先派人到军营找周亚夫,方可进入军营。进入军营,军士又说军营不能快马急行,汉文帝只好让马车缓缓而行。一番折腾过后,终于见着周亚夫了,只见他手持兵器行礼。表示自己军令在身,只能行军礼,不能行跪拜之礼。汉文帝手下觉得周亚夫很无礼、怠慢皇帝。汉文帝则认为周亚夫是真将军,相比其他军营的戒备松懈,如果敌军突然来袭,必定会被击败。自此,汉文帝对周亚夫另眼相看,觉得他是大将之才。因此,才会将周亚夫推荐给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刘启。


汉景帝任命周亚夫为统帅,领兵前去平息叛乱。又命窦婴为大将军,坐镇荥阳,作为接应。此时,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也在顽强抵抗在东进路上的吴楚联军。汉景帝的这位弟弟表现得也很给力。

在叛军的不断攻击下,梁王刘武已经感到无力支撑,于是他向朝廷告急。周亚夫认为吴楚联军声势浩大,正面决战难以取胜,建议梁王军拖住吴、楚主力,寻找机会切断敌军的补给,最终击败敌军,汉景帝同意周亚夫的计划。梁王刘武这边已经感觉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刘武直接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没有理会他,继续派军队向东,屯兵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西南),坚守不出。形式紧迫,梁王刘武被逼无奈又再次派人求援,周亚夫还是不发救兵。梁王刘武无奈只得写信给自己的皇帝哥哥,汉景帝下诏让周亚夫派兵增援,周亚夫也不为所动。梁王刘武无奈之下只得把心一横,凭借自己的能力拼死到底。在梁王刘武的拼死抵抗下,吴军无法攻克梁国,只得转而攻打周亚夫的军队。


周亚夫坚守壁垒,又派轻兵南下,断绝叛军的粮道。吴军断粮后,士兵饥饿不能久战,于是,只能加大攻击,想尽快攻克昌邑。然而无论如何挑衅,周亚夫都坚守不出,无奈之下只能夜袭周亚夫军营,周亚夫早已料到并做好了准备,吴军大败,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刘濞乘夜逃走,渡过淮河至丹徒(今江苏镇江),退守东越,又派人招集残兵。汉景帝派人以利益引诱东越王,东越王找机会刺死刘濞,并将刘濞首级献给汉景帝。

叛军溃散后,楚王刘戊自杀。不久后,胶西王、赵王也相继自杀。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也都伏法被诛杀,只有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后又坚守不发兵,因此得到赦免。

这场叛乱持续三个月就被平定了,时间不长,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让汉景帝深深地感受到藩王的强悍,更增加了汉景帝对削藩的决心。

汉景帝趁着平定叛乱的余威:

下令诸侯国的丞相改为“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和中央机构同名的官职被废除,大幅度增加中央派遣官吏人数。这些官吏不是为诸侯王效力的,而且负责监视诸侯王的。同时诸侯王的收入仅限于由中央派遣的官吏在其封国内征收的租税,不允许诸侯王擅自经营制盐、冶炼等获得其他收入。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诸侯国的独立性遭到了削弱,较大程度的减轻了藩王对中央的威胁。

除了“七国之乱”给百姓带来短暂的灾祸外,汉景帝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是不错的。

他和父亲汉文帝一样,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把赋税调整为三十税一,也就是官府只要百姓收成的三十分之一,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他慎用民力在位期间,除了为自己修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陵墓外,基本没有兴建大型工程。在减轻刑罚方面,他延续了汉文帝的做法。①汉文帝时期取消肉刑,以鞭刑代之等刑罚。不过接受鞭刑的人也有时常被打死打残的,因此,汉景帝又下令废除鞭刑。又将分裂尸体的磔刑改为弃市。②他还强调“治狱者务先宽”,要求办案官吏依法定罪,疑罪从轻。有罪犯不服的案件,都必须重新评议,不得草菅人命。


在思想领域,继续采用兼容并包的策略,允许百家争鸣。在外交上,继续延续和匈奴和亲的政策,对匈奴进行安抚。不轻易使用武力。在对待外戚上,汉景帝也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让外戚专权,不过也会让外戚担任一些的官职。窦婴平定“七国之乱”有功,窦太后几次请汉景帝任命窦婴为丞相,汉景帝都没有答应,理由是窦婴虽有才干但行为比较轻薄,丞相之位需要沉稳的人担任,窦婴并不适合。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司马迁


在汉景帝统治期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百姓生活持续改善,将汉初残破的景象一扫而光,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历史上把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称为“文景之治”,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盛世,大汉王朝也由此一步步走向最强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