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兰县黄河岸边有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现代化农场——京星农场。
如今，京星农场依傍黄河，沟壑纵横，麦浪滚滚，稻谷飘香，昔日荒滩已变成米粮川。
60多年过去了，当年从北京来建设京星农场的年轻人大都已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了。他们乡音未改鬓毛衰，依旧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京腔京调。老京星人把青春和热血献给了为之耕耘的京星农场。
20世纪50年代，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2000多名北京市民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动员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怀豪情壮志来到银川落户。
1955年5～8月，在4个月之内，有468户2025名北京人陆陆续续分8批从北京火车站出发，坐硬座沿京包线西行，千里迢迢赶往银川。
他们举家从繁华的大都市净身出户，房产被没收，携妻带子，一路穿过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和寸草不生的毛乌素沙漠，到达终点站包头站。
当时宁夏银川没有通火车，人们到银川只有到了包头再转车。北京移民下了火车，银川专区派来的汽车早已等候在内蒙古包头车站。
从没出过远门的北京人，扶老携幼，身背肩挎，再转乘搭着帐篷的汽车沿包兰公路进入银川。
从包头到银川，人们朝行暮宿，两渡黄河。汽车进入当时属甘肃省管辖的宁夏境内后，艰难前行，崎岖不平的土路把汽车颠簸得左右摇晃，汽车过后尘土飞扬。
当时正值夏日，天气炎热，搭着篷子的汽车把人们闷得上气不接下气。
车行到半路时，上到七八十岁的人，下至嗷嗷待哺的婴儿，都开始出现上吐下泻的晕车反应。
一时间，车厢气味污浊，但人们都以关爱之心，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在困境中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行程。
汽车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奔波，第四天终于到达千里之外的银川专区贺兰县东北角的黄河滩上。
贺兰县属河套地带，东濒黄河，旧时“宁夏八景”之一的“黄沙古渡”就在这里；沙鸥翔集，苇毛飞白，轻舟短棹，漂浮水面。号称通八堡之通义，通济（通吉）河滩，因住有熊氏人家，故称熊家滩。
新中国成立前，此处沙丘刺丛遍地，为野兔獾狐提供了藏身之地。天苍苍，野茫茫，一片荒凉。
曾经风华正茂的支宁青年
1954～1955年年初，银川专署遵照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指示，决定在贺兰县集体安置北京移民2000余人。
1月21日，贺兰县人民委员会制定了安置北京市移民的计划，对安置移民的各项经费概算、安置地点、房屋修建等诸项工作，做了认真细致的安排。
为了加强对移民工作的领导，县上成立移民安置委员会，县长杨玉玺为主任；下设办公室，抽调干部11名，又聘用懂农业技术的老农4名，具体指导垦荒工作。
根据银川专署的指示精神，县上经过认真勘查，首选二区七、九（通义和通吉）乡一块风水宝地——白熊家滩至昌润桥，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1公里。
这片黄河滩地虽已荒草没膝，沟渠颓废，但土地曾经垦殖，平坦肥沃，开发起来要比开垦原始荒滩节省投资。
建房工程分3个基地施工，于2月11日开始准备，统一调集建房工人500余名，在二区14个乡购买垡拉（旧时农村盖房的一种建筑材料）32万块。
3月1日动工至5月21日，第二片基地所规划的住房245间全部盖好，第一片基地月底将修建完竣，第三片基地已打好基础。
5月14日之前，对立岗堡至二区九乡的道路与部分桥涵，组织民工全部整修，可使汽车通行。
在首批北京移民到达之前，雇用民工开垦荒地近4000亩，播种黑豆、豌豆、扁豆、胡麻、洋芋等作物，其收获将用于调剂补充移民粮食和牲畜饲料之不足。
1955年5月24日，辛勤筹备了多日的干部和立岗附近的群众一大早就等候在接待地点。
下午3时许，第一批55户230名北京移民到达安置地点，其中就有著名作家张贤亮及其母亲和妹妹。
移民到达时，群众夹道欢迎，搬行李、抱孩子，像接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京星农场的北京移民中有民国时期的作家、画家、翻译、医生、工程师、复转军人、学生、商人，有旧社会耍把戏的、说书卖唱的，还有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
最著名的有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名徒、著名画家韩致中，著名作家张贤亮，民国政府总统袁世凯的六姨太叶蓁，袁世凯的儿子袁巨勋、孙子袁家伟等人。
这些人，在京星农场留下了他们难忘的人生足迹。
随后，当地政府按移民家庭人口情况，给一家一户分配已盖好的土坯平房。分配标准是1户3口人分平房1间，1户4～6人分平房2间，7人以上的户家分平房3间。
屋内盘着占有半间屋子大的烧火土炕和一个土炉子，炕上铺着竹席子，土台子就是板凳，吃饭用的桌子是用炕面子砌的桌子。
一家三四口盖一床被子，没有木制家具之类的摆设。
一家一户分配好的锅、碗、碟、盆、煤油灯等基本生活用具都已在地上摆好……
当时的农场土坯房
这些北京移民离开城市，身处他乡，举目无亲，倍感凄凉。
滔滔黄河岸边杂草丛生，一望无际的黄河滩地荒凉贫瘠，这就是要他们去开拓耕耘、为之奋斗终生的黄土地。
为了解决移民儿童上学问题，1955年6月6日，县人委会即专案上报银川专署，拟在京星新建完全小学一所；6月17日，又上报建校所需经费和设计方案，请求北京市拨款2.3万元。
翌年春，贺兰县新建小学建成开学，首任校长由县教育科长吴锡禄兼任，师资配备从全县教师中选派，设备配置较好，成为全县一流的小学，使330名学生就近上学，并免收学杂费。91名中学生到银川中学（今银川一中）、银川女中上学，享受助学金等特殊待遇。
移民初到，水土不服，患病者较多。
村社与临近医疗站（所）签订合同，移民凭介绍信治疗，费用可先记账，后由村社统一结算。新建乡成立后，建立了乡医疗所，选拔并培训接生员8名。
在4个自然村各设夜校1处，进行扫盲。冬闲之时，乡上成立业余剧团，排演了评剧《刘巧儿》《小女婿》《罗汉钱》等剧目，应邀到县城以至银川、石嘴山、巴音浩特巡回演出，博得好评。
这批京城子民来宁后，许多人有了用武之地，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被介绍到机关、学校、煤矿工作，共有56人。张贤亮、尚义、宋多儒等12人被甘肃第二文化干校聘为教师。
后期的发展出人意料，尤其是1959年、1960年两年的连续歉收，绝产；1960年的“双反”运动，移民干部被逮捕，使移民产生心理恐慌，京星大队移民再次掀起外逃风潮。
到1961年，全大队人数减至640人，仅为安置时的1/4。
为扭转这一状况，县委于1961年1月决定成立地方国营京星农场，以顺应民心。
农场设党支部，直属县委领导；管委会下设8个农业队，1个林业队和1个副业队，调派国家干部17人，担任书记、场长等职。
农场先后并入支宁浙江青年220人、陕西移民570人、河南移民210人，实行统一管理，劳动力全部转为农工、按月发放工资。
工资等次分为5级，最高者35元，最低者18元，移民生活有了保障。县上又投资9.5万元，调拨拖拉机3台。
但时间不长，陕、浙移民强烈要求返乡，后经上报批准，陕西和浙江的部分移民分批返回原籍。
到1979年，全场共有移民295户1311人，其中北京移民113户451人，浙江移民14户63人，河南移民21户106人；其他147户691人则是从邻县和本县自行迁入的当地公社社员。
移民最大的痛苦是政治上的压抑。
从1955年安置到1979年的20多年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移民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歧视，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过去，对京星移民的评定是不公平的，被视为“社会渣滓”。
老一代移民叫苦不迭，至今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京星移民好悲伤，村村有危房，家家都缺粮，户户都欠债，没钱穿衣裳”。
北京移民初来乍到，由于对当地农业生产、气候环境、生活习俗、语言交流等都极不适应，又从未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更不懂农业生产技术，再加上水土不服，思乡之情愈加浓烈。
刚来时，国家还对他们进行救济，移民生活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供应17.5公斤口粮和1.5元菜金，但他们每月没有现钱收入。为了改造自然，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填水坑、打蒲草、割芦苇，实行人海战术围湖造田。
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终于在黄河岸边种植了5公里宽、10公里长的防护林带，这为京星农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让移民尽快掌握生产技术，政府有关部门从各生产大队抽出种田能手，手把手教移民犁地、种田、收割。
但是，由于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从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到1980年改革开放前，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移民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粮食亩产一直徘徊在100公斤上下，人均年收入只有100元左右。
那时没有自留地，副业又少，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有“问题”的京星人在劫难逃。
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1960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绝境中的京星人为了谋生，纷纷出逃，在那个最困难的年代，出现了两次返京回乡的大高峰。
一些北京移民三五成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扛着铺盖，拎着行包，沿途风餐露宿，徒步向北京方向走去。
他们没钱买火车票，身强力壮的就扒火车，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个栖息的地方安家落户。至今，在银川、包头、呼和浩特等城市，还有许多当年中途落户的北京移民。
1984年1月，京星农牧场正式成立，仍为国家支持下的集体经济。
此后，政府年年投资，使民房和小学校舍翻修一新。
京星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84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前夕，北京日报社、北京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派遣记者不远千里来到京星农牧场采访，给京星移民带来了首都人民的关怀。使移民更加坚定了扎根宁夏的信心和决心，坚信党的政策。
他们感慨万分地说：“党和政府千方百计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今后我们再不能把手伸向银行，把嘴朝着国库要救济、吃补助。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建设家园。”
为回报故乡人民的关怀，贺兰县北京移民汇报团一行6人于1984年年末赴京汇报。
1985年1月4日，北京市副市长封明召集市政府办、民政局、经济技术协作办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在北京丰泽园饭庄接待了汇报团。
封副市长在听取汇报后说：“你们到宁夏35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为国家做了贡献，北京市政府没有忘记你们……”，并对汇报团的要求表示支持，当即指示由北京市民政局牵头，联合有关部门，对汇报团提出的问题逐一落实。
是年，自治区投资40万元，北京市资助20万元，贺兰县自筹15万元修筑了立岗至京星的柏油路。
后又免征5年的公购粮，使京星人能得到休养生息。给京星每家每户拨专款修建新砖瓦房，改变居住环境；拨专款购置农业机械，发展农业生产。
又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在贺兰县黄河岸边，纵亘黄河西岸，长10公里，宽2.5公里的京星地域，已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
文章及图片均来源于罗昀编著的《贺兰史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