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黑赶路、打卡制度、迟到严罚,古代朝廷官员“上班”有多难?

古代文人学子成千上万,挑灯苦读的最终目的都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使如李白这样浪漫、洒脱的大诗人都不能免俗。可是成为官员以后真的就高枕无忧了吗?

做一个古代的上班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光他们称不上铁饭碗,而且成为官员后的生活并不比十年寒窗轻松,从一介布衣成为天子门生以后的日子有时候更需要如履薄冰,而且比起求学,上班生活的自由度也大打折扣了。那么古人的上班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一、 古代官员上班为何需要披星戴月

(一)古代官员上朝路之多艰

明代有言"三品乘轿,四品骑马",可见到明朝时期,上早朝的官员大多数是可乘坐交通工具的,那为何经常见诗文中有上下朝披星戴月的言论呢?

我们知道官员上朝议事的场所是皇宫,通常在都城最中心的位置,然而由于城池建设的需要,都城附近是王公贵族的宅院、交易往来的坊市,甚至寻欢作乐的歌舞场所,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其实众多官员的宅邸其实根本无法安置在城内的,故而无论坐轿子还是骑马,通勤时间都是很令人头疼的。

即使到了宫门口,还要有严格的检查甄别制度,而且由于防火需要,宫门到大殿之间竟然不能点灯,这样抹黑的环境下无疑为上朝增加了更多的麻烦,甚至曾有官员因为下雨路滑跌入水塘淹死的事件发生。

上朝时间换算下来大约是如今的七点左右,若有迟到还要受到严格惩罚,而加上路途难行宫门难进等问题,提前两小时就出发的官员比比皆是,一句披星戴月可真的不是夸张,而是无奈的事实,不怪乎有人说做官的苦甚至超过了十年寒窗。

(二)早朝制度真的有必要吗?

《诗经·齐风·鸡鸣》篇中有这 样一句: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这是妻子唤丈夫起床时的话,说的是鸡已经打鸣了,朝堂已经开始忙碌。可见天色将明、闻鸡鸣开始早朝的习俗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早朝又是做什么的呢?为何早朝一定要这么早呢?

《梁书·武帝纪》记载:"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可见每日的早朝需要皇帝与大臣共同商议国事,甚至每天官员们需要做的事物、即将对各地下达的政令等都会在早朝时进行商议和决定,故而早朝必须足够早才能在消息传播速度缓慢的古代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效率。

此外,明朝的书册中也有记载,早朝"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伤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美成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

可见早朝的早也是帝王表现自己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的手段之一,不仅能够掌控朝臣的行动,控制臣子之心,也能收拢民心,甚至让别国受到威慑和震撼,为此牺牲一些"睡懒觉"的时间是十分值得的。

(三)古代官员上衙真的有如此繁多的事物吗?

明代袁宏道一封写给好友的书信中曾向后人展示了他的官场生活:"相别便已半载,尚未及通讯一字,吴令匆忙乃尔。近日学问想益大进。部下有可与谭者否?生在此繁苦不堪道,大略鸡鸣而起,三更而息,每困顿时,辄思世间有长夜鼾睡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写照,也不会因为他是京官而格外劳累,其实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县衙,每天要面对的财政、司法、治安等各个方面的繁杂事务,也足以让今人感到头疼,更何况在交通、通讯皆不便的古代,还要考虑如何更快更完善的下达政令,三更而息也就很正常了。

这种忙不完的生活对许多官员的身心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除了重病、丁忧等等大事,这些官员平时连请假都不能,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能够保持本心,坚持为民的官员就更加值得称赞。

但即使由中央把控,也很难让所有人都能一直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在休闲活动乏的古代,如何调动部下积极性、如何保持工作的高效性也是各级官员都要学会的重要手段。

二、古人考勤制度与王朝沉浮漫谈

(一)早朝时的打卡制度

我们刚刚谈起早朝之"早",很多朝臣只能披星戴月的去参加早朝,而且由于为防火原因考虑,除了一些在早朝之前便要面见皇帝陈情重要事务的重臣可以由內仕掌灯领路入宫外,其他朝臣只能抹黑进宫,而千百年来"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的朝臣没有被不法之徒取而代之的原因,则都在这严格的打卡制度上了

《汉书·元帝纪》记载,凡是有资格入宫早朝的朝臣需要在"二尺竹牒"制作的特殊记名牌上记录本人的姓名、年纪、容貌、身份官职,堪称入宫专用的"通关文牒",被称作门籍

门籍"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即使因身体原因请假的官员也会在其姓名之下添上一个病字,表示无法上朝了。若无门籍记载的官员不经传召允许私自妄图入宫,

则会以"无籍入宫殿门"之罪受到严酷的惩罚

这种简单粗暴的鉴别身份之法却也是最难弄虚作假的,而这也保证了很难有人混入森严的宫城。

(二)从古代考勤制度变迁看王朝兴衰

古人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下难免有了懈怠之心,不仅有关于假托生病之名不去早朝,更有不少臣子在下朝后私自离岗,行游乐之举。这种现象看似无所谓,但其后果却被元朝右丞相一语道破,

"比者僚属及六部诸臣,皆晚至早退,政务废弛"。

为了杜绝这种事情发生,古代也设置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对于需要上朝的臣子,若有因病请假则要有医官前往查看真假,若借病避朝却另行他事,则要受到严惩。

最初这些欺君罔上的臣子不仅要打板子,还很有可能直接革职,在帝王权威极盛的时候,为臣者对上朝这件事是不敢有一丝轻慢的,然而懒惰是人类的劣根性,为君者勤勉是自身素养的体现,臣子的勤勉大多时候却是皇权强压下的畏惧使然。

早朝之后的官员并不能下班,还要去各自的衙门处理一天的公务,衙门里从上到下官员无数,若无相应规则更难防止其阳奉阴违擅离职守,因此各级衙门也产生了点名制度。

这种点名与早朝不同,不仅上班伊始需要点名,而且在上班期间还要进行数次点名,甚至会有不定时的突击抽查,然而即使这样,也难以阻止一些人的偷偷离岗,对于这些人,其惩罚手段也是花样百出。

对于失职的官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处罚方式。根据《旧唐书》记载,唐玄宗时规定,"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而到了肃宗执掌朝政时,则降低为"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期,"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

从记载可见,朝廷的逐渐式微也会导致中央集权的旁落,对官僚和士族的控制力下降,也正是因此,对于官员的管理手段才从最初的雷霆手段转向不痛不痒的惩罚,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安抚官员,也相当于默认了他们的躲懒行为,是皇权向官僚妥协的表现。

人说雪上加霜,这种考勤制度的削弱无疑是对朝堂统治权威的进一步削弱,众所周知古代冗官冗职的状况本就难以解决,而这些人还渐渐走向尸位素餐、游手好闲,每年朝廷的开支有一大笔要支付这些人的俸禄,而这些食君之禄的人却无心为君分忧,这种权利的倾斜在唐、宋、明清等朝代末期都有体现

朝堂的消亡不是一个人能够办到的,臣子的散漫是皇权威慑力严重下降的体现,而皇权旁落的原因则是军权、财权的旁落甚至"从此君王不早朝"的错误行径导致的,因此我们熟知的盛唐、宋、明中期和康乾盛世,对于上班这件事从君王到臣子都是十分严格,决不可轻视的。

结语:

古代官员的上班生活大多时候是十分枯燥的,他们每天超过六成的时间都在上班或上班路上,其政令下达也需要十分谨慎,钱粮赋役、词讼断案、文书往来,一桩桩一件件繁杂冗长,让人十分劳心。

在这样的公务员生活下,许多官员甚至渐渐丧失了做官的斗志,官场中的争斗和浮沉也让很多人难以安心实现为民请命的抱负。但从这样的制度里我们也能看出帝王心术、看出时代浮沉,看出在条件落后的古代想要治理一个国家,需要怎样的努力和坚韧,这些几乎放弃了自由的官场中人,才是将五千年文化支撑下去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