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我叫杨度,祖上世代务农。我的父亲杨懿生,是我祖父的第四个儿子,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弟弟杨钧(字重子),妹妹杨庄(字叔姬)。我十岁时父亲去世,于是被过继给伯父。十六岁时我改名为度,字皙子。(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祖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祖父阵亡,大伯死里逃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
光绪十八年(1892年),我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之后参加会试,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我也参加了,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我二十一岁时,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招我为学生。我追随我师学习三年,痴醉于王室帝王之术。同门师兄弟还有夏寿田、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同蔡锷(艮寅)、刘揆一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不顾我师劝阻,瞒着他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书院,我与黄兴,即黄克强成为同学。在思想的转变之上,我与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为了筹办《游学译编》和获得经费支持,被迫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看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被保荐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也是我的共事,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我也受到了牵连,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我避居家乡,娶妻黄氏仲瀛。不久之后,我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秋季,我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就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新民丛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我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我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我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我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我也圆满完成任务。
我曾在东京与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讨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我虽然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我还是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之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数次邀我参加,我拒绝了,但我同时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我决心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救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我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熊希龄赴日请我和梁启超草拟报告,我于是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我也博得盛名。次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我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我与梁启超分道而行。我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我,说我"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此前仅有举人功名)。
宣统三年(1911年),朝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我担任统计局局长。之后我与袁世凯交情颇深。渐渐地我发现袁世凯的非常之处,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我奋起拒绝,不草诏书,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我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了袁世凯的幕僚。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我加入国民党,我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我入党,我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我才可以考虑。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我出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我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我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我为"旷代逸才"。
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