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规定，若官员的年龄满足七十岁就可申请致仕
致仕乱象
少数官员安分知足且辞荣知止。
没错，应该说宋朝时期这种类型的官员不多，属于少数。这部分按时致仕的官员深知自身位高权重，伴君如伴虎，功成名就悄然而退乃是上策，如王彦超进封邠国公致仕、韩世忠除太师致仕，都是功成身退，没有贪恋权力。事实上，这样的知止行为，不仅得以继续享受丰厚的待遇，亦能保住晚节、孝养双亲，实则两全其美，甚至得大于失。
部分官员假意知止，以退为进。
还有一部分中高级官员借助假意知止，实则以退为进，目的是为了赢得朝廷对其政治主张的支持与诉求愿望的满足，这在神宗时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神宗朝变法，新旧党派彼此倾轧，诸如范镇、司马光、富弼等部分中高级官员不赞成变法，皆以致仕为借口，使得致仕一度成为党争的工具和手段。杨缯引用古语“老而知之，少而决之”，侧面希望皇帝面对朝廷重臣的请求，多加挽留，以退为进的用意再明显不过。
没钱养老可是大问题
多数官员不安本分且恋栈贪位。
有宋一代虽然存在一批知止而退的官员，他们或享有较为丰厚的待遇及时致仕以保晚节，或以致仕为手段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更多的官员仍然避免不了恋栈，抓着手中的权力不愿放下，宁肯老死任上也不愿归乡颐养天年。可以说，宋朝官员及年不退之风盛行。
宋朝初期自陈并许致仕，至宋朝中后期，历代皇帝都通过政令来引导，甚至以更为强硬的命令规定理应退休的官员年及而退。对于不主动致仕的官员，皇帝将他们强行致仕并不附加优厚的待遇。可见，皇帝要求官员按时致仕的手段愈发强硬。但即便如此，现实中宋朝官员的致仕态度也与朝廷期待大相径庭。
总之，宋朝待致仕官员中既有不及年龄便提出退休者，也有已过年龄仍然恋栈不退者。面对恋栈难题，宋朝政府试图通过完善致仕制度予以解决，且不乏强制官员及年而退的措施和规定，但收效甚微，不愿年及而退者仍然不在少数。
多数官员不安本分且恋栈贪位
宋代官员为什么不想退休？
不想退休的主观原因：物质条件吸引
人的主观意识常常受到物质状况的影响。年及之官员面临致仕与否的选择时，也毫不例外。待致仕官员中既有因生活条件窘迫而不愿卸任归乡以图温饱之人，亦有贪恋权财沉溺于纸醉金迷繁华世界而故作不知退之人。
底层官员担忧生活无保障。
相比较中高级官员的致仕后的待遇和条件，底层官员在致仕之后实际俸禄减少，常“食不果腹”，无以为继。正是基于这种对致仕后不堪实际境遇的担忧和顾虑，只能以故作不知致仕来延续现有待遇。
自太宗至仁宗朝，宋朝皇帝均注意到官员在致仕后俸禄不足果腹的问题。即便如此，非高官致仕后享有的待遇还是有些差强人意，以致宋朝中后期，将要致仕官员大部分不愿意转官致仕。
相比致仕，官员还是希望任官取俸。尽管皇帝多次颁布诏令也未能解决官员年及不退的问题，因为根源上并没有解决退休人员的待遇问题，皇上口头喊喊，那么大家也就耳朵听听。于是故作不知以继续享受现有恩俸之现象禁而不止也就不难理解，在所难免了。
中上层官员拜金风气盛行。
中下层官员顾虑致仕后食不果腹，无以为继，故作不知退尚且情有可原。然而在宋代拜金现象几乎成为社会风气，在中上层官员之间尤为盛行。部分时人入朝为官的初衷就是为了享受高官厚禄，即寻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权在利在，权失利亡。
换言之，致仕后便伴随着权力的消亡，既得利益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故而多数官员皆昧利而数年不退，继续为官。这从侧面可以窥见官员主观上存在过度追求钱财的现象。甚至个别官员因为人贪滥，至年老时愈加严重，不加悔改，而终遭放罢之处置。
所以，由于现实因素的影响，宋朝多数待致仕官员均在代价和利益之间寻求平衡，担忧基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在物质的诱惑下，使得部分应致仕官员贪恋权财，进而导致年及而愿退者很少。
在物质的诱惑下，使得部分应致仕官员贪恋权财，进而导致年及而愿退者很少。
不想退休的客观原因：诏令随意善变
宋朝政府通过诏令等形式对致仕制度进行频繁调整和修订，使得致仕制度呈现出善变和随意的特点，带有更加明显的人治色彩，这也成为官员不能按时致仕的制度性原因。
及年不退的官员待遇有别。
从政策上来看，若朝臣到了七十的年龄就该致仕。但仁宗为了礼贤，对部分为朝廷做过贡献的致仕官员却又采取留任的做法，并规定：年及应致仕的官员，政府不能强行干预致仕且谏官不能弹劾。
仁宗的目的是给予优厚的待遇的同时，希望有能力的官员可以继续为宋朝政府效力。仁宗在其手诏中限制了致仕官员留任的条件，如犯法、贬职或老病者都不在此留任范围之内，并且到期不致仕就会面临谏官的弹劾。
但是，宋朝政府将官员的品级或能力与年龄确定为待致仕官员去留的双重标准，使得谏官弹劾对象也发生了变化。表面上，将这一标准修改地更加理性和公平，实则在运作过程中更加具有随意性的特点。
宋仁宗
如期而退的官员受到特殊嘉奖。
官员如期致仕理应为本分，按照章程办理退休即可。然而，治平四年，宋神宗即位，李东之和李受二人相继致仕。依照先例，皇帝对致仕大臣不需要有谢辞之礼。然而神宗特别地在延和殿召见李东之，命坐赐茶，并赏赐颇丰。等到高宗朝，文武官员陈乞致仕，若皇帝不同意，官员必须守其本职，不能有丝毫懈怠，若因公而身亡，可以享受致仕后的额外待遇，也称得上是一种额外的嘉奖。
明明有制度在前，却往往被皇帝的个人意志所引导，足见宋朝致仕制度的随意性和人治性特点。
未及年而退的官员亦得认可。
虽宋朝官员七十致仕的规定始于真宗咸平元年，且需要上请皇帝，得到允许才能致仕。然而到宋朝中后期，未及年龄标准也可陈请致仕，官员致仕标准更加随意。
事实上，认可乃至奖掖提前退休者亦是为了扭转当时“知退者少”的尴尬局面。正因贪利者多，故而官员若有致仕的想法，皆可陈请致仕，不及年龄照例亦可陈请。宋孝宗淳熙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更是高调地发布有一道褒奖提前致仕者的诏令。有鉴于当朝官员好进而不知止的现象存在，故而树立未及年即请求致仕之韩见素、鹿何等人为典范，供相关官员见贤思齐。
然而这一举动却并未取得预期成效。究其原因，在于致仕制度的随意性和复杂性，使得许多官员终究不知该退与否。因此，这一导向即使短时间内可引发官员的知退之风，但时间一长，终究还是收效甚微。
到宋朝中后期，未及年龄标准也可陈请致仕，官员致仕标准更加随意
及年求退的官员进退两难。
由于致仕制度建设的初衷即为尊老优贤，这导致另一部分官员无法正常致仕，他们难于退休，超期服役，苦不堪言。
难退存在两种情形。一是部分位高权重的官员难退。如高宗朝，文武官员陈乞致仕，皇帝拥有极强的独断性和随意性，如若不被恩准，必须守其本职，不能有丝毫懈怠。比如强行父和王次翁都请求休退，然而由于官员们向皇帝建言，朝廷特令强、王二人再仕。如二人一般，屡次陈乞致仕的朝廷重臣非常多，皇帝大多不允。皇帝既需要一些元老重臣的政治才能来治理国家，又需要借此表达出恤老优贤的态度。
二是拥有特殊才能、肩负特殊使命的官员难退。比如张枢密的儿子张功，宋高宗绍兴末期，年近八十，就因为只有他识得张枢密遗留下来的遗稿，重又回到朝廷，继续履职。宋朝皇帝历来优渥文官，希望有能力的朝臣尽其所能共治天下，而希冀致仕的官员面对皇帝的再三挽留，碍于情面难以坚持己见，从而使得其致仕之路难上加难，甚至遥遥无期。
基于宋朝的祐文国策，朝廷频繁修订致仕标准，以期留任栋梁之才，稳固封建统治。官员的致仕由以年龄为条件的单一标准进而过渡为以才干和年龄为条件的复合型标准，也使得这一标准在实施的过程中带有极强的善变和随意性特点。
换言之，国家致仕政策“朝令夕改”，作为当朝官员，面对既褒奖提前退休，又奖励按时致仕，还惩处或者认可到时不退者等如此繁杂的境况，属实不知该退还是不该退，进退两难，无所适从！
结语：宋代官员的恋栈现象，不仅官员主观受到浮躁的社会风气之引导，还受到致仕制度的客观局限。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使得部分致仕官员的致仕之路似乎总是事与愿违。
高宗朝，文武官员陈乞致仕，皇帝拥有极强的独断性和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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