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被誉为“东方的文明”，可谓中国的国粹。我国使用筷子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不少外国友人到来后的第一桩新鲜事，就是用筷子吃饭，从筷子开始认识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曾评价说：“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发明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使用筷子不仅轻便文雅，而且也有益于身心健康。
日本专家曾对使用筷子的人作仪器测定，发现小小的筷子运用起来，要牵扯到30多个关节和50多条肌肉。根据生物力学观点，用筷子挟持食物，因关节承受的摩擦力和肌肉受到的拉伸，神经系统也得到良好的刺激，使之活跃。因此，用筷子可以促使手指灵活，头脑聪明；并建议父母应尽早的教会孩子使用筷子，以开发智力。前苏联教育家霍姆林斯基也说：“儿童的智慧在他们的手指上”。
然而，国人根深蒂固、习以为常，同桌共餐时的筷子混战，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科学研究早已证实，进食时筷子所接触人的口腔唾液中，既含有抗菌物质，又含有各种病菌。一些已经生病的人可能会使人比较注意防范；但有些虽然口腔中带菌，但并不“生病”的人，医学上称为“健康带菌者”；更有一些传染病“潜伏期”尚未症状显现的患者。当这些“带菌者”口腔中的病菌一经传播给别人，别人则有可能患病。
众人共餐时通过筷子为媒介的唾液交流，加上其它方面的接触，于是病毒性肝炎、腮腺炎、风疹、猩红热以及肺结核、流行性感冒等多种疾病，便极易在“交流”中得到传播。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性病患者的粘膜破溃的口腔里，可找到生殖器疱疹病毒及梅毒螺旋体等病原体，这些看不见的杀手，更时刻会给忽略卫生的人们造成威胁。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调查了在澳大利亚以外出生的 328名中国男子和妇女，发现他们中间60％的人有幽门螺杆菌──比澳大利亚的白人高出一倍。唾液里的细菌通过筷子、食物，使共餐者互相传染，而幽门螺杆菌正是引发胃溃疡的主要原因。
1922年冬，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访问日本时两次途径上海。本来对东方古国充满了好奇，结果，他看到的不仅是饥寒交迫的中国百姓，更有不可思议的是，中餐桌子上人们竟然用自己的筷子，在一个盘子里夹菜。他在远东之行的日记中，用很多贬义词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印象。
分餐制也并非外国人的专利。山东临淄（曾是齐都城）曾出土一批青铜餐具，这批餐具经专家鉴定，是战国末期烧制而成的，有鼎、豆、壶、勺、耳环等器具共31件。其中1 套七件式餐具，显示了战国时期上层阶级已有分餐行为。
而在皇帝中，讲究饮食卫生的要数南宋的宋高宗赵构了。尽管他在政治上是个昏庸的君王，但在饮食方面，并不因为自己是皇帝而无所顾忌。讲究饮食卫生，也许是他活到80岁高寿的原因之一。《西湖余志》载：“高宗在德寿，每进膳，必置匙箸两副。食前多品择其欲食者，以别箸取置一器，食之必尽。饭则以别匙减而后食。吴后尝问其故，曰：‘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
这里所说的“箸”，就是今天我们所用的“筷子”。“箸”与“住”同音，船家认为此音于行船不吉，故反其意称为“筷”。古时候皇帝吃剩的菜肴，一般赐给宫中其他人吃，在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中，是认可的。高宗在进膳时，“必置匙箸两副”，先用“公筷”及“公匙”将食物取置于自己的容器中，再用另一双筷匙食用；注意不把“污染”过的吃剩食物随便分给下属，为其他人的饮食卫生着想，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以筷子为餐具。据考证，早在唐朝以前，筷子就传入了这些国家。每年8月4日，日本还有热闹的“筷子节”。经过改革，日本人一般已习惯分餐就食，在机关企业里，有时中午需要聚餐，大家每人一个饭盒，各吃各的，即使宴会场合也是每人一份，端在人们面前。作为世界上的长寿国家，日本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普及卫生知识和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
反思国人，尽管古代的上层社会中已实施过公筷、分餐的行为，但多年来提倡的分餐制至今实行者仍寥若晨星，就连十分简便易行的公筷制也很不普及！
不久前，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还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唾液、眼结膜分泌物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核酸……。
因此，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与中国名满天下的饮食文化密切相关又极不协调的是十分落后的进餐方式──“聚餐”。在通过立法的形式禁止食用野生动物、阻断野生动物身上的病毒向人类传播途径的同时，要继续大力宣传倡导“分餐制”，一时做不到的要实行“公筷制”。这是文明、健康的需要，也是提高公民素质、树立国人良好形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