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全集丨平凡中的不凡:《可凡倾听》毛卫宁专访(下)

立足生活,观照现实,他的作品独树一帜;

目标明确,严格自律,他的成功绝非偶然。本期《可凡倾听》,走近导演毛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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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毛卫宁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也就是编剧专业。不过他很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当一名导演。为了这个理想,大学毕业后他甚至不惜放弃回到北京或是留在上海的机会,甘愿分配到四川工作。

曹可凡:你觉得从编剧到导演的这种跨界,是轻而易举的,还是说这个跨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是隔行如隔山。

毛卫宁:因为我当时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戏剧学院导演系是没有本科班的,只有进修班。我读了戏文系以后,我一年级就写了个电影剧本,叫《小雨中的回忆》,是写一个女主角入学以后,就喜欢上一个高年级的男生,然后整个片子写他们恋爱,各种各样恋爱。然后片子结尾是,这个男孩子毕业了,她去跟他告别,这个男孩子根本不认识她,因为整个都是她想象的。所以这个故事像一个意识流,因为那个时候(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比较大,我就写了个意识流的电影剧本。结果这个剧本就被黄建新导演看中,这是黄建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曹可凡:真的啊?

毛卫宁:对。黄建新导演正好在电影学院读导演系进修班,他的毕业作品就选中了它,就在南京拍的。我那时候一年级,我就被要求去跟组修改,因为我是编剧。我就在这个剧组待了一个月。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实习片,指导老师是王心语教授。他们每天是白天拍完了,晚上就要坐在那儿开始讨论,这个剧本,这场戏,明天要拍这场戏,今天拍的哪些,是怎么拍的,有什么问题。明天拍的,来,黄建新导演,你说说。他就会画分镜头,然后导师就会告诉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剧本哪点你没有拍出来,它是这样一种拍摄方法。所以这个戏拍完以后,我就觉得,(当)导演好,导演才能够完整地体现出你的创作意图。

曹可凡:对。

毛卫宁:我从那个时候就决定我要做导演,实际上就是一年级,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做导演,而不是学编剧。但是我不能改行,我不能转系,我依然读着戏文系,一直学着编剧,但是我就一直在自己作导演方面的储备。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毕业留校了,他后来是我们戏剧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查了一下,当时我们学校图书馆里面,大概有1700册跟影视方面有关的书,只有1700册,你是唯一一个把这1700册全读完的,因为借书卡上有你的名字,我四年时间把这个全读完了。

曹可凡:厉害。

毛卫宁: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就自己找钱,和同学,自己写了个剧本,自己找钱,自己当制片主任,现在叫制片人,自己导,就完成了一部作品。结果这个作品中央台还播了,一个学生的实习作品,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那么就更坚定了我要做导演的这个信念,所以我四年级,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分到了四川电视台。我就要求,我说我只希望,我来了做导演。因为当时我们班同学都想留在北京、上海,我说我有一个条件,我愿意去(四川)。

曹可凡:就是做导演。

毛卫宁:对,我要做导演。我就分到了四川电视台,我就做了导演。我在四川电视台做导演的第一部戏,摄影是王小列,男主角是张国立。因为我(成为)导演以前的工作,我都在戏剧学院完成了,这个当中我还自费去过一个剧组实习过。就是到了二年级的暑假,我刚才讲那个黄建新导演是一年级的暑假,我四个暑假都没有回过家。二年级的暑假,我就想去一个剧组看一下,但没有关系,当时学校有一个女演员,正好到湖南去拍一个戏,电影,到潇湘电影制片厂拍一个电影。我说你能不能介绍我到这个剧组去实习?她说我说一说吧。我还从学校开了介绍信,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制片主任说了算,我说我不要钱。这肯定是没有钱,问题是吃住谁负责?我说我自己负责。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吃住自己负责,在一个剧组里是不现实的。我们会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拍戏了,到中午人家放饭了,没有我的。我就在旁边溜达,周围没地方吃,你只能饿着。到了晚上,回到驻地你才能去找吃的。住,我也没有钱住。我就在这个剧组看,到处看,总有人不在,只要不在我就去那儿,完全是这样一种方式。终于有一天要拍大场面,所有人都回来了,我没有地方去。我就在招待所的前台,坐在那儿,跟服务员聊天。服务员说你好睡觉了,不,我还不困,我要跟你聊聊。没地方去,一直聊到早晨,大家要出发了,我赶紧出去跑一圈。别人出来了,一看我感觉是锻练回来了,好,说出发了。这是为什么?我就想留在这个剧组,我就一定要知道,拍戏是怎么拍的。后来当时这个剧组的副导演是刘淼淼导演,他说小毛,你这样不行,太吃苦了,我在这个组待了一个月。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戏吧,他说湖南电视台正好要拍一个电视剧,筹备一个电视剧,我介绍你到那儿去看看,那是不是条件会好一点,我就去了。我就去见了这个导演,我说您要拍一个什么戏?他说我要拍一个写家庭伦理道德的,他只是一个概念。我那时候19岁,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人家要拍一个家庭剧。当时我就说,我是戏文系的,我来写。你先看,我写出来的东西你要满意,你们就用;不满意,我一分钱不要,但是你要给我提供一个住的地方,给我提供一个招待所。我就去图书馆翻,突然就看到一个新闻,一对夫妻离婚,没有房子住,所以被迫还住在一起,但是各谈各的恋爱。有这么一个社会新闻,我突然从里面发现了戏剧性。就叫《月有阴晴圆缺》,就写了这么一个戏。就完全根据这个(新闻),上下集,我就用了一个星期,根据这个写了一个电视剧本。通过了,拍了。我说我就一个要求,我可以不要稿费,但是我要名正言顺到这个剧组来。其实我应该说从那以后到今天,我自己没写过一个剧本,我是戏文系毕业的,我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剧本。

曹可凡:再也没写过?

毛卫宁:再也没写过剧本,但是我认为,我学了四年编剧,对我做导演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一个导演,他一定要有文化。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担心,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个学编剧出身的导演,技术是我的弱点,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不像电影学院的。所以每部戏我重点都放在技术上。慢慢我就养成了对技术特别有兴趣,特别要去研究它,特别要去做,所以这个是完全矫枉过正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导演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靠的不是技术,靠的是思想和文化,靠的是对一个题材的把握,靠的是你对生活的一种提炼。包括我对剧本的判断,当然我也会给编剧提供一些我的建议,从我的角度。很多我合作的编剧就觉得,有一点是特别好的,就是我所有提的想法和建议,都是可操作的。

曹可凡:对。

毛卫宁:就是我既能够提出来这个问题在哪儿,我又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像有些导演比较天马行空,他提的一些意见别人没法去改。

曹可凡:很难操作。

毛卫宁:导演其实有个特别大的,跟编剧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你要跟所有人打交道。你必须有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各个方面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靠人本身的性格。所以我的性格还是天生适合于做导演。

电视剧导演通常都是幕后英雄。

观众对于毛卫宁这个名字的认知,基本上始于2015年那部轰动一时的“爆款”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这部戏的走红颇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它既没有流量明星,也缺乏时尚元素,由于是农村题材,难免还有些“土里土气”。可它偏偏就火了,以至于在年轻一代中掀起一阵阅读路遥小说原著的热潮。人们也开始关注毛卫宁,发现这位导演的戏路颇有些与众不同。

曹可凡:你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且当大家都在迷恋宫斗剧,迷恋玄幻剧的时候,你依然是走着一条你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因此才有了《平凡的世界》,我觉得是你前期那么多戏的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是你多少年来的这种追求,你的美学追求、你的文学追求的一个结果。

毛卫宁:您刚才说得特别好。它最有价值的是在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2014年,我接到这个戏是2014年。大概中国的影视界从2012、2013年开始,到去年吧,这四五年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飞速市场化的时期,是一个非常浮躁的时候,那个时候指导我们拍戏的原则是,你是不是IP,你有多少流量?是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以在那个情况下要拍《平凡的世界》,严格地说,是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举动。

曹可凡:人家甚至觉得毛卫宁这人是不是有点怪,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拍那个题材?

毛卫宁:对,而且大家就觉得,这个放哪儿播?谁看?我认为那个阶段被过度市场化给冲击了,大家觉得没有人去看现实主义了。但是其实我认为真正好的,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其实我们的观众并没有迷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发生了迷失。我们的观众是,你不给他拍,他看什么?你只要拍得好,就一定会有人看。实际上我一直强调,其实不是特别说一个片子一定是哪一个类型,你才能够成功,不是。拍什么很重要,但是怎么拍更重要。我们的观众就像吃自助餐一样,他总有喜欢吃这个的,喜欢吃那个的。但是不管是哪种菜,你都得好吃是前提,你不好吃,你再流行,比方这一阵子大家流行吃火锅。但是你要仅仅就是个火锅,你没有做好,它一样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核心问题还是我们没有出现现实主义的好作品。所以我们坚持拍,最后达到的结果是,它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而且甚至很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它说明我们的观众是需要的,我们没有去做,对不对?反过来讲,别的类型,我不排斥,我做上海电视节评委会主席,我们把海外电视剧大奖给了美国的一部穿越剧,我们依然给了它大奖。那么我们《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在当时一种喧嚣的情况下,我们立起来了,所以影响了后面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当时是这样,如果《平凡的世界》失败了的话,我猜想可能现实主义题材还会受几年打压,大家还看不到曙光。实际上据我所知,当时很多戏在等着《平凡的世界》的播出结果,来决定上不上档。

曹可凡:这是一个风向标。

毛卫宁:对。

曹可凡:我发现其实你这么多年拍戏,很少用那些所谓的流量担当的演员,像王雷当时是一个特别年轻的演员,也没什么流量,也没什么知名度,可是您一气儿(跟他)合作了多少戏,六个还是八个?

毛卫宁:七部戏。王雷,他是一个代表,我们说王雷,其实是在说一大批像王雷这样的年轻演员,毕业于戏剧学院,他在北京人艺舞台上演过很多话剧,他是靠作品说话的一个演员。对他的每个人物,他都有研究,都要去全力以赴地投入。但是,当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不是这样,经纪公司可能会要求他要去走流量的路线,要让他去做很多综艺,要让他去做很多这种跟流量有关的活动。我始终认为,我对演员的职业要求是有一个传统的想法,就像为什么美国好莱坞,这么多演员,他们的收入比中国这些流量演员高得多,为什么美国观众不恨他们,对他们没有其它说法?是因为他们只做演员。人家保持了他职业的神秘性,你要看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你只能在那儿看到我。所以观众愿意花这个钱去看他,演员还是要保持你相对的神秘性,你是要通过你的角色让观众记住你。我们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你我都知道,但是他演过什么你不知道,你提不出来。但他怎么让你知道的呢?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现象),他们不能够叫演员。所以我对王雷,当时是觉得,他不应该,如果作为这样一个好苗子,他不应该去走那样一个流量的路线。那么反过来,你就得给他提供(机会),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起码我先尽量能够有合适他的角色让他来演,尽量能够让他在塑造人物的道路上,不断有突破。包括《老中医》里面,他虽然客串的这个人物,(戏)非常少,但是非常有意思。

曹可凡:很精彩。

毛卫宁:他是在塑造人物,实际上一个演员把塑造人物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来做,我们的演员就应该是这样子。

童年时代的毛卫宁酷爱看电影,曾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能天天看戏的人。如今的他,成了一个天天拍戏的人。无数观众看着他拍的戏,在他所缔造的光影世界中忘我投入,与剧中人同喜同悲。作为导演,何其幸福。

曹可凡:从你现在这个年龄上来说,应该说是进入一个黄金期,或者进入一个创作的成熟期,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未来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规划?

毛卫宁:首先我特别感谢一位老师,就是周传基先生,他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因为周传基先生,我给他做过两年助教,我受他影响很大。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做导演,我统计过,比如《卡萨布兰卡》的导演,你知道这是他多少部作品?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他第121部作品。他说好莱坞的导演,一生当中平均要拍80部电影,所以导演首先要有量。你先别管好不好,你先要拍出那么多东西来,叫“吃片子”,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提高。我当时毕业是23岁,我今年是56岁,正好过去三个十年。

曹可凡:我们俩同年,差两周。

毛卫宁:对。我就像他(周传基)所说的这样,我真的用了十年时间,在我23岁到33岁这十年当中,我拍了无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电视剧、有纪录片、有录像带。影像的东西我什么都拍,拍了大量的,我拍了十年。之后,我才有权利去选择,我觉得我大概积累了一些经验。33岁之后到43岁,这些年我开始降低了我拍戏的数量,我开始挑选一些我能够表达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期间,我就拍了像《誓言无声》这样的作品。那么再之后,比如到我今天,现在,我觉得你所说的黄金期,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觉得我从体力上有点捉襟见肘了,因为导演,可能我这个导演你也知道,我是天天要在现场。而且我要求所有人都不准迟到,那我就不能迟到。所以我的一个戏,我从开始筹备一直到后期做完,我必须要盯完,所以我是以一个手工艺人的形式做导演,太累了。还是累,体力上还是累。严格地说,我拍过很多很苦的戏,《十送红军》(走遍)半个中国,《平凡的世界》,在陕北,好几个月。《爱情的边疆》,俄罗斯就去了三个城市,零下30度,黑河。我现在很难作一个这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原来55岁就想退休,现在可能到60岁以前吧,有我感兴趣的(片子)。比如说,现在我就特别想拍一部写上海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搬到上海去住,我太太也是个上海人,我现在也有一些上海的题材,包括《繁花》我也很有兴趣,包括王小鹰的《长街行》等等这些,我特别希望拍一个很地道的,写上海的一个作品,像《围城》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大家就说了,上海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表现,完全沉浸在上海的导演可能拍不出来,完全不了解上海的导演也拍不出来,就得我这种。

曹可凡:若即若离。

毛卫宁:若即若离,我是一个上海女婿,我又在上海读的书,我现在又在上海工作,但我又长时间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题材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主要精力是放在培养我团队的年轻导演,我做监制,我团队的人去拍,我就会感觉到,他们很多表达方式跟我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我挺反对,我经常压制他们的想法,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是错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表现方法,他有他的受众面,而且年轻人可以喜欢《平凡的世界》,喜欢《老中医》,但是他也一定有他更喜欢的,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所以这部分也需要年轻的创作者来体现,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会花出比较多的精力,来培养这些年轻导演。

曹可凡:我们也期待导演能够拍出更多很有意思的作品,也期待跟您再合作。

毛卫宁:对,这句话是我想说的,我一定会希望你能够在我的每部作品当中,都留下你的印章。

曹可凡:必须,我们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