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生活，观照现实，他的作品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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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毛卫宁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也就是编剧专业。不过他很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当一名导演。为了这个理想，大学毕业后他甚至不惜放弃回到北京或是留在上海的机会，甘愿分配到四川工作。
曹可凡：你觉得从编剧到导演的这种跨界，是轻而易举的，还是说这个跨界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是隔行如隔山。
毛卫宁：因为我当时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时候，戏剧学院导演系是没有本科班的，只有进修班。我读了戏文系以后，我一年级就写了个电影剧本，叫《小雨中的回忆》，是写一个女主角入学以后，就喜欢上一个高年级的男生，然后整个片子写他们恋爱，各种各样恋爱。然后片子结尾是，这个男孩子毕业了，她去跟他告别，这个男孩子根本不认识她，因为整个都是她想象的。所以这个故事像一个意识流，因为那个时候（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比较大，我就写了个意识流的电影剧本。结果这个剧本就被黄建新导演看中，这是黄建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
曹可凡：真的啊？
毛卫宁：对。黄建新导演正好在电影学院读导演系进修班，他的毕业作品就选中了它，就在南京拍的。我那时候一年级，我就被要求去跟组修改，因为我是编剧。我就在这个剧组待了一个月。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实习片，指导老师是王心语教授。他们每天是白天拍完了，晚上就要坐在那儿开始讨论，这个剧本，这场戏，明天要拍这场戏，今天拍的哪些，是怎么拍的，有什么问题。明天拍的，来，黄建新导演，你说说。他就会画分镜头，然后导师就会告诉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剧本哪点你没有拍出来，它是这样一种拍摄方法。所以这个戏拍完以后，我就觉得，（当）导演好，导演才能够完整地体现出你的创作意图。
曹可凡：对。
毛卫宁：我从那个时候就决定我要做导演，实际上就是一年级，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做导演，而不是学编剧。但是我不能改行，我不能转系，我依然读着戏文系，一直学着编剧，但是我就一直在自己作导演方面的储备。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毕业留校了，他后来是我们戏剧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查了一下，当时我们学校图书馆里面，大概有1700册跟影视方面有关的书，只有1700册，你是唯一一个把这1700册全读完的，因为借书卡上有你的名字，我四年时间把这个全读完了。
曹可凡：厉害。
毛卫宁：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就自己找钱，和同学，自己写了个剧本，自己找钱，自己当制片主任，现在叫制片人，自己导，就完成了一部作品。结果这个作品中央台还播了，一个学生的实习作品，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那么就更坚定了我要做导演的这个信念，所以我四年级，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分到了四川电视台。我就要求，我说我只希望，我来了做导演。因为当时我们班同学都想留在北京、上海，我说我有一个条件，我愿意去（四川）。
曹可凡：就是做导演。
毛卫宁：对，我要做导演。我就分到了四川电视台，我就做了导演。我在四川电视台做导演的第一部戏，摄影是王小列，男主角是张国立。因为我（成为）导演以前的工作，我都在戏剧学院完成了，这个当中我还自费去过一个剧组实习过。就是到了二年级的暑假，我刚才讲那个黄建新导演是一年级的暑假，我四个暑假都没有回过家。二年级的暑假，我就想去一个剧组看一下，但没有关系，当时学校有一个女演员，正好到湖南去拍一个戏，电影，到潇湘电影制片厂拍一个电影。我说你能不能介绍我到这个剧组去实习？她说我说一说吧。我还从学校开了介绍信，我就去了。那个时候是制片主任说了算，我说我不要钱。这肯定是没有钱，问题是吃住谁负责？我说我自己负责。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吃住自己负责，在一个剧组里是不现实的。我们会去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拍戏了，到中午人家放饭了，没有我的。我就在旁边溜达，周围没地方吃，你只能饿着。到了晚上，回到驻地你才能去找吃的。住，我也没有钱住。我就在这个剧组看，到处看，总有人不在，只要不在我就去那儿，完全是这样一种方式。终于有一天要拍大场面，所有人都回来了，我没有地方去。我就在招待所的前台，坐在那儿，跟服务员聊天。服务员说你好睡觉了，不，我还不困，我要跟你聊聊。没地方去，一直聊到早晨，大家要出发了，我赶紧出去跑一圈。别人出来了，一看我感觉是锻练回来了，好，说出发了。这是为什么？我就想留在这个剧组，我就一定要知道，拍戏是怎么拍的。后来当时这个剧组的副导演是刘淼淼导演，他说小毛，你这样不行，太吃苦了，我在这个组待了一个月。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戏吧，他说湖南电视台正好要拍一个电视剧，筹备一个电视剧，我介绍你到那儿去看看，那是不是条件会好一点，我就去了。我就去见了这个导演，我说您要拍一个什么戏？他说我要拍一个写家庭伦理道德的，他只是一个概念。我那时候19岁，没有谈过恋爱，但是人家要拍一个家庭剧。当时我就说，我是戏文系的，我来写。你先看，我写出来的东西你要满意，你们就用；不满意，我一分钱不要，但是你要给我提供一个住的地方，给我提供一个招待所。我就去图书馆翻，突然就看到一个新闻，一对夫妻离婚，没有房子住，所以被迫还住在一起，但是各谈各的恋爱。有这么一个社会新闻，我突然从里面发现了戏剧性。就叫《月有阴晴圆缺》，就写了这么一个戏。就完全根据这个（新闻），上下集，我就用了一个星期，根据这个写了一个电视剧本。通过了，拍了。我说我就一个要求，我可以不要稿费，但是我要名正言顺到这个剧组来。其实我应该说从那以后到今天，我自己没写过一个剧本，我是戏文系毕业的，我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剧本。
曹可凡：再也没写过？
毛卫宁：再也没写过剧本，但是我认为，我学了四年编剧，对我做导演有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一个导演，他一定要有文化。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担心，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个学编剧出身的导演，技术是我的弱点，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不像电影学院的。所以每部戏我重点都放在技术上。慢慢我就养成了对技术特别有兴趣，特别要去研究它，特别要去做，所以这个是完全矫枉过正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导演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靠的不是技术，靠的是思想和文化，靠的是对一个题材的把握，靠的是你对生活的一种提炼。包括我对剧本的判断，当然我也会给编剧提供一些我的建议，从我的角度。很多我合作的编剧就觉得，有一点是特别好的，就是我所有提的想法和建议，都是可操作的。
曹可凡：对。
毛卫宁：就是我既能够提出来这个问题在哪儿，我又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像有些导演比较天马行空，他提的一些意见别人没法去改。
曹可凡：很难操作。
毛卫宁：导演其实有个特别大的，跟编剧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你要跟所有人打交道。你必须有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各个方面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靠人本身的性格。所以我的性格还是天生适合于做导演。
电视剧导演通常都是幕后英雄。
曹可凡：你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且当大家都在迷恋宫斗剧，迷恋玄幻剧的时候，你依然是走着一条你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因此才有了《平凡的世界》，我觉得是你前期那么多戏的积累的一个总爆发。是你多少年来的这种追求，你的美学追求、你的文学追求的一个结果。
毛卫宁：您刚才说得特别好。它最有价值的是在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2014年，我接到这个戏是2014年。大概中国的影视界从2012、2013年开始，到去年吧，这四五年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飞速市场化的时期，是一个非常浮躁的时候，那个时候指导我们拍戏的原则是，你是不是IP，你有多少流量？是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以在那个情况下要拍《平凡的世界》，严格地说，是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举动。
曹可凡：人家甚至觉得毛卫宁这人是不是有点怪，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拍那个题材？
毛卫宁：对，而且大家就觉得，这个放哪儿播？谁看？我认为那个阶段被过度市场化给冲击了，大家觉得没有人去看现实主义了。但是其实我认为真正好的，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其实我们的观众并没有迷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发生了迷失。我们的观众是，你不给他拍，他看什么？你只要拍得好，就一定会有人看。实际上我一直强调，其实不是特别说一个片子一定是哪一个类型，你才能够成功，不是。拍什么很重要，但是怎么拍更重要。我们的观众就像吃自助餐一样，他总有喜欢吃这个的，喜欢吃那个的。但是不管是哪种菜，你都得好吃是前提，你不好吃，你再流行，比方这一阵子大家流行吃火锅。但是你要仅仅就是个火锅，你没有做好，它一样会被这个市场淘汰。核心问题还是我们没有出现现实主义的好作品。所以我们坚持拍，最后达到的结果是，它受到了观众的欢迎，而且甚至很多年轻观众的欢迎。它说明我们的观众是需要的，我们没有去做，对不对？反过来讲，别的类型，我不排斥，我做上海电视节评委会主席，我们把海外电视剧大奖给了美国的一部穿越剧，我们依然给了它大奖。那么我们《平凡的世界》，其实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在当时一种喧嚣的情况下，我们立起来了，所以影响了后面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当时是这样，如果《平凡的世界》失败了的话，我猜想可能现实主义题材还会受几年打压，大家还看不到曙光。实际上据我所知，当时很多戏在等着《平凡的世界》的播出结果，来决定上不上档。
曹可凡：这是一个风向标。
毛卫宁：对。
曹可凡：我发现其实你这么多年拍戏，很少用那些所谓的流量担当的演员，像王雷当时是一个特别年轻的演员，也没什么流量，也没什么知名度，可是您一气儿（跟他）合作了多少戏，六个还是八个？
毛卫宁：七部戏。王雷，他是一个代表，我们说王雷，其实是在说一大批像王雷这样的年轻演员，毕业于戏剧学院，他在北京人艺舞台上演过很多话剧，他是靠作品说话的一个演员。对他的每个人物，他都有研究，都要去全力以赴地投入。但是，当我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市场不是这样，经纪公司可能会要求他要去走流量的路线，要让他去做很多综艺，要让他去做很多这种跟流量有关的活动。我始终认为，我对演员的职业要求是有一个传统的想法，就像为什么美国好莱坞，这么多演员，他们的收入比中国这些流量演员高得多，为什么美国观众不恨他们，对他们没有其它说法？是因为他们只做演员。人家保持了他职业的神秘性，你要看我，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你只能在那儿看到我。所以观众愿意花这个钱去看他，演员还是要保持你相对的神秘性，你是要通过你的角色让观众记住你。我们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你我都知道，但是他演过什么你不知道，你提不出来。但他怎么让你知道的呢？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现象），他们不能够叫演员。所以我对王雷，当时是觉得，他不应该，如果作为这样一个好苗子，他不应该去走那样一个流量的路线。那么反过来，你就得给他提供（机会），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起码我先尽量能够有合适他的角色让他来演，尽量能够让他在塑造人物的道路上，不断有突破。包括《老中医》里面，他虽然客串的这个人物，（戏）非常少，但是非常有意思。
曹可凡：很精彩。
毛卫宁：他是在塑造人物，实际上一个演员把塑造人物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来做，我们的演员就应该是这样子。
童年时代的毛卫宁酷爱看电影，曾经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能天天看戏的人。如今的他，成了一个天天拍戏的人。无数观众看着他拍的戏，在他所缔造的光影世界中忘我投入，与剧中人同喜同悲。作为导演，何其幸福。
曹可凡：从你现在这个年龄上来说，应该说是进入一个黄金期，或者进入一个创作的成熟期，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未来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规划？
毛卫宁：首先我特别感谢一位老师，就是周传基先生，他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因为周传基先生，我给他做过两年助教，我受他影响很大。他当时就跟我讲，他说做导演，我统计过，比如《卡萨布兰卡》的导演，你知道这是他多少部作品？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他第121部作品。他说好莱坞的导演，一生当中平均要拍80部电影，所以导演首先要有量。你先别管好不好，你先要拍出那么多东西来，叫“吃片子”，你才知道你要怎么去提高。我当时毕业是23岁，我今年是56岁，正好过去三个十年。
曹可凡：我们俩同年，差两周。
毛卫宁：对。我就像他（周传基）所说的这样，我真的用了十年时间，在我23岁到33岁这十年当中，我拍了无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电视剧、有纪录片、有录像带。影像的东西我什么都拍，拍了大量的，我拍了十年。之后，我才有权利去选择，我觉得我大概积累了一些经验。33岁之后到43岁，这些年我开始降低了我拍戏的数量，我开始挑选一些我能够表达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期间，我就拍了像《誓言无声》这样的作品。那么再之后，比如到我今天，现在，我觉得你所说的黄金期，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觉得我从体力上有点捉襟见肘了，因为导演，可能我这个导演你也知道，我是天天要在现场。而且我要求所有人都不准迟到，那我就不能迟到。所以我的一个戏，我从开始筹备一直到后期做完，我必须要盯完，所以我是以一个手工艺人的形式做导演，太累了。还是累，体力上还是累。严格地说，我拍过很多很苦的戏，《十送红军》（走遍）半个中国，《平凡的世界》，在陕北，好几个月。《爱情的边疆》，俄罗斯就去了三个城市，零下30度，黑河。我现在很难作一个这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我原来55岁就想退休，现在可能到60岁以前吧，有我感兴趣的（片子）。比如说，现在我就特别想拍一部写上海的东西，因为我现在搬到上海去住，我太太也是个上海人，我现在也有一些上海的题材，包括《繁花》我也很有兴趣，包括王小鹰的《长街行》等等这些，我特别希望拍一个很地道的，写上海的一个作品，像《围城》这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大家就说了，上海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表现，完全沉浸在上海的导演可能拍不出来，完全不了解上海的导演也拍不出来，就得我这种。
曹可凡：若即若离。
毛卫宁：若即若离，我是一个上海女婿，我又在上海读的书，我现在又在上海工作，但我又长时间在上海以外的地方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要表达的一个题材的想法。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主要精力是放在培养我团队的年轻导演，我做监制，我团队的人去拍，我就会感觉到，他们很多表达方式跟我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我挺反对，我经常压制他们的想法，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是错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表现方法，他有他的受众面，而且年轻人可以喜欢《平凡的世界》，喜欢《老中医》，但是他也一定有他更喜欢的，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所以这部分也需要年轻的创作者来体现，因此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我会花出比较多的精力，来培养这些年轻导演。
曹可凡：我们也期待导演能够拍出更多很有意思的作品，也期待跟您再合作。
毛卫宁：对，这句话是我想说的，我一定会希望你能够在我的每部作品当中，都留下你的印章。
曹可凡：必须，我们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