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学时应该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子鱼论战》。说的是春秋时期楚、宋两国爆发泓水之战，宋襄公不肯趁人之危，先是不作半渡之击，之后又从容坐等楚军排好阵列后才击鼓开战。结果宋军惨败，宋襄公也身负重伤，并因此而死。
宋襄公这种看似愚蠢透顶的做法，不仅遭到了他的异母兄长子鱼的吐槽，还在后世广受诟病和嘲讽。甚至因此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宋襄之仁”，用来形容对敌人讲仁慈的可笑行为。
这就是当年教科书教给我的观点。小声问一句：有没有误人子弟？
其实这种认识的形成，在于春秋时代与其后两千多年的战争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自从被称为“兵圣”的孙武将战争定义为“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并明确指出其性质为“诡道”之后，战争的方式和手段就彻底失去了底线。政客和将领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的规模、破坏性和残酷性彻底失去了限制。
而在此之前、尤其是春秋时期，战争则完全是另一副模样。
比如一向崇古复礼的儒家，就对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表现大加赞赏：
“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这种观点的对错另论，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礼崩乐坏”之前，战争的规则与后世完全不同。宋襄公在后人看来要么是假仁假义，要么是愚蠢可笑，可按照当时战争的礼仪和规则，他要是不这么干才会遭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根本就甭想再去图谋称霸。
很多人对宋襄公位列“五霸”耿耿于怀，其实古人没那么功利，霸主不光看实力，还得有德行
下面我们就说说在春秋时，该怎么打仗。
战前准备：在春秋想正儿八经的打一仗实在是太难了。
黄仁宇在谈到春秋时期的战争时，曾作出过如下的论述：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01孔孟》）
这个观点没错，但失之于简陋。在春秋时想打一仗哪有这么简单？
要打仗先得有军队。在战国以前，打仗是一种荣誉，唯有贵族才有资格从军上战场。而当时能称之为贵族的唯有天子、诸侯、大夫和士这四个阶层，其中又以低等贵族“士”从军最为普遍——“战士”一词即源于此。
天子、诸侯、大夫和士才能算是贵族，从军打仗是他们的责任、义务，也是荣誉
虽然《周礼》中也有类似“兵农合一”的针对平民的兵役制度，但在春秋时期的诸侯战争中很少像后来那样大规模的征发平民。即便征发，平民出身的士兵也只能承担辅助和后勤之类的工作，在战斗中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说，很多时候他们的身份更像是观众或者“球迷”——在两军的贵族子弟架着战车冲锋厮杀时，他们跟在后边起哄架秧子、烘托一下气氛就行了（保护战车，当然不幸跟对方的平民兵撞上，也得比划两下）。等车战的胜负结果出来以后，赢了的一方帮着贵族老爷欢呼两声、追上几步抓抓俘虏、打扫下战场就算齐活；输的一方呢？当然是赶紧撒丫子跑路了，哪怕平民兵还齐装满员、斗志昂扬也没用——大人物间的战争关你们死老百姓屁事！
这种贵族拼命、平民看戏、点到即止的战争模式，使得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持续时间和杀敌数量都不是很大。后来秦国率先实行以平民为主力的征兵制，还下死手的以斩首记功，打得关东诸国痛不欲生之余深感世风日下、贵族风范不再，于是斥之为不通礼仪文明的“蛮夷”，屡屡联手群殴之。
像长平之战这样杀人盈野、斩草除根似的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讲究优雅和风度的春秋时代
这种与战国之后的战争间巨大的差别实在是让后人感慨良多：
“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不亦宜乎。”（《日知录·卷三》清·顾炎武）
那么有了军队就能打仗了吗？当然不行！想打仗必须“师出有名”。虽然从古至今所有发动战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发动军队胡乱杀人也“上合天道，下符民意”，可在春秋时期要是有人敢这么胡说八道，被人喷死是轻的，弄不好会被各大正义的诸侯联手群殴。
还是拿宋襄公做例子。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也想弄个霸主当当，不过当霸主不但得有实力，还得有小弟给大哥壮声势、撑门面。于是他就打着会盟的旗号抓住了滕国的国君、杀死了郐国的国君，还打算讨伐曹国。结果他的倒行逆施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曾经在泓水之战中指责宋襄公不知变通的那位子鱼，此时却化身“道德标兵”强烈谴责他的缺德行为：
“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左传·僖公十九年》）
这下知道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为啥宁可冒着战败的风险也要严守春秋之战的规矩了吧？这位已经在道德上严重失分、被视为没有贵族风范的国君，要是再有偷奸耍滑、有失道义的行为，哪怕打赢了战争，也无望霸主。
打个仁义的旗号就算出师有名？挂羊头卖狗肉的结果很可能会被口水淹死
齐桓公为啥能成为众望所归的霸主？他也灭过谭、遂等小国、欺负过鲁、宋等国，但是他救燕、复建邢卫、攻伐以“蛮夷”自居的楚国，都被认为是符合大义的行为，因此让人心服口服。
除了开战要师出有名，动手之前还得派使者去敌国说明战争的理由。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使者说出的理由多么荒谬、态度多么让人气愤都不能砍死他，这是条死规矩——因为使者代表国君，杀之是严重违反礼仪的行为，这就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由来。
把全国的贵族一网打尽再塞进几百、上千辆战车，然后找好让人信服的战争理由，再派出使者去敌国嘚瑟一圈，就可以顺利开战了？
哪有那么简单！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司马法》中，详细说明了对于战争的各种限制条件。这些也是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普遍默认遵守的交战规则：
“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司马法·仁本第一》）
大家都忙着干农活的时候不能打仗，疫病流行的时候不能打仗；敌国要是发生国君挂掉或是有了什么天灾人祸也不能攻打；在冬天和夏天这两个气候比较极端的季节也不能兴兵，真正的贵族不但要爱护自己的子民，对待敌国的子民也要视同己出……
春秋时的交战规则充满了农耕民族对于土地的尊重以及对于“非战”的追求
嗯，春、秋两季干农活，冬、夏两季气候不好，都不能打仗。那啥时候能打仗？难道春秋的时候一年有五季、六季？
你瞧瞧，在春秋那个到处都是规矩的年代，想正儿八经打一仗得有多难！
在开战前请谨记：在春秋，诸侯们打的不是仗，而是贵族范儿。
好吧，假设我们已经解决了开战前的种种正常人压根没法解决的难题，让两军正式开掐吧——一方主帅使一招“瞒天过海”，以轻兵诱敌、重军埋伏于险要之处准备偷袭；另一方还以一记“声东击西”，以一部牵制敌军注意，派偏师袭其侧后劫其粮草、断其后路；此外还得搞些井水下毒、军粮里边掺巴豆等小手段，至于跑到敌国散布谣言、乱其军心，甚至搞搞暗杀啥的，反正打仗嘛就是成王败寇，只要能赢谁管你曾经干过啥……
在战国以后这么打仗的比比皆是。可在春秋时有谁敢这么打仗，那么不用敌军下手，这货就算不被唾沫星子淹死，弄不好也得被自家的国君砍了脑袋！
谁要是在春秋拿《三十六计》之类的东西献宝，一定被视为败类，果断开除出贵族队伍
在春秋，诸侯们打的根本就不是仗，而是贵族范儿！
那么什么是贵族范儿？
首先要有勇气。这个不用说，春秋时期战争这种要命的活计都被贵族大包大揽了，平民百姓想帮把手都遭嫌弃，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们缺乏勇气。其次是重荣誉、有担当。举个例子——有一次各诸侯国开了个停战大会，结果鲁国好死不死的非得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攻打莒国，所以楚国就建议杀死鲁国的参会代表叔孙豹。这时候晋国代表乐桓子找到叔孙豹，让他赶紧逃走或去求情，结果被后者慨然拒绝：
“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之隙坏，谁之咎也？卫而恶之，吾又甚焉。虽怨季孙，鲁国何罪？叔出季处，有自来矣，吾又谁怨？然鲋也贿，弗与，不已。”（《左传·昭公元年》）
叔孙豹宁死不负使命，愿以自己的命换取祖国免于战火，这就是在春秋贵族中间非常普遍的荣誉感和担当精神。
贵族风范的核心是守礼，勇气、荣誉、风度之类都是“礼”的衍生品
当然后来楚国代表也非常有风度的没有追究这件事——保持优雅和风度也是贵族范儿的表现，那就是不仅对于忠臣烈士这样品行高洁者予以欣赏和宽恕，还要对弱者则予以同情和怜悯。关于后者，春秋之战的规则是不“重（复）伤”、“不擒二毛”。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战场上不能攻击伤兵，不能伤害年纪大的人，同时还不能乘人之危。
再举个例子。在晋楚邲之战中，晋军在战败逃跑的过程中，一队倒霉的晋国兵战车抛了锚，然而优雅的楚国贵族没有趁机捞军功，反而当起了战场活雷锋：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这段文言比较晦涩，简单翻译一下——晋国的战车陷进了泥坑，追上来的楚兵帮他们修好车轭，让晋兵跑远后再继续追赶。结果没跑几步晋军的破车又抛锚了，无奈的楚兵只好又当了一次义务修车工。最后楚兵按照当时的交战规则追出50步就放弃了追赶，连逃数劫的晋兵还有心情回头调侃他们的死对头：你们楚国老打败仗，才对逃跑这么有经验啊！
即便是晋楚这对春秋时的冤家对头，在战场上的表现也堪称风度翩翩
这种在后人看来就是笑话和无稽之谈的事情，在春秋时的战场上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幕。施助者视之为理所当然，受助者也无须感恩戴德（否则怎么会嘲讽自己的“恩人”），因为大家都是贵族，所作所为都要像个贵族的样子，否则会遭到鄙视、指责和排斥，那简直比战死疆场还无法忍受。
与春秋战场上的贵族范儿相比，现代自以为高尚的《日内瓦公约》实在是摆不上台面。
正式开战：打仗不能肆意妄为，必须按照规矩一板一眼的打。
相比勇气、荣誉、担当和风度，成为一名合格贵族更重要的是守礼。这里的礼是指礼法，而礼法即为规矩，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春秋时打仗的规矩多如牛毛也就不奇怪了。
在《子鱼论战》一文中，宋襄公面对指责的自辩在很多人看来是狡辩，其实还真是冤枉了他。宋襄公所言的正是春秋之战中的基本规则：
“（泓水之战后）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前边已经解释过，“不以阻隘”和“不鼓不成列”则是另外两条重要的交战规则，即作战必须是明刀明枪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能偷袭使诈。
后来各种讲究谋略、试图取巧的兵法将略，在春秋时都是受人鄙视、见不得光的歪门邪道
这跟《孙子兵法》中所推崇的“上兵伐谋”和“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的交战原则是截然相反的。所以那些嘲笑宋襄公愚蠢的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春秋时的贵族风范，才敢无知者无畏，结果反倒露了个大怯。
车战，就是以马拉木质战车进行交战的作战方式，兴盛于三代、没落于秦汉。战车兵是春秋战争中的主力兵种，以一辆战车和配属的步兵为基本作战单位，而在衡量诸侯国的军事实力时，也以其拥有的战车数量为标准，如千乘（音同“盛”）之国。
战车相当于现代的坦克，一般为四马两轮，车载甲士3人——居左甲士持弓、负责射远，为一车之长，称“车左”；居右甲士执戈矛，主近战击刺，还得为战车排障，称“车右”；居中的是驾驶员，称“御者”。战车后边还配属负责保护的步行甲士（低等贵族）数人和步卒（平民兵）几十人不等，到了春秋后期各国的战车越造越多导致甲士不够用，就全拿装备简陋的步卒充数，反正也不指望他们能干点啥。
车战的战术说白了就是敌我双方列阵对冲，远距以弓矢杀敌，近战则以车右为主，“舆侧接敌，左右旋转”。很多人诟病车战的战术呆板，尤其是环境适应性极差，别说在山地、丘陵、河渠等复杂地形完全派不上用场，哪怕是在平坦的地面上出现一块大点的石头或是土坑，都能让一辆冲阵的战车失去控制，动辄车毁人亡。有聪明人甚至提出，只要在自家阵前挖一条浅浅的土沟，就能让敌人的千百辆战车变成摆设。
四马两轮三甲士，这就是春秋时战车的标准装备，昂贵而不实用，但礼仪和贵族风范支持车战盛行了数百年
这话没错，所以在战国以前，各诸侯国种地都有规矩，即田垄的间距和走向必须一致，否则战车就没法通过。可是上面那位聪明人的提议，起码在春秋时是不可能真正出现在战场上的，为啥？因为前边已经借宋襄公之口说过，春秋之战的一条重要规矩就是“不以阻隘”，这是车战在春秋盛行的基础，大家都是骄傲而优雅的贵族，干不出那种下三滥的事情。
那么何为“不鼓不成列”呢？
“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卷五》）
也就是说交战双方在战前要约好时间，并选好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地点，然后按期抵达。等双方都做好准备、列好阵型之后，再同时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拼个你死我活。而且双方只能在这个规定好的战场上拿真刀真枪见输赢，不能搞偷袭、埋伏等阴谋手段。
孙武幸亏生于春秋末期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否则这个主张“上兵伐谋”和“兵者，诡道也”的家伙，怕是要被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了。
在战场上也得“温良恭俭让”，不鼓不成列，这让完全没有底线的后来人情何以堪？无法理解也是必然的事
终于打起来了，这下可以操弓乱射、挥戈猛砍了吧？还是不行，因为规矩依旧多着呐！
黄仁宇说春秋之战类似现代体育竞技，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有一次宋国发生了内乱（华向之乱），在一场战斗中代表正统的公子城跟华豹率领的叛军作战，华豹率先向公子城射了一箭，结果射歪了。于是华豹又挽弓搭箭打算再射一次，这下可把公子城惹火了，痛斥曰“不狎，鄙！”（《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什么意思呢？就是公子城认为按照礼仪应该是双方轮流互射，你华豹已经射了一箭，现在应该轮到我公子城了，你不遵守礼仪，实在是太卑鄙了啊！
跟一个叛贼讲礼仪，公子城看似如同宋襄公一样愚蠢。可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大叛贼华豹闻言后十分羞愧，立刻放下弓箭老老实实的等公子城射他，结果被一箭入魂。
这就是春秋时不可撼动的“礼”，哪怕是当了叛贼的贵族也必须遵守。
守礼是贵族间往来不可撼动的铁律，生死事小，失礼事大
再比如在战斗中不能主动攻击对方的国君。
在后世敢于“御驾亲征”的帝王，大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值得在青史中大书特书。不过在春秋时国君甚至周天子亲自上阵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要是出了个不敢、或是没上过战场的胆小鬼才是新闻，弄不好屁股底下的宝座都要不保。
后世兵法中的精髓之一就是“擒贼先擒王”，而且春秋时上阵的国君（天子）还特别招摇，不但站位、服饰、旗帜等特征非常明显，连战车都与众不同——主将之车，主将居中，御者居左，这岂不是等于在脑门上贴着几个大字“快来打我”吗？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就负了重伤，最大的可能性是误伤或意外，比如中了流矢或翻车之类，被主动攻击的可能性很低。
事实上敢这么干的人极少。
在繻葛之战中，郑国大败周室联军，郑国大将祝聃一箭射伤了周桓王的肩膀。发现这一情况后，郑庄公立刻停止追击，并派出使者赴周营慰问天子、表示歉意。而且庄公在战后论功行赏时，“惟祝聃之功不录”，理由是“射王而录其功，人将议我”，活活把祝聃给气死了。
在后市可以作为泼天大功的“擒贼先擒王”，春秋时谁敢干谁成贼
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将郤至驾战车在楚军阵中反复冲杀如入无人之境，结果连续三次遇见楚共王。郤至非但没有发动攻击，而且每次都下车、摘下头盔向楚共王行礼后才离开。楚共王非常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就派人赠送一张弓表示谢意，郤至是这样答复的：
“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左传·成公十六年》）
意思是郤至见到使者后先脱去盔甲表示恭敬，再听他传达楚王的话。然后答复说：外臣郤至奉国君之令作战，在战场上身披盔甲不能下拜，已经算是失礼。承蒙楚王派人问候，我实在是愧不敢当。因为战斗还没有结束，就只好向您的使者行大礼表达心意。说完之后，郤至对着使者行大礼三次才离开。
这像不像是天方夜谭？郤至与楚王的礼尚往来放在几百年后会不会被认定为里通外国、图谋不轨？在春秋，没人会这样想，只会赞赏郤至的知礼、优雅和风度。
春秋之战的另一个需要严守的规则就是不能过于杀伤，尤其不能攻击非武装的平民。交战一般以车战的胜负为准，败者逃亡无须仓皇，胜者追击应适可而止——“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中其实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让我们看看原文：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也就是说两军交战决出胜负以后，胜方追击一般以五十步为限，顶多到百步必须停止——所以就算是胆小鬼跑到百步也可以放心了，虽然要被跑了五十步的同僚嘲笑。而我们前边举过的晋楚邲之战的例子中，晋军跑出五十步后还能回头调侃楚军，也是这个原因。一追一逃，适可而止，战斗就算彻底结束，大家可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也可以唠唠闲嗑，甚至交个朋友。
历史的细节往往白纸黑字的写在那里，比如五十步笑百步
这让后来战场上流行的拖刀计、回马枪情何以堪？
所以像白、韩、李这样的名将或是诸葛、司马这样的智士要是穿越到了春秋，保证全无用武之地不说，连人品都要遭到质疑。而我们今天这些地球人，会不会觉得春秋人都是从火星来的？
写在最后：宋襄公或许是假仁假义，但说他愚蠢的，那是因为不懂春秋。
其实春秋之战的明规矩、潜规则还有许多。只是我太啰嗦，篇幅又扯得太长，所以只能到此为止。
再说回到宋襄公。他之所以被嘲讽、谩骂了两千多年，不在于宋襄公是否真的愚蠢或是假仁假义，而在于中国的贵族传统，早已经断了传承、失了认同。
我们的祖先有太多的好东西被不肖子孙们忘到了脑后
从孙武说出那句“兵者，诡道也”之后，战争的宗旨和手段已经向着实用、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一去不返，开始无所不用其极。而那些只会让人感到束手束脚的礼仪和所谓贵族风范，自然被弃之如敝履，并逐渐不再为人知。
就像子路在战死疆场之前，仍念念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非得正冠而死不可，就被后人视为礼教教条害人的典范。殊不知在当时，重视仪表是贵族的一种深入骨髓的基本修养，是一种精神上的骄傲和洁癖，这个小小的举动象征着着子路的勇气、荣誉、风度和担当，意味着他可以在身体上被击败，但在精神上至死不屈！
春秋时期的礼仪规范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从穿衣戴帽到举止言谈，每一处细节都有繁缛甚至堪称古板的要求，较之当前被许多人推崇的西方所谓贵族精神、绅士风度不知要高级多少倍。可奇怪的是，不知有多少暴发户花重金、挤破头去东施效颦，却对三代之时那些真正的贵族风范视而不见，甚至无知、无耻的视之为蠢行、假仁假义。
西方的所谓贵族精神，跟春秋时真正的贵族相比，只能用“粗鄙”二字形容
所以宋襄公至今还在挨骂。
对于春秋时的贵族风范，钱穆先生曾有过精辟的定论：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国史大纲·第二编·第四章》）
即便是这样美好如童话的时代，仍被孟子一言以蔽之为“春秋无义战”。可惜孟夫子生得太早，否则让他耳闻目睹了后来花样百出、毫无底线的战争，还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个死去活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