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封建王朝为何会衰亡？一般看来，不外乎两方面原因。其一，由于封建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的剥削，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大规模农民战争的爆发，封建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其二，北方游牧民族有很强的战斗力.它们的不断侵扰，对中原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在一定条件下，游牧民族就有可能入主中原，取汉族政权而代之。当然.对这些传统的看法，我们并不否认.但如果仅从这两个方面来解释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还是比较片面的。
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灭亡都是由内力和外力双重作用造成的。所谓外力作用，一般是指农民战争或少数民族入侵，有些王朝两者兼有，但它仅是封建王朝衰亡的因素之一而并非是最主要的原因。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我们发现内力作用才是封建王朝崩溃的致命伤。所谓内力作用，是指从内部来瓦解封建统治的一种力量，其表现形式当然有很多，比如朋党斗争、土地兼并、税收政策、统治者施政措施等。当这些问题从量变积累到质变时，封建王朝无法履行它的职能，皇权失去了对各级政府机构的有效控制时，就必然会给农民起义或游牧民族入侵造成有利条件，到了这个时候，封建王朝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任何圣君贤臣也挽救不了它。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变化起作用的”。因此，本文我们以明朝为例，对封建王朝衰亡的原因进行探究。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其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也进一步统一和巩固，同时明代也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非常繁荣的时期，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这样一个如此强大的王朝为何会覆灭，其原因具体为何。史学家对此作了种种评述，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实明亡的原因甚为复杂，我们认为，必须从内因和外因的结合点上来进行分析。
明朝疆域图
一、党争式生存的"内耗效应
明朝的党争极为严重，各政党派系之间有歧义并不是坏事，可以促进政治交流的活跃，即使过火，也有皇帝可以进行最后的仲裁，但是如果党争扩大成为绝对对立势不两立就绝非好事了，再加上明朝党争最活跃的恰恰是皇帝不理朝政的时期，所谓的党争也不像今日的现代政党，而是拥有一定地缘政治的朋党，因此其带来的恶果只能由皇帝和整个统治阶级自作自受。明朝的党争最早可追溯至明太祖时期的浙东、淮右集团之间的仇视与斗争，不过朱元璋在此时制定了一系列铁腕管理，清洗官场，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加上其本人的勤政，使得帝国最早的党争不得而终。
到明朝中后期这一情况愈演愈烈，嘉靖时期，由于其中后期多年不问朝政，但大权在握，于是采取了分化之术来稳固统治，平衡了时局，帝王之术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嘉靖时期，虽严嵩权倾天下，皇帝却依然可以将其生杀大权置于股掌。
而到了万历时，情况则不好控制了。万历初，辅佐年幼皇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亲眼目睹了嘉靖、隆庆时期的混乱政局，提出“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整治对策。可惜的是张居正由于多年来的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终于万历十年溘然病逝。由于张居正新政大大触犯了大部分官僚集团、皇室贵族、与地方豪绅地主的利益，在他逝世之后，他被反对者群起而攻之，加之其对年幼的万历予以严苛的教育以及没能认清臣下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所营建的集团，首辅张居正最终落得抄家的下场，甚至惨遭鞭尸。
万历三十三年(1605)，吏部郎中顾宪成被罢官回乡无锡后，与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讥讽时政，要求改良政治，以缓和统治危机，得到在野及部分在朝士大夫的呼应，形成了 -种颇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被代表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在顾宪成罢官同年，浙江人沈一贯入阁成为大学士，几年后任首辅，他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此外，朝中官僚组成的东林党的反对派还有“齐党" ， "楚党"，以及“宣党”、“昆党”等， 都是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浙党势力最大，齐党、楚党皆依附于它，联合攻击东林党，故合称“齐楚浙党”
双方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争议不休，导致许多优秀的政策未能被实行，也造成了官场严重的腐败，人才不能被重用。后来双方因为立储的问题展开了长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直至1601年，万历最终不得不妥协了，朱常洛被封为太子。东林党经过此事声誉日益壮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事不理的万历终于亡在了自己的酒色过度与荒唐享乐，明光宗朱常洛嗣位。新政的失败告终、万历三大征的耗费国力、朝廷上下的党同伐异、与辽东兴起之后金的萨尔浒之战大伤元气并由此加派的赋税“辽饷”使土地兼并更加严重，使得天下民怨四起，之后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频发天灾，政治陷入泥潭的内耗效应，止步不前，由朋党政治主持朝政，最终使明朝迅速走向了灭亡。
明光宗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措施，废除了万历朝的矿税，整顿朝政。但每日回宫后即沉于酒色，纵欲享乐，最终仅继位一月便离世。
至于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愈演愈烈。起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反对东林党的各党派- - 度遭受排挤。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权阉与其追随者和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大部分人结成政治同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
魏忠贤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提督东厂，手握大权，朝廷内外爪牙遍布，极受明熹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排除异己，把持朝纲，大权独揽，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有明一代的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东林党的骨干近乎被一扫而尽，东林书院更是于1626年被拆毁“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永舌，所杀不可胜数。”
党争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由内而外打击了明王朝的统治，使朝政絮乱、君臣、臣臣之间离心离德，鲜有官员们再为国事操劳，而为自身或者集团利益争斗不断，官僚组织不堪管制，朝政腐败到了极点，贪污成风，内斗、内耗到了极点的国家，没有不亡的。
二、土地兼并过于严重
封建王朝土地兼并示意图
明中叶后，土地越来越高度集中。皇帝带头掠夺地产，大量设置皇庄，是这一时期土地兼并的突出特点。皇庄始于永乐时期。宪宗朱见深即位时，没收太监曹吉祥在顺义县的土地，作为宫中庄田。此后皇庄日益增多。武宗朱厚照在继位第一个月内，就设立皇庄七处，继而又扩展至三十余处。明代皇庄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洪熙、宣德以后，亲王庄田逐渐增多。他们占田多通过钦赐、奏讨、纳献、夺买和直接劫夺等手段。诸王都是明代大地主。如四川蜀王府，明中叶富冠宗藩，其庄田自灌县至彭山县，占据了成都平原十分之七的沃壤。楚王府的庄田不仅布满湖广，还远置到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明嘉靖时，景王戴圳“越界夺民产为庄田”占地竟达数万顷之多。此外，外戚如景泰时都督汪泉，庄田也有16300余顷。宦官同样夺民业为庄田，如正德时的谷大用便强占民田至万顷。
明廷规定，王府及功臣之家钦赐田土，亩收子粒银三分。但实际征收往往超过这个规定数。如山东德王府白云湖庄田，就擅自改作每亩征银五分。
官僚和缙绅也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如扬州地主赵穆一次就强夺民田3000余亩作己业。特别是乡宦，如首辅徐阶在苏松占田24万亩，拥有佃户几万人。阁臣严嵩“广市良田，遍于江西数郡”，又“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在北方，“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于是，出现了土地高度集中的严重后果。
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诸王、公侯、监军太监、统兵将领、卫所军官和地主豪强竞相侵吞屯田，役使军丁。弘治年间，官僚马文升指出，天下屯田被“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
太监、军官不仅侵占屯田，同时还役使军丁为他们耕种。军户不堪剥削和虐待，被迫逃亡。1438年（正统三年），逃军数目竟达120余万。军屯在明初农业生产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军粮原来依靠军屯供应。随着军屯制度的破坏，到正德时军粮只能靠国库支付。军屯制度的破坏，不仅影响到明朝国库的收入，也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
除此之外，由于明朝过于善待读书人，只要考上举人就会免除土地赋税，因此，考上举人的读书人会大肆圈占土地，而拥有土地的自耕农也往往将土地挂靠在举人的名下，从而逃脱交税。
经过大明王朝200多年如此恶性循环，大明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归于不用交税的地主阶级身上，而承担着全国大多数税收的却是只占少部分土地的自耕农。如此庞大的压力，使自耕农乃至小地主阶层逐渐破产，沦为流民或佃农。
三、不合理的财税政策
明朝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对外贸易发达，但由于东林党的构成大部分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或者跟其具有裙带关系，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重新掌权后，立刻再次或废除或降低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赋税，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更依赖于普通的农民。
晚明的工商业发展迅猛，江南的工商业企业家相当富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地区的一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生产关系，而税收却主要依赖于农民，造成了税收针对产业的严重失调甚至脱节，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太快，没有详细的立法、配套的制度，然而崇祯一朝，朝政却一直把持在来自长江中下游流域那些富庶地区的官员手上。政府税收体制僵化，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严重不平衡，权贵集团掌握巨大财富却很少纳税，农民税负和劳役沉重得无法生存，因此导致了政府极穷、军队极弱、人民极苦、权贵极富的景象。加之当时恰恰遇上了百年罕见天灾人祸，对农民的生存更是举步维艰。
四、小冰河时期的恶劣影响:
明朝小冰期
晚明时期，气温骤降，夏天洪涝灾害严重，冬天则奇寒无比，不光是北方，连江南各地都狂降暴雪。而到了崇祯即位以后灾情更加严重，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崇祯一朝达到了灾变的高峰。
由于小冰河时期的影响，使得粮食受到严寒的挑战，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是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与此同时崇祯九年(1636年)开始，因气候干旱引发的特大蝗灾从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逐渐向东西方向扩展。至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并逐渐向东西方向扩展。至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六年山西又爆发瘟疫，至崇祯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错杂”"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由于天灾，人口大规模地衰减，神州大地饿殍处处，穷人农民饥不择食，在这段时期，陕西、陕西、河南等地均出现了大规模的“人相食”。而此时东北兴起的后金(清) 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改善处境，频繁南下。
此时的明朝陷于东北以及内陆小部分反抗的农民起义军的用兵之扰，因此为了解决用兵供需带来的财政危机，崇祯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这使本来就啼饥号寒忍饥受饿的农民更加不堪重负，揭竿而起，而正是这星星之火，要了明朝的命。
从竺可桢写的中国气象史的资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时期确实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而不完全是吏治失败引起的。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
河期，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当时气温剧降，造成北方干旱，粮食大量减产，形成几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和战乱，长期的饥荒是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的根本原因。
五、强加赋税与农民起义的恶性循环
明末农民起义
到了明末， 明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东北满洲的兴起威胁了王朝京畿的安危，而内部的农民起义则更加危险，这等于使王朝两头作战，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明朝九边体系很强大，但两边作战的困局使最后的军事失败难以挽回。
基于这个思路，军费开支以成倍的速度增长，而军队所需要的费用，还是要加派新税。因此，在辽饷之外又设立了练饷和剿饷，分别用于训练军队与剿灭叛乱。
而这些新税，则由未起义的农民负担摊派。如此便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首先，由于天灾导致收成的降低甚至没有收成，内陆的农民甚至都要为自己的温饱生计发愁，而这个时候统治者却增加更多的赋税，农民生活不下去只有造反这条出路，人民凭什么还要做让自己温饱堪忧的王朝的顺民呢?然而，统治者对待农民的暴动总是以暴制暴的形式进行，丝毫没有减轻赋税，起义军被逼无奈只能与朝廷鱼死网破地斗争，因此朝廷需要更多的费用来维持政府军的开支，使百姓负担更重。久而久之，这个恶性循环把尽数的农民被迫地加入了起义军的阵营，民众活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
但此时的崇祯对待起义的态度较为轻视，认为比起满人强大的八旗骑兵，农民起义军终究比不上正规军，不会产生大影响。然而最后的事实却使他意想不到，辽东满清虽日益壮大但实力仍有欠缺，往往是掠夺资源为主，以攻为辅，而起义百姓的性质则是迫不得已与这个混蛋朝廷做鱼死网破的斗争。
面对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惨淡景象，崇祯曾六下罪己诏，但这种所谓的自我批评毫无裨益，如同东林党的道德理想主义一般，仅仅是一纸空文，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他一直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天灾人祸、时运不济、天不佑人，甚至直到王朝的覆亡时仍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庸臣误国，然而他从不会记起是谁提拔的他们，又是谁对他们刻薄寡恩的。
六、崇祯刚愎自用、离心离德、终酿大祸
崇祯皇帝（朱由检）
关于明朝的灭亡，崇祯必须要负责，虽然他本身能力有限，但其实不然，作为一个皇帝可以能力不足，可以享乐，这都无妨，但他必需有识人和用人的才能。可惜的是，崇祯没他既没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治的水平，更没有他们用人的才能。历史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如果统治者才能真的卓越，也不会落到国破人亡的下场。
17岁的年轻皇帝，面对千疮百孔的局面，急于求成，想要励精图治力挽危朝，遇事却又往往刚愎自用，因情况的复杂导致对臣僚的多疑苛刻，使得其用人不专，责罚太重。崇祯十七年间，内阁大学士先后任用五十人，首辅换了十余人，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总督被诛七人，巡抚被诛十一人，阁臣被诛二人。结果因“求治太急，用法太严”，使得“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
总之，明朝灭亡与内部党争激烈、土地兼并严重、税收政策、统治者的举措以及小冰河时代的到来关系密切。即使是在灭亡前夕，其内部以周延儒、温体仁为代表的奸臣当政，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内耗，党争持续不断，统治阶级勾心斗角，为自己和集团利益而不顾家国。财政更加吃紧，陷于入入不敷出的泥潭中，而此时开销持续增长，对平头百姓更加变本加厉的盘剥，王朝的主要资源在东南，却无法有效动用，并缺乏精确化管理。统治者治国无谋却又用人无能，起义军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融入了倒戈的政府军，明王朝腹背受敌，疲于奔命，军队战斗力逐渐低下，最终酿成明亡的定局，使人既敬佩王朝“天子守城门，君王死社稷”的气节，却又不得不令后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