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首領之一黃紹竑不是一個從一而終的人，其一生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波詭雲譎，變幻莫測，神龍見首不見尾。
1921年，第二次粵桂戰爭以桂軍失敗告終，粵軍攻進廣西，孫中山任命馬君武為廣西省長，桂軍分化，部分桂軍脫離陸榮廷、譚浩明（陸譚）體系，接受革命政府的領導。其中，駐守百色的馬曉軍接受任命為田南警備司令，黃紹竑、白崇禧、夏威為其麾下三個營長。
粵軍入桂，紀律極壞，引起廣西百姓憤恨。陸譚殘部逐漸集結，形成廣西自治軍，以圖自衛自治。自治軍發展迅速，粵軍無法收拾，被迫撤離廣西，接受孫中山任命的馬君武也幾遭不測，接受革命政府領導的劉震寰、馬曉軍等，亦被稱為“反骨仔”，受到自治軍的圍攻。
黃紹竑在其《五十回憶》中專門回憶了這段經歷，他說：
所謂自治軍者，雖以自衛自治相號召，實際不過地方強烈仇恨意識的表現，並無真正的自治主張與計劃。他們第一個敵對目標為客軍。粵軍、滇軍、黔軍等，皆無妥協餘地。其次則為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編之隊伍。馬省長君武為當時一省人望，亦幾遭不測。餘如劉震寰、馬曉軍等及其所部，皆為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紹慧（伯山）、譚元翰（伯章）、甘尚賢、甘振賢、黃彤階、何其多、梁培、譚葆謨等，皆與陸譚有鄉土的私誼與多年部屬的關係，因陸譚已潰，不忍地方糜爛，與新政府接近，而有意收拾改革者，竟皆為譚浩明舊部所殺。彼等對這班人統名曰“反骨仔”（即反叛的分子），得之即行殺戮。[ 黃紹竑《五十回憶》，50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注意，黃紹竑最初是陸譚桂軍馬曉軍模範營部，粵軍攻入廣西后，馬曉軍部接受廣東方面的任命，在陸譚舊部看來，等於叛變了廣西，成為廣西的“反骨仔”，並因此被廣西自治軍繳械。作為馬曉軍的部下，在廣西自治軍的圍追堵截中，黃紹竑率領馬曉軍的部隊轉戰千里，用他本人的話說，有時候是“一日須經二三次戰鬥”，[ 黃紹竑《五十回憶》，52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最後從廣東回到廣西，竟接受廣西自治軍李宗仁的編制，這究竟是“迷途知返”還是“叛變革命”，確實難以評價。但可以確認的事實是，在黃紹竑接受李宗仁編制的時候，跟隨他轉戰千里的一個重要統領陸清，就認為黃紹竑騙賣他們，另一黃紹竑麾下重要戰將馮春霖手下的一個班長，亦帶兵數人離開了黃部。對此，黃紹竑在《五十回憶》中亦有記錄：
（李德鄰）委我為第三支隊司令。此事除了幾個重要幹部知道大概之外，其餘尚未清楚其中內幕。至是我不能不向大眾公開宣佈。內中有與我部同時退出南寧的陸清統領，是廣東欽州人，亦革命老同志。我們在粵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將實情告知，此時他自然有些不滿，說我騙賣他。我在當時情勢之下，為防萬一起見，不能不將該部百餘人繳械。又有馮營一個班長，帶兵數人，自由行動去了。我派人追去勸他，他說：“如果要在廣西當自治軍，就不必退出南寧，行乞到這裡了。”[ 黃紹竑《五十回憶》，55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黃紹竑對自己這一次改換門庭似乎也有自知之明，因此，對陸清和那個班長的選擇，黃紹竑也抱理解之心。在上面這段文字之後，他專門有所評論：“這事，我至今猶耿耿不忘。因為他們的見解，是有相當理由的啊！”[ 黃紹竑《五十回憶》，50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黃紹竑由陸譚桂軍接受廣東方面改編的時候，被稱為“反骨仔”。所謂反骨，指的是腦後枕骨。通常枕骨突出者被認為生有反骨，也就是有反叛之心、不忠不義的人。歷史上最著名的“反骨仔”應該是《三國演義》中的魏延，他就是因為生有反骨而不被諸葛亮重用。黃紹竑從陸譚舊部成為革命新軍，這是他的第一次反叛；不久從革命新軍迴歸廣西自治軍，這是他的第二次反叛。人們或許認為人生有兩次反叛已經足矣，哪裡想到這對於黃紹竑來說才僅僅是他反叛的開始。黃旭初在其回憶錄中對黃紹竑的多次反叛有一個統計：
黃紹竑和李宗仁、白崇禧共同創造廣西集團，但他個人的行動頗為奇特，對他自己手創的團體曾作過三次的分合。計自民國十一年五月，廣西自治軍蜂起，他不能與之同流，皇然無歸，李宗仁邀其合作，他以志同道合，概然歸入李部，這是第一次合。十二年夏，他向廣州孫中山大元帥請得“廣西討賊軍總指揮”的委任和討伐沈鴻英而佔領梧州的密令，於是在梧樹起新幟，與在鬱的李宗仁分道揚鑣，這是第一次分。十二年冬，他和李出兵合擊陸雲高，打通梧鬱在大河方面的聯繫；十三年夏，討賊軍與定桂軍再合作以擊倒陸榮廷，佔領南寧，黃推李為定桂討賊聯軍總指揮，這是第二次合。十九年夏，廣西響應北方的擴大會議以共同倒蔣，出師向武漢，到湘而敗歸，他自此厭惡內戰，主張和平，年末即離廣西而到南京，這是第二次分。廿六年秋，抗日戰爭起，全國一致共赴國難，所有政敵都捐除成見共禦外侮，這是第三次合。卅八年夏，國共和談破裂，李白堅持繼續對共作戰，他卻主張和平而投共去了，這是第三次分。[ 《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392-393頁，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根據黃旭初的這個統計，在接受李宗仁任命之後，黃紹竑還經歷了與他創造的廣西集團，也就是後來所說的“桂系”的幾度分合。“三合三分”，這是黃旭初的統計，足以說明黃紹竑這個人物的變化多端，甚至用“朝三暮四”來形容也未嘗不可。對此，黃紹竑本人也不避諱。他在其《五十回憶》的引言中說：
我是一個當代人，而且還是一個與當代政治頗有關係的當事人。在滿清時代生長，而參加滿清的革命。在廣西舊軍閥底下當軍官，而起來推翻舊軍閥。曾與中共合作，而又與中共作戰。曾擁護中央，而又反對中央，後來仍然擁護中央。在許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變成仇敵，或者由仇敵而變為朋友。中間的變化，是太多了。若就普通的觀點來看，簡直是一種兒戲。但是事實的演變，確實是如此複雜。[ 黃紹竑《五十回憶》，引言，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如果按黃紹竑的這個說法，那麼，黃紹竑的變化可能就不只三合三分，可能是四合四分或者五合五分。通常而言，以變化太多來定性一個人，應該不是褒義。但黃紹竑卻坦然承認自己變化太多，變化得如同兒戲。何以故？推敲黃紹竑的思想，可以看出，黃紹竑認為他的多變雖然是客觀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他本人如何善變，他的多變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而作為時代中人，他自然捲入了這個變幻莫測的格局。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黃紹竑在不同的政治集團間遊走不定，變化無常，但他也有不變的地方。1930年，當他決定脫離桂系的時候，同時也在內心中作出了一個決定，那就是：第一是不再破壞國家，第二是不再破壞團體。他把這個內心的決定視為他以後行動的原則，為人做事的最高準繩。[ 黃紹竑《五十回憶》，213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除了在軍事和政治上頗有建樹之外，黃紹竑一生最熱衷的是經濟建設，無論是執政廣西還是執政浙江，黃紹竑都在經濟建設上有諸多業績。可以說，發展經濟是黃紹竑一生不變的願望和追求，他對經濟建設的熱情遠遠超過對政治和軍事的熱情，這一點早在桂系北伐出征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來，黃旭初在他的回憶錄中如此說：
當在省內討論北伐問題時，已經涉及廣西部隊究竟由誰統率出征呢？本來李宗仁與黃紹竑都是軍長，誰也適任。但黃自己表示對於地方建設感興趣，自從十四年九月臨時省長張一氣辭職後，大家便推他當廣西民政長了，所以廣西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時，他推李擔任軍長，統軍北伐，而他自己願留在省內任省政府主席，併兼第七軍黨代表。[ 《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023頁，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1月出版。]
當李宗仁、白崇禧率領大軍從鎮南關到山海關的時候，黃紹竑則在後方激情滿懷地建設廣西：
我們站在政府立場，不管先天不足也好，後天失調也好，並不因此灰心，而仍舊是勇往直前地去做，希望人定可以勝天。所以對於他們的種種說法，均當他是不正確的批評，而不自餒意志。在那短短的時間內，工業方面，完成了三酸廠、酒精廠、機械廠、製革廠、機器廠、磚廠、紙廠。農業方面，成立了全省農務處，各區設置墾荒局及兵農委員會，實行兵農政策，並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為縣長的考成。全省的公務員，均須身體力行，首由省級公務員做起，我親自率領墾地植桐，在南寧闢有一個廣大的公務人員桐場。全省上下，熱烈進行經濟建設的工作。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當我們興高采烈的時候，突於十八年春，接到廣東方面的電報，說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立刻到廣州去。當時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務員揮鋤掘地。立刻拋下了鋤頭，踏上了汽車，放棄了一切的工作，重複走入政治戰爭的漩渦。廣西建設的工作，便從此停頓下來，又受了幾年的磨折。[ 黃紹竑《五十回憶》，165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因為政治爭端導致戰爭的發生，因為戰爭的發生導致經濟建設的停滯，從黃紹竑回憶的字裡行間，可以感受到一個建設者深深的惋惜。
正是因為意識到戰爭對國家、對地方、對社會、對民生的破壞，他才義無反顧地離開他參與開創的政治軍事事業。將戰爭與建設相對比，他痛切地認識到戰爭是多麼無謂，而建設又是多麼可貴：
我覺得這幾年的內戰，是太無謂了！於國家有什麼益處？於人民有什麼益處？於自己又有什麼益處？於是我決心退出這個內戰的漩渦。……我那時因為不能出省，在柳州開闢了一個很大的林場，種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從事生產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黃旭初去參觀這個農場，當年所種植油桐幼苗，今日已喬木參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個無聊極思的玩意兒，今日則成為社會上一宗很大的財產。比到十餘年來你死我活，此起彼僕，那些“奪帥印”“取成都”的活劇，意義深長得多，使我對於以往的一切，引起了無限的感想！[ 黃紹竑《五十回憶》，212頁，嶽麓書社1999年4月第一版。]
這是一個曾經在政治軍事領域有過重大成功的人的反思。瞭解這些反思，才能瞭解他為什麼寧可揹負善變的惡名。他做過陸譚的部下，最終背叛了陸譚；他做過孫馬（孫中山、馬君武）的部下，不久投奔了自治軍；他做過李宗仁的部下，曾經與李宗仁分道揚鑣；他投奔過蔣介石，最後拋棄了蔣介石；他認同了共產黨，也批評過共產黨。從中國政治傳統看，他不是一個從一而終的人。他的一生中有過許多次改弦易張，另尋高就。然而，這個對領袖從來都不從一而終的人，對建設卻有著從一而終、痴心不改的執著。原來，他的善變，他的不惜脫離他熱愛的團體，全因為他對建設的熱情。這種熱情在他那裡一以貫之，無論是在廣西省主席任上，還是在浙江省主席任上、湖北省主席任上，他都對建設充滿了熱情，也有過一些建樹。遺憾的是，他所處的時代對他過於吝嗇。那是一個為政治家、軍事家而非為建設者提供舞臺的時代。不過，即使如此，黃紹竑在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們銘記。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對政治、戰爭和建設的反思，似乎尤其值得今天的我們所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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