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磊v
這與明清時期西安職能的分化有關。
以唐宋為界，西安失去昔日全國政治中心的地位，降為陝西首府和西北區域政治中心，明太祖洪武二年 (1369)，改奉元路為西安府，取義“安定西北”，西安之名由此而來。為防範邊外侵擾中原，明政府沿長城一線設九邊鎮，駐軍把守，其中4鎮在陝，陝西由內陸省份變為邊疆省份。西安定位於“安定西北”的職能，提高了其戍邊和軍事存在的價值，淡化了其文化、教育和經濟中心的職能，而這顯然不利於經濟發展和城市繁榮，因此，明代以後，西安逐漸轉化成了一座僅有政治意義的軍事城堡。
在這種職能定位轉變後，隨著陝西經濟中心逐漸偏離西安，向周邊轉移，東西橫向的龍駒寨、鳳翔，南北縱向的延安、漢中均成為新的經濟重心點，特別是涇陽-三原一帶成為了“並駕齊驅的陝西經貿中心”。由於新的經濟中心的形成，經濟的繁榮就為科技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在這種有利形勢的催生下，水利工程、醫學、力學機械在三原地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更為教育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形成了了以劉古愚為代表的影響較大的涇陽-三原教育學派。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陝西學政署、陝西學務公所都不在省城西安，而設在了三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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