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宋室南渡后，士大夫普遍把帝国遭遇“靖康之耻”归咎于王安石与他主持的新法，认为其变法聚敛民财，重用小人，钳制言路，引发党争，使国事一发不可收拾。
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荆公见濂溪”一章中所述，可见此说在当时几乎是士林公论：
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独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荆公恚曰：“吾独不可自求之六经乎！”乃不复见。余谓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笃，自处太高，故欲少摧其锐，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辞可矣，三则已甚。使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以消释其偏蔽，则他日得君行道，必无新法之烦苛，必不斥众君子为流俗，而社稷苍生将有赖焉。呜呼！岂非天哉！
濂溪即宋代理学开山之祖周敦颐，他生于1017年，只比王安石大4岁，但道学之名早已远播。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是年才二十二岁。王安石拜见周敦颐意欲问学当在其中进士前。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颐二十四岁，三年母丧守制完毕，出任洪州分宁县主簿，此前他在润州（江苏镇江）。那么王安石去见周敦颐，大概也就1040年至1042年之间，当时濂溪先生也还是位未及而立的青年人，处理事情还未达到中年的圆通，所以故意要挫伤一下“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的锐气，三次都闭门不见。
王安石是何等骄傲的人，吃了三次闭门羹，于是怒吼道：老子难道不能自学把六经弄通么。从此，王安石断了拜周敦颐为师的念头。再后来科第高中，仕途顺遂，成为有宋以来权力最大的宰执，而一直在州、县官的岗位上蹭蹬的濂溪先生恐怕更不会被他放在眼里。
周敦颐
罗大经认为，“使荆公得从濂溪，沐浴于光风霁月之中，以消释其偏蔽，则他日得君行道，必无新法之烦苛，必不斥众君子为流俗，而社稷苍生将有赖焉。”痛惜周、王失之交臂，影响了整个国运。
历史不容假设，但若周敦颐真的收了王安石做学生，用濂溪的理学就能陶冶王安石，能改变其偏执的性格么？恐怕也不容易。
王安石是有名的“拗相公”，司马光就新法与其争论时，说王安石“性不晓事而复执拗”，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
有才无私而刚愎自用的人，一旦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破坏力是可怕的。王安石即便随周敦颐学习几年，可一旦他官运亨通，尤其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掌握了余英时所言的“非常相权”，就会有容纳歧见的雅量？新法就不会那样刚猛？那就不是王安石了，凡是要变法，必定会弃用理学那一套，而用申、韩之术，这几乎是中国历史无法避免的怪圈。
蔡京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对王安石有同情之理解。时隔了近千年，没有了南宋士大夫国恨家仇的情绪而简单粗暴地将王安石视为罪魁，可以冷静、客观地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王安石这位拗相公。余氏曰：
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取得越来越大的相权。但权力对他来说只是实现“治天下”理想的手段，而不是野心和私利的工具。因此他虽大权在握而居之不疑，直到他第二次去相位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石绝无“权相”的嫌疑，有宋一代批评他的人，并未强调他弄权。但是他扩张相权的种种策略，却为以后的相权开启了方便之门。
可以说，后来的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是王安石的徒子徒孙，皆用荆公故伎而掌握大权。这当然不是王安石生前所能料到的，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南宋的士大夫们，不能原谅王安石，亦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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