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穩定的居所，沒有穩定的收入，婚姻破裂，他帶著兩個小孩子投靠80歲的媽媽，然後隻身離開，“心一下子就在漂泊了”。
文 ✎ 何可人
67歲的歌手胡德夫要發行第四張專輯了。19歲登臺駐唱，23歲舉辦臺灣史上第一場個人演唱會，25歲成為臺灣“民歌”運動先驅之一，27歲全部作品被封殺……胡德夫的前半生，披掛了一個時代的疾風驟雨。
直到55歲，頭髮花白大半，他才發行第一張專輯。61歲第二張，再到如今的第四張，他的音樂之路就像歌裡唱的：“遠離了母親和山谷，我們都是趕路人，歷經滄桑，用血管漂泊。一會兒西，一會兒東，匆匆。”
這首《匆匆》發表於2005年。2010年電影《非誠勿擾2》裡，李香山人生告別會時背景響起的男聲吟唱，唱的就是這首歌。2017年，胡德夫作為央視《朗讀者》首期嘉賓之一，在節目中演唱了這首40多年前寫下的作品。
“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遊詩人，他是臺灣文化史的標誌。”作家龍應臺曾這樣評價。
55年前，11歲的少年胡德夫也是赤腳離開家鄉的。部落的孩子從小就不穿鞋，放牛6年，腳被山谷裡各種植物和石頭磨得起了厚厚的繭。臨行前，家裡給他買了雙皮鞋，他沒穿，把鞋吊起來掛在肩上，赤腳一路從嘉蘭走到高雄，又坐火車到了臺北，走到人生最重要的轉折點——淡江中學門口。
他不知道，新的時代已經在腳下徐徐鋪開。
意外的歌手
2005年胡德夫錄製第一張個人專輯《匆匆》，錄音現場就選在淡江中學的音樂禮堂。唯一的伴奏樂器是斷了兩根弦的老鋼琴。找最好的錄音器材、最好的錄音師與錄音室，按下錄音鍵，音樂工業里耳熟能詳的生產流程，並不適用於胡德夫——不受拘束的音樂本能，飽含故鄉情懷、社會變遷與生命滄桑的聲音，在錄音室裡得不到最好的表達。
臺灣音樂評論家張釗維告訴“火星試驗室”，胡德夫和他發出的歌聲，像天邊飛動的雲彩，難以捕捉。他需要的不是一間錄音室，而是一場祭典。
《匆匆》發行當年就打敗如日中天的周杰倫獲得金曲獎。那是臺灣音樂界給這位遲到歌王的彌補。
終究還是晚了些。聲名已上殿堂，胡德夫反而越來越少參加臺灣的演唱會。“我面對的是一些熒光棒，連找個底下人聊天的機會都沒有了，大家湊在一起看完熱鬧就走了。他們的聲音比你大，你怎麼唱給他們聽？”他反問。
他還是更喜歡哥倫比亞咖啡館，那裡是他音樂生涯的起點。胡德夫後來感慨：“萬沙浪是天生的歌手，他往流行歌那邊走去，我是個意外的歌手，我走到了哥倫比亞。”
1969年，大二學生胡德夫認識了歌手萬沙浪，成為他樂團裡和聲歌手兼鍵盤手。兩年後，萬沙浪因為演唱電影《風從哪裡來》主題曲一炮而紅，隨即解散了帶有地下性質的樂團。
哥倫比亞算得上臺灣文化史上最著名的咖啡館了，胡德夫在臺上唱彼時流行的美式搖滾和鄉村藍調。臺下的聽眾來來去去，胡因夢、張艾嘉、蔡琴、李麗芬，潘越雲等人出沒其中。走在西門町，漸漸會有人來要簽名，但胡德夫不在乎有誰在聽，也不在乎自己唱什麼，反正他會唱很多歌——只想用這份薪水幫爸爸治病。
直到李雙澤出現。胡德夫記得第一次見面，李雙澤像個流浪漢，邋邋遢遢，個子不高，胖，胸前掛著相機，身後揹著畫架，砰砰砰走上二樓，往舞臺最前面的椅子上一坐，開口就對正在唱歌的人喊：“胡德夫！我聽說你是山地人呀？你是哪一族？卑南族？好，那你會唱卑南族的歌嗎？”又突兀地問：“Bob Dylan的歌我會唱，但是我們自己的閩南歌我也會。你把卑南族的歌唱給我們聽吧。”
臺上的胡德夫愣住了：我才上班沒多久，你就來踢我的館？
他搜腸刮肚找家鄉歌曲，想起小時候爸爸醉酒後哼的一段旋律。他大致記得曲子，彈奏倒是不難，但歌詞只好胡謅。忐忑地唱完，他還編了個歌名叫《美麗的稻穗》。出乎意料，在場的人全部起立鼓掌：“哇，有這個歌呀？”胡德夫像被一陣颱風吹過——唱了幾個月都沒什麼人鼓掌，他呆立在現場，倒是李雙澤興奮地跳出來搶答：“我們就是有歌，就是有歌！”
當晚，李雙澤拎著胡德夫的吉他，去他打工的燒烤店裡消夜。同去的，還有文質彬彬的楊弦。
大學時期的胡德夫黝黑、壯實，頭髮很長，厚厚的劉海遮住前額，眼神裡透著狠勁兒，顯出一股犯上作亂的氣息。他要麼穿著浮誇的襯衣，要麼光著膀子，手上夾著煙，像在社會遊蕩的不良青年。
那時他想當外交官——在臺灣大學讀書，自然有些大志向。身邊同學的志向更大，說將來要當最高統治者，治理國家。現在回過頭看，這些願望大都落空，除了同屆法律系的同學馬英九。
要不是遇到胖子李雙澤，胡德夫此生大概不會靠唱歌安身立命。儘管他在中學就成為原住民四重唱的小歌手，儘管一上大學，他就愛上了英國民謠和西洋音樂，但那只是他課外的興趣而已。
那段時間，父親罹患癌症，胡德夫從大學輟學。為了賺錢，他接連找了好幾份工，白天在朋友的紡織廠裡當文書，撰寫對外貿易信件，週五晚上到朋友的鐵板燒飯館看店。一個月下來，收入約3000元，剛夠父親10天的醫療費。
2017年，是李雙澤因下海救人意外離世60年。再次想起李雙澤，胡德夫還是不能剋制眼淚，灰白的睫毛瞬間被打溼。這很像標準的青春故事：有赤誠的熱血，也有心灰意冷的冰雨，故事裡有人意外去世，有人中途退場，有人半路轉向，有人孤獨地走在路上。李雙澤永遠停在28歲；楊弦1982年遠走美國，成了針灸師；楊祖珺在遭遇封殺後投入社會運動，現在在大學教教書；齊豫大紅大紫又大徹大悟……倒是當年意外躋身其中的胡德夫，踽踽獨行，唱到現在。
地下的鄉愁
2011年之後，胡德夫開始參加大陸的音樂節。大小不拘，有時甚至揹著經紀人接下不合規格的演出。2016年，他一口氣參加了上海、西安、武漢3場草莓音樂節，成為音樂節有史以來最年長的表演嘉賓。武漢那一場，唱畢，胡德夫和口琴伴奏小彭抱在一起。老人說：“你看，下面有我的孩子們在哭。”臺下歌迷緊貼在一起大聲回應：祝老爺子身體健康！
胡德夫結識不少投契的大陸音樂人。比如周雲蓬。大概流浪過的人，身心都難被形役，胡德夫和周雲蓬每次見面，不管是北京的酒店還是臺東深山部落，兩個人總是噼裡啪啦先唱了再說。
周雲蓬告訴“火星試驗室”，胡德夫一開嗓，他就覺得此人光明磊落，一身正氣。對此，周雲蓬有很妙的比喻：“我把他比喻為少林高僧。咱們武俠裡，有的是陰柔武當派，有些人是邪教的，黑木崖那派的。但是胡老師就是少林派的，很正……這種正氣，不是他在音樂上積累的，而是長期在音樂之外的行走，積累出那種氣場、氣息。”
因為音樂節，胡德夫還收穫了乾兒子馬頔。他喜歡馬頔的靦腆，覺得他極真。馬頔喊他“老爹”，他也懂得行使乾爹的嘮叨權：
“哎，你怎麼還不結婚？”
“老爹，我再努力一下，錢在女朋友那兒呢。”
胡德夫找到臺灣原住民中做刀最好的匠人，要給馬頔準備一把無價的彎刀。部落裡的風俗，家裡有一個孩子，就要掛一把刀。“這把刀是我要送給他的。他要是沒辦法帶回去，我就把它掛在家裡，上面寫‘馬頔’就對了。
胡德夫喜歡和年輕人相處。60歲後，他回到臺東定居。從嘉蘭山谷到高雄，從淡水到臺北，流離半生，始終與大城市生活有距離。他覺得不管到哪個城市，進入的都是四面牆，牆裡的人“講話都會比較緊張一點，比較表面一點”。如今遊子回家，父母都已不在，圍在身邊的是兄弟姐妹子子孫孫。胡德夫常常坐下來，仔細欣賞小孩聊天的樣子，打量他們講話的表情。那種真實的、屬於鄉野的圖景又出現在眼前。
來到淡江中學前，少年胡德夫沒在人前唱過歌。他的家鄉是臺灣東部太武山裡，一個卑南族、排灣族、阿美族等部落聚居的山谷。他沒想過離開媽媽和山谷，讀書只為了完成爸爸的任務，識字只為了給眼盲的哥哥念《聖經》。放牛才是他最大的樂趣。身為部落的孩子，胡德夫有一把屬於自己的短刀，不能拿來玩耍，只能用來劈開荊棘，不用時就把刀別在腰間。他終日赤足，腰繫彎刀，就像他在《牛背上的小孩》中唱的那樣。
他有時會和部落裡的大人們去深山打獵。男人們拿著槍，小孩子充當靈活的“獵犬”。打飛鼠時，他被派去打頭陣，拿著刀爬到樹上哐哐哐敲打，讓田鼠跳出樹洞暴露蹤跡；圍獵山豬，要打起十二萬分小心，山豬攻擊性強，一旦有危險，就要甩開胳膊嗖嗖地爬上樹。“穿著鞋的人，那可爬不了這麼快！”他很得意。
直到站在淡江中學門口，胡德夫發現，這雙赤腳如此格格不入。同學們都穿著筆挺的襯衣，唯獨自己，穿著部落的衣服，說著部落的語言，光著腳丫，皮鞋一前一後掛在肩上。
一度能給他安慰的，是淡江中學對面的海。海與學校隔著一大片草地，一頭牛都沒有。胡德夫很高興，寫信給爸爸：趕快把牛寄過來，我可以一邊讀書一邊繼續放牛。等不到回信，他忍不住爬過學校圍牆，翻過鐵絲網，越過山溝，去看那片大草原。臨近一摸，草地薄薄一層，原來是高爾夫球場。
夢破了——即便是山裡的牛來了，也咬不動城市裡人工栽培的草。胡德夫從此知道了什麼是故鄉與他鄉，什麼是城市和田野，什麼是鄉愁和流浪。
消失的歌王
靈車在臺北市區慢慢移動，十幾個青年坐在棺材四周，有人哭泣，有人唱歌，有人怨恨地敲著棺木：“雙澤，你去死吧！我們不寄望你一個人，我們寄望著所有中國人！”楊祖珺沉默著，角落裡的蔣勳紅著雙眼不發一言。棺木被推進焚化爐，胡德夫拍了拍楊祖珺的肩，把她帶到室外。他指著煙囪裡冒出的一束濃煙，說：“你看，雙澤在那裡！”
前一夜，胡德夫和楊祖珺整理出李雙澤生前創作。他倆拿著李雙澤留下的手稿，一個音一個音對照、演奏、錄製，集成9首歌，連夜錄成一卷卡帶。著名的《少年中國》、《美麗島》也在這一夜有了最初的版本。
兩年後，《美麗島》成為成為一本“黨外”雜誌的刊名，繼而“為臺灣戰後政治史上最驚心動魄的事件提供大標題”。《少年中國》也因太像統戰歌曲，被臺灣當局定為“禁曲”。胡德夫、楊祖珺雙雙被禁，但李雙澤對國家、民族的熱血思考，被他們繼承下來。在老友蔣勳的回憶裡，楊祖珺經歷過頹喪、自棄，最終投身黨外陣營，參與政治運動，並放棄演唱。胡德夫沒有放棄唱歌，但也全身轉向自己的來處——致力於推動原住民權利，開始了近20年顛沛流離的生活。
胡德夫對病態的社會發起嚴厲抵抗，有時甚至以暴制暴。在解救原住民雛妓的行動中，一群人假裝恩客進去調查，胡德夫和其他人在外面想辦法。在華西街，他數次帶著短刀，和其他幾個卑南族朋友衝進去救人。有時也遇到嫖客拿著武士刀反抗，一番打鬥後，只能帶走幾個小女孩。
個人的力量捉襟見肘，胡德夫就借政治渠道達到訴求。1989年，他參選臺灣省議員，沿著全臺灣發傳單，站臺、演講。大敗而歸。但他覺得目的已達到，“我也知道不可能選上，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原住民，有成百上千的部落，大家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不知道我們提倡的是什麼。為什麼要參加全臺灣選舉？因為我們同胞在全省。我要站在那個臺子，告訴同胞我們正在做什麼！”
歌手胡德夫走下舞臺，原住民運動先驅胡德夫在大地上行走。
海山煤礦爆炸，胡德夫守在礦井外，看見一具具焦黑的軀體被運送到地面，他護送著他們來到殯儀館，看見同胞被粗暴地衝洗，對殯儀館悲憤控訴；他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從臺灣出價最高的歌手變成被禁止登臺演出的敏感分子；他的電話被監聽，母親被約談，親戚受到牽連。
咖啡廳裡再也聽不到他的歌。有人形容他是民歌逃兵。胡德夫知道，只要轉過頭，就可以輕易回到一小時2.5萬元臺幣的舞臺上，過體面的生活。就像Bob Dylan講的：假裝沒有聽到那些哭聲，假裝他們沒有死。但他心裡更清楚，“假如我的同胞在過那樣的生活，我還能怎麼快樂，怎麼安逸？”雛妓的窩棚、礦難現場、地震災區、反修建水軍禁區……“那些人們認為我不該去的最深淵，才是歌聲應該出現的地方。”
“其實我一直都在唱歌，但多數人不知道。”胡德夫在地震後的山谷裡唱，在礦難第二天的義賣現場唱，在遊街的小卡車上唱。在演唱《美麗島》時，胡德夫會加上兩句新詞：“我們的名字叫作美麗/在汪洋中最瑰麗的珍珠/福爾摩沙/美麗/福爾摩沙。”他用這兩句詞回應天上的李雙澤：“雙澤你在天上看著。我被禁也是唱這個歌，被禁以後也在唱這個歌。”
偶爾會登臺，有時是在大陸。1999年，胡德夫應邀到北京參加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有一天閒來無事，他跑到三里屯。那時候的三里屯酒吧街還是一派野生的蓬勃。他一時技癢，找了間酒吧鑽進去，上臺彈唱起來。他的表演很快引來一個人——崔健。聞訊而來的崔健一開始還在臺下坐著，沒多久按捺不住也跳上臺。崔健彈吉他，胡德夫彈鋼琴，兩個人唱和一場，又各自散去。
歸來的父親
血液裡流淌的民歌手性格，讓胡德夫選擇率性、真摯和沒有路線圖的行事方式，也給他帶來多年的潦倒。沒有穩定的居所，沒有穩定的收入，婚姻破裂。他帶著兩個小孩子到臺東投靠80歲的媽媽，然後隻身離開，“心一下子就在漂泊了”。他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承認那時候“有人開山造路，我甚至想讓他把炸藥拿來我幫他點——我真的想炸死自己”。
1999年，張釗維要拍攝一部名為《牛背上的歌》的紀錄片。他跟拍胡德夫，來到花東。在胡德夫老家的公路上，張釗維開車載著他，迎面遇見一個年輕的警察。警察看見胡德夫，高興地招呼：“Kimbo（胡德夫的英文名）叔叔！”胡德夫卻一拍大腿，說：“哎，我還欠你的錢還沒還！”張釗維納悶：這些年，胡德夫到底有多少債主？
2000年，胡德夫帶張釗維回了母校淡江中學。影像記錄了胡德夫此時的面貌：他更胖了，頭髮灰白，步子還算敏捷，穿梭在校舍中。他穿著白襯衣，下襬扎進西裝褲裡，穿皮鞋，打扮成辦公室職員的樣子，趴在琴房的窗沿，聽裡面的少年彈奏校歌。當年那雙十指短粗、帶著被飛鼠咬過傷疤的手，也是在這個琴房練習彈奏。他不由自主地哼出學過的黑人靈歌，一邊哼，一邊用腳打拍子。
琴房裡少年回頭，靦腆地笑。胡德夫隔著窗說：“好聽喔，我是學長，呵呵……”他想推門進去，卻推不開——門從裡面被鎖住。轉身離開，一瞬間他停在臺階處，不知道往哪處走。那張嘴角向下、表情篤定的臉上，終於呈現出中年人的困頓。
不久前，胡德夫來到出生的地方，臺東成功港。大陸首檔以他為主角的人文音樂節目《未央歌》選在這裡拍攝。導演在海邊找了塊田，借了一頭牛，架起機器，想要捕捉胡德夫的鄉野閒情。鏡頭裡的胡德夫老了，老得像他的白頭髮一樣純粹，白眉毛長長的，穿著定製的高級麻服，棕色皮鞋。他牽著牛，靠在樹幹上，頃刻走進少年時在山谷放牛的舊夢。
這一幕十分唯美，導演很滿意。忽然胡德夫站起來，利索地蹬掉皮鞋，無視鏡頭：“穿著鞋子算什麼放牛啊！”他打著赤腳，捲起褲腿，牽起牛繩踩著泥，徑自向前走去。那頭借來的老牛，在他手裡很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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