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眾多開國元勳當中，有這樣一個年輕人，他有一個十分好的經濟頭腦，對華盛頓總統也是忠心耿耿，作為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他制定了很多金融策略，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這個世界第一超級大國。
他同時也是一個忠誠的基督教徒。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選擇原諒自己的對手阿倫·伯爾——當時的副總統。漢密爾頓因為答應與阿倫伯爾的決鬥而死，他原諒了這個將子彈射進他胸膛的人。他在自己臨終的懺悔中表示，他願意與所有人和解，包括伯爾。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年輕有為的政治家，在面對窮人和普通民眾的時候，也顯露出他自己的驕傲和偏見。他是一個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後裔，同時他也是一個精英主義者和反民主黨人。他在1775年參加了大陸軍，並且在兩年之後加入了華盛頓的參謀總部。他利用自己的軍旅生涯讓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斷攀升，同時迎娶了紐約一個非常有威望的地主的女兒，慢慢步入了精英階層。當他步入精英階層之後，他忘記了早年自己打拼的奮鬥史，他把自己列入了比普通大眾要高一點的“上等人“，這在他和朋友的一封信中可以體現：在一封書信中，他這樣寫道:“那些沒有頭腦的平民，都需要被仔細的管教”。雖然他擁有驚人的自學能力，而且在財政方面很有管理天賦，但是他在制定財政政策時還是為富人制定了一個可以讓他們得到便利的稅法，於是窮人們開始反對他。他面對這些反對的聲音毫不留情，竟然發動部隊鎮壓了造反的群眾。他雖然建立了一個繁榮而富強的工業商業帝國，但是他也鑄就了美國的精英階層，使得權力不斷固化在少數人的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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