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文學相伴的那些日子——
——編者
文學麥田守望者
系列
在非虛構寫作中，
讀懂家國情懷
文 | 鄭周明
每到年關，龐大如鐘擺式的從東部向中西部的人口大流動便開始了，逾30億人次的春運，把家國鄉愁牢牢地推到大眾面前，我們得以每年一次可以細緻甚微地觀察這些群體，在兩地之間，他們如何尋找固有的、失去的和可能的。如果說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如潮來潮去，洶湧而至，又悄無聲息地離去，這些年得益於新媒體的聲音渠道便利，以及青年學者、作家的高度自覺性，越來越多對鄉村一線的觀察在年關附近形成有力的文字傳遍網絡。當我回憶2017年的新聞報道歷程時，浮現出的第一個感受便來自於此。
去年初我閱讀了青年學者黃燈的新作《大地上的親人》，這位博士生兒媳，在書中以丈夫家族中的親戚為對象，探討了幾代打工者的生存狀態和對農村問題的困惑。事實上，這個訪談系列她已經陸續進行了十年時間。我記得在採訪她時首先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面對親戚群體，如何平衡情感與理性有效觀察，一個是面對鄉村問題，以什麼樣的立場去書寫，她回答說，因為切身感受到他們卑微的悲傷，如果不去記錄，那麼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而書寫立場並非是虛構渲染，也並非以文學名義去消費，僅僅是知識分子的介入和縫合。
這讓我想起前年和另一位青年學者的採訪對話，那也是一位博士生，因為寫下《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而引發社交媒體廣泛討論的作者王磊光。通過閱讀和採訪，他們都給我一個相同的印象，那就是熟悉農村但並不陷於情感宣洩，受過人文學科訓練但並不因知識而自負，追求真實但以真誠方式講述。我一下子想到，這難道不是這個時代，對媒體人定位的一種更好形容嗎？
從他們這樣的非虛構寫作者身上，不妨重新思考如今的新聞寫作究竟為這個場域或時代提供了哪些價值。
寫就《冷血》的杜魯門·卡波蒂（左）
蓋伊·特立斯《被仰望和被遺忘的》（右）
也因為媒體的互相瓦解再融合，媒體人這個身份也遭受了分解再凝聚的過程，當《時尚先生》雜誌刊發一篇講述太平洋輪船船員逃殺事件的特稿引發輿論關注時，許多媒體人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這篇特稿會出現在一本時尚雜誌上。同樣，我在《Lens視覺》上看到一篇採訪京劇大師周信芳後代的稿子時，第一反應也是這樣一篇不錯的人物稿為何出現在了一本強調影像視覺的雜誌上。大量的媒體人正分散在不同角落裡，密密織造著另一種新聞真實。
《時尚先生》的特稿實驗室欄目
刊載了許多膾炙人口的非虛構作品
《巴黎燒了嗎》
《茶葉大盜》
大約十年前，美國未來學專家丹尼爾·平克便預言世界將從高理性時代進入高感性和高概念的時代，有六種能力非常重要：設計感、故事力、交響力、共情力、娛樂感、意義感。新聞寫作實際上佔據了其中四種能力，這或許也在解釋為什麼讀者大眾依然會熱衷於被優秀的新聞報道所吸引乃至參與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說，讓新聞價值和情懷落地的是在文學這片疆域裡，繼續專業，保持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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