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13世紀，晉南地區先後為陶寺類型、東下馮類型和商文化分佈區，三種文化相互接替，但內涵不同，此種文化更選乃該地區發生兩次居民更替所致。第一次為“后稷逐丹朱”，即夏人的一支一—周人進入晉南，原居於此的陶唐氏之後丹朱被逐；第二次“有湯伐夏桀”、“不烹奔戎狄”，即商人為滅夏而佔有晉南，原居於此的周人遁入戎狄之中。文化更使晉南文化出現斷層，但整個地區的文化發展並無缺環。
公元前25-13世紀跨越三個時代：龍山時代、夏代和商代前期。晉南地區東、北兩面被太嶽山、中條山、呂梁山包圍。西、南兩面為黃河圍繞，中部橫貫東西的峨嵋嶺將其分為兩個小盆地，北部汾河下游是臨汾盆地、南部涑水流域是運城盆地。
龍山時代晉南分佈著兩支考古文化：陶寺類型分佈在臨汾盆地，已發現遺址75處；三里橋類型分佈在運城盆地，已發現遺址18處。陶寺類型是由本地區的廟底溝二期文化直接發展來的，因此是晉南的土著文化。三里橋類型不是本地區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直接繼承者，它的主體分佈在黃河以南的豫西和關中華山周圍，因此涑水流域的三里橋類型是從豫西、關中延伸到晉南來的一支外來文化，本文不作討論。
夏代晉南為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分佈區，已發現遺址42處，其中36處分佈在臨汾盆地，6處分佈在運城盆地。商代前期晉南為商文化分佈區，已發現23處遺址，平均分佈在兩個盆地，其年代絕大多數為二里崗期，只有3處發現有殷墟早期文化層。
這三支考古文化在晉南有共同的分佈面，年代前後相接，地層上下相迭，但是三者的文化面統和內涵大不一樣，其間所發生的文化更送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變遷即本文所研究的課題。
一、東下馮類型取代陶寺類型和后稷逐丹朱
在晉南地區東下馮類型文化層直接迭壓在陶寺類型文化層之上，但它們的陶器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看出，陶寺類型和東下馮類型的陶器在陶色、陶質、製法、紋飾、器類、造型風格等方面相去甚遠，兩者顯然沒有傳承關係。陶寺類型的C14年代下限為公元前1900年，已經進入夏朝紀年，與東下馮類型間已無年代缺環，不可能再插入一個過渡階段了。這一事實表明，夏朝初期在晉南地區發生過一次文化的更迭。
導致一個地區的文化發生更迭的原因大到三種：一是當地居民因嚴重的自然災害而遷徙，間隔一段時間後另一族居民遷入該地。這樣造成的文化更迭往往會在兩者的文化層之間出現一個無文化遺物的間隔層，兩者的年代也不會緊密銜接，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和馬橋文化之間的文化更迭與兩者之同普遍發現淤泥層，即是一個型例子。二是當地居民被外族征服後被迫接受征服者的文化，或者相反，征服者主動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前者如滿清入關後漢族在髮型、服飾等方面所發生的文化更迭，後者如北魏孝文帝改革鮮卑族所發生的文化更迭。這樣造成的文化更迭，年代、地層都無缺環，但內涵變化往往不會十分徹底。三是當地居民被外族戰敗逐走，勝利者鳩佔鵲巢入主其地。這樣造成的文化更迭年代也無缺環，地層也無間隔，但文化面貌的變化十分明顯。晉南地區夏初發生的文化更迭就是這樣造成的。
晉南的東下馮類型和豫西的二里頭類型同屬二里頭文化，它們的文化內涵基本相同或相近：陶器都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都流行繩紋、附加堆紋，都有器口飾花邊和施雞冠形耳的造型風格，二十多種器物中有2/3以上為兩者共有；半月形石鐮、扁平石鏟、雙翼銅鏃、三角形小銅刀、豬下顎骨制的骨鏟等生產工具和石磬、卜骨等也基本相同；兩者都有地面建築與半地穴建築，灰坑多呈不規則圓形；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豎穴，流行仰身直肢葬都發現有亂葬坑。東下馮類型與二里頭類型都是夏人的遺存，這一點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但是它們還是存在著以下這些區別：
上述這些不同點中，凡是二里頭類型具有而東下馮類型沒有的，都來自於山東龍山文化；而凡是東下馮類型具有而二里頭類型沒有的，則是受當地的陶寺類型、三里橋類型、晉中的光社文化和豫北、冀南的漳河型先商文化影響的結果。
二里頭類型是由王灣類型中原龍山文化直接發展而來的，但與王灣類型相比帶有更多的山東龍山文化色彩，因此它很可能是太康失國、后羿代夏之後形成的夏文化。東下馮類型也是夏文化，但其一至三期基本上與二里頭的二至四期相當，說明其年代比二里頭類型稍晚，因此它是二里頭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傳播到晉南形成的④，這意味著在太康失國後有一支夏人從豫西遷到了晉南。由於后羿入主中原後沒有繼續渡河追擊北遷的這支夏人，因此他們就在晉南一直生活到夏朝末年，並始終保持了自身固有的文化模式，沒被“夷化”。
在《尚書》的《康誥》、《君奭》、《立政》篇和《逸周書·商誓解》中，周人每每自稱“我區夏”我有夏”、“陟禹之跡”“登禹之績”。有學者認為“周人尊夏”是因為夏、周先祖同源於晉南，果真如此的話，東下馮類型的年代就應該比二里頭類型略早，二里頭文化也應該從晉南向豫西傳播，然而考古發現的事實恰恰相反所以真實的歷史應該是夏、周先祖同源於豫西，太康失國後夏人中的一支一—周人避亂遷入了晉南，東下馮類型就是周人留下的遺存。
《史記·周本紀》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集解》韋昭注：“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似乎太康失國時率領周人遷徙的是不宙，其實這是拘泥於“不窋為后稷之子”的說法而造成的誤解。《國語·周語》說得很明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譙周按曰：“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戴震《周之先世不窋以上闕代系考》曰：“蓋不窋以上，世為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崔述《豐鎬考信錄》也說：“不窋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為后稷者，不窋非棄子也。”他們已經考證得十分明白，在棄與不窋之間世系肯定有缺漏，自棄之後、終夏之世，周人首領世代擔任后稷，直至不窋之父，因此不窋去夏奔戎狄的時間決不會在太康之時而應在夏朝末年。再說晉南原為堯都所在地，陶寺類型可能就是陶唐氏堯部落的遺存，遷往晉南也決不是“奔戎狄之間”，所以，夏初率領周人進入晉南的應該是某一代后稷而非不窋。正因為這個原因，晉南才會出現臺駘、稷王山、稷祠稷亭、稷王廟、姜原廟等與周人祖先有關的地名古蹟。又因為周人與夏人本是同族，而且周人又是故土淪於敵手之後才進入晉南的，所以他們又把崇山、夏縣、陽城等與夏族祖先有關的地名古蹟也搬到晉南來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自古以來都把晉南稱作夏墟的原因。否則按《世本》所言，禹都陽城“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就得認為東下馮類型是夏文化主體，這就和公認的二里頭類型是夏文化主體相矛盾，也和東下馮類型晚於二里頭類型的事實相矛盾，而且因為東下馮類型與陶寺類型沒有承傳關係而使夏文化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當夏初周人進入晉南時陶寺類型先民正生活在那裡。學術界普遍認為陶寺類型是陶唐氏堯部落的遺存。《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陶寺類型晚期的年代巳進入夏代紀年，這或能證明夏初陶唐氏在晉南還佔有一席之地，但當週人進入晉南後他們被趕走了。《古本竹書紀年》雲：“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東下馮類型取代陶寺類型的事實可以證明：“后稷放丹朱”的記載是可信的，也可以證明東下馮類型就是夏代的先周文化，是不窋之前的周人遺存。
據李民考證丹朱所居的丹水不是陝南的丹江而是晉東南的丹河。對此結論目前還缺乏考古資料予以證實，不過根據太谷白燕二、三期文化的材料可以知道，在龍山時代陶寺類型就曾波及和影響到晉中廣大地區，而進入夏代紀年後，與陶寺類型晚期的直口肥袋足鬲、方格紋單把鬲、雙耳罐、斝、簋、折肩罐相仿的器物一直遠播到內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朱開溝遺址。聯繫到《輿地廣記》中“(周)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的記載，上述事實可能意味著陶唐氏有部分後裔在周人入主晉南時遷徙到了遙遠的北方。（備註：另一部分去了江漢地區）
二、商文化取代東下馮類型和商湯伐夏桀、不窋奔戎狄
晉南地區出土的商代遺物與鄭州二里崗出土的遺物基本是一樣的，但與東下馮類型相比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上述各類器物中，凡屬一方有而對方無的，大多是各自的典型器，這說明使用這些器物的先民有著各自固有的生活方式。小墓葬俗的區別尤其說明兩者有著不同的傳繞習慣，偃師二里頭和鄭州二里崗貴族墓所出的玉器、銅器，都是按禮制隨葬的，區別不大，而陶器卻與各自的小墓相應，是按本族習俗隨葬的。二里頭類型貴族墓的陶器組合以盉、爵為主，有罐無鬲，二里崗期商人貴族墓則以鬲、盆、簋、斝為主，無罐與盉，這種葬俗的區別意味著墓主族屬的不同。晉南地區尚未見有東下馮類型和二里崗大墓的資料發表，但兩者小墓的區別和中原地區是完全致的，所以夏商之際晉南地區所發生的文化更迭以及夏商兩族的更替同中原地區是一致的。
與夏初夷人沒有渡河追擊遷往晉南的夏人支系周人不同，夏商之際商人渡河佔領了晉南。商湯滅掉葛、韋、顧、昆吾後即進軍攻打夏都斟，夏桀亳無準備，不戰而逃，湯追桀至鳴條。在鳴條雙方決戰，夏桀戰敗，逃至南巢而死。關於鳴條的地望，自古以來有在東夷、南夷、陳留、安邑四種說法。孫淼對此進行辯析，認為前三說皆不可信，鳴條應在晉南安邑西。他的考證是有說服力的。夏桀敗走晉南，一則因為商湯是自東向西進攻的，二則因為生活在晉南的周人本是夏人的同族。夏桀以晉南為後盾企圖東山再起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商湯未容其喘息，窮追不捨，直至鳴條，一舉將其殲滅。夏桀死後夏王朝滅亡，晉南的夏遺民有一部分被融入商人之中，因此夏未晉南出現的文化更迭與夏初出現的文化更迭有所不同，晉南的二里崗期商文化含有不少與東下馮類型相似的文化因素，如陶器都以泥質灰陶和類砂灰陶為主，紋飾都以繩紋為主，都盛行圓底器，都使用菌茹狀陶墊，兩者的深腹盆、深腹罐、貫耳壺、折肩尊、盉、平底爵、蘭、甑、器蓋等器形都相似；灰坑都以圓形為主，水井的斷面都呈長方形；小墓都是豎穴、土坑、單人葬，都發現有亂葬坑等等。東下馮類型與陶寺類型之間沒有傳承關係是得到公認的。東下馮類型與晉南二里崗期商文化之間卻頗多相似之處，這就使有的學者得出東下馮類型不是夏人的遺存，而是早商文化的結論。
晉南與冀南隔太行山毗鄰，早在夏代，東下馮類型與漳河型先商文化就互有影響，如東下馮晚期出現的細繩紋的形制與邯鄲漳溝出土的陶鬲十分相似，而後者被視為鄭州二里崗下層陶鬲的祖型；磁縣下七垣出土的花邊口沿罐、小口尊、帶扁三角形足的罐形鼎形制也與東下馮類型所見的相似。東下馮類型與晉南二里崗期商文化之所以有較多的相似文化因素，一則因為兩者有傳統的文化聯繫，二則因為商人佔領晉南後接納融入了一部分夏遺民。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夏遺民都投降歸順了商人，他們中間有很大一部分人逃向北方，其中不乏留居北方繼續與商人為敵者，如後來甲骨文中所見到的土方可能就是夏遺民，而原居晉南的周人這時也北遷散居到戎狄之中，《史記·周本紀》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就是這次歷史事件的記載。晉南地區在夏商之際發生的文化更迭，正是這場歷史變遷在考古遺存方面的反映。
夏商時代的先周曆史可以分為四段：第一段從棄至不窋，第二段從不窋至公劉，第三段從公劉至古公，第四段從古公到武王。在陝西的長武、岐山、武功、長安等地現已發現第三、第四段先周文化遺存。據本文分析，晉南的東下馮類型即第一段先周文化，惟獨第二段目前還是是個缺環。筆者認為，第二段先周文化之所以不見是因為商人追擊夏桀入主晉南、不窋率周人北遷奔於戎狄之間的緣故。由於徙居戎狄之間的周人人少力薄，而且散居於戎狄之間，很難保持原有文化形態不變，因此現在還無法確指哪些考古遺存屬於第二段先周文化。不過筆者堅信，先周第二段時期的周人應當生活黃河兩岸的晉中與陝北一帶，第二段先周文化遺存應在這個地區尋找。
垣曲與東下馮各發現了一座二里崗期商城遺址。垣曲商城南牆殘長350米、西牆殘長390米，面積約12萬平方米。城內發現成片夯土建築基址，可能是宮殿區；城外發現有二道城牆，可見防衛之堅固。東下馮商城只探出南牆長約400米，城內南部發現十餘座排列有序、東西成行、直徑10米左右的圓形建築群體，其結構特殊，很象是倉庫。垣曲與東下馮商城的結構與特點顯示出這裡是商人的邊鄙重鎮，商人佔領晉南後即在此地築邑移民鎮守，表明晉南處於夏商兩族衝突的前沿。如果夏桀不是以晉南為依託敗走鳴條，如果周人不是夏人的同族支系，如果散居在晉中以北的夏遺民不再繼續與商人為敵，那麼晉南也決不會具有如此重要的戰略地位。
持商族源於晉南說的學者中有人認為，垣曲商城是成湯“從先王居”之亳。只要把垣曲東下馮商城的規模與同是二里崗期的偃師、鄭州商城比較一下就能知道，後者才是王朝都城，而前者只能是方國城邑，但因為晉南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所以商王派自己的本族同宗去鎮守。晉南遠離商人故土和新都(偃師與鄭州商城)，為了團結族人，為族人樹起精神支柱，他們會沿用與祖先有關的地名，營建紀念祖先的建築，於是晉南便留下了“蒲(亳)州”、“亳城縣”、“亳村”、“亳清河”、“湯王坪”等地名古蹟。晉南曾是堯都，又曾是夏人支系周人的居地，商人不可能發源於晉南因此，晉南的這些與“亳”有關的地名，只能出現於二裡崗期商人進佔晉南之後。如果據此而認為商族發源於晉南，那麼實在是一種誤解。
夏商之際在晉南發生的這一場歷史變遷是商、周兩族結怨的根源但周人力量弱小，不得不用韜晦之計裝出臣服商王的樣子，這從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是看來他們世世代代都未忘復仇，一旦力量聚足，時機成熟，便由文王和武王實現了這一宿願。
公元前25-13世紀晉南地區的文化發展是連續的，中間不存在缺環，龍山、夏、商三個時代文化遺存的內涵卻是不連貫的，出現了文化更迭。文化是人創造的，人是文化的載體，某地如果出現了這種文化更迭，那就意味著該地居民發生了更替。由於居民的更替，一地的文化往往是由不同族的先民層累地創造的，而不是僅由同一族居民先後創造的。因此，在這些地區雖然存在著文化的斷層，卻不存在文化的缺環，公元前25-13世紀晉南地區的文化更迭及其反映的歷史變遷，即為一證。
萬物簡史作者葉文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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