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帶山名燕山，地名燕地，舊稱燕京，古有燕國。這個“燕”，追本溯源，均與對“燕燕于飛”(《詩經·邶風》）的燕子的崇拜有莫大關係。
北京最早被稱為燕京，是在唐肅宗初年。當時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范陽為燕京。為什麼叫燕京呢？當然是因為周代的北京，曾是燕國國都所在地。“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史記·燕世家》)，“封召公奭於燕”(《史記·周本紀》)，這個西周燕國，後來還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西周時期“封土建國”，“國”就是城，燕國自然也當有都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北京市郊區的房山琉璃河一帶就發現了周初燕國都城遺址，附近還有燕侯墓地。看琉璃河大型墓葬出土的青銅器，燕侯的燕均作“區”。先秦時期其他青銅器上的“燕”也作“區”或“妟”、“郾”。直到戰國末年的“郾王喜銅劍”、“郾王喜銅矛”，還不用“燕”字而作“郾”。秦滅燕後改郾為燕，以至於傳世文獻中才都稱燕。不管怎樣，“區”和“燕”是一回事。
可週初召公的封地為什麼叫燕呢？總不能簡單地認同唐人的說法，以為“地在燕山之野”，才有燕國之名吧(《史記·周本紀·正義》)。因為燕山反過來也可以因燕國而得名。
《左傳昭公九年》說：“昔武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傳世的戰國銅器銘文中，也有“屢(燕)亳”、“區(燕)亳邦”的說法。這個燕亳，指的當然可以是周代燕國。可“亳”一般是商人對其宗廟亳社的稱呼，“燕亳”等於說“燕地亳社”。燕地而有商人的亳社，足見西周以前這裡就曾是商人的根據地之一。不少學者指出，西周以前這裡早就存在個古燕國。可商代晚期北京地區的張家園上層文化中，雖有不少商文化因素，如折沿或翻緣鬲、泥質灰陶簋、瓶、大口尊、假腹豆等陶器但這些因素都已經深深地融入到土著文化當中，並不能將張家園上層文化視為商文化本身。北京一帶最多是晚商時期商王朝影響所及之地，而絕菲其直接控制區域，更不大可能因此而將其神聖的“亳社"建立在此。早商時期商文化，也只是滲透到北京而已。那麼北京之有“燕亳”，或許就只有在先商時代了。
《世本·居篇》說：“契居蕃。”丁山先生懷疑這個“蕃”其實就是“亳，”的音偽，也就是“燕亳”的“亳”，地在永定河與液河之間。他還提到，北京之“薊”，《說文》寫作“契”，顯然得名於契(《商周史料考證》)。果真如此，北京及以南附近就成了商人生祖契的根據地。在這樣一個神聖的地方設過商人的亳社，那就毫不為怪了。契的出生充滿神話色彩。《詩經·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就是黑色的燕子。又《詩經·商頌·長髮》雲：“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音初》將這個傳說演繹得很是細緻有趣：有娀氏建造了一個九成之臺，吃飯的時候擊鼓為號。帝令燕子去看看是怎麼一回事。燕子到這裡以後，隘隘地鳴叫起來，引得有娥氏的兩個女兒去撲它，把它扣在玉筐內。過了一會兒，打開一看，竟然下了兩個蛋。燕子也就向北飛去，再沒有回來。兩個女孩子情不自禁地唱道“燕燕往飛”，這就是北方音樂的起源啊！可看看燕卵，也不會生出個人吧。《史記·殷本紀》就說是其中一個叫簡狄的，吞下了燕卵，於是才生了契。
不少人把這個傳說附會為生民之初知父不知母的現象，其實沒有多少道理。《楚辭·天問》中有這樣一句：“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可見與簡狄聯繫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帝嚳。《大戴禮記，帝系》《史記·殷本紀》明確說，簡狄為帝嚳的次妃，契為二人之子。帝嚳為黃帝后裔，與顓頊有密切關係，為商人始祖，居住地稱“亳”，應活動在山東至豫東一帶。帝嚳實為東夷和華夏兩大集團融合之代表，不過東夷成分更多一些。有娀氏則和簡狄確有關係。唐蘭以為有娀就是戎，和簡狄之狄合起來即為戎狄，應當是中國北方地區一個大的部族集團。
其實，吞燕卵說和契為嚳子說完全可以契合起來。東夷和華夏東部有著悠久的崇拜鳥日的習俗，作為其首領人物的帝嚳，更有可能就是神鳥和太陽神的象徵。帝嚳在《山海經》中也叫帝俊，他是十日的父親，那帝俊本人就是太陽神吧。帝俊驅使的明明是豹、虎、熊、羆，可偏叫他們“四鳥”。《山海經…大荒東經》還說，有五彩之鳥常伴隨帝俊左右。我們曾推測，帝嚳文化相當於晚期大汶口文化，該文化常發現一種鳥日合體的陶文，也是其崇鳥日的明證。既然帝嚳可以是神鳥的象徵，那麼簡狄吞燕卵——神鳥之卵的傳說，不正對應簡狄與帝嚳的結合嗎？如果不強調帝嚳和簡狄的人格屬性，那至少反映商為東夷、華夏和戎狄集團之融合體這一史實。
我們曾提出，最早期的先商文化，就是永定河至流河的一帶龍山後期遺存，具體來說就是冀中(可能包括北京南部)的後崗二期文化啞叭莊類型，還涉及到北京北部的雪山二期文化。啞叭莊類型(以河北任丘啞叭莊龍山遺存為代表)和雪山二期文化，實為以來自東方地區的因素為主體，融合部分北方和中原文化因素而形成：陶器中的直領貫耳甕、子口罐、子口缸、粗柄豆、圈足盤、平底盆、貫耳壺、寬把杯、粗頸鬻、三足奩等，和山東及豫東地區龍山文化的情況很相似。較多帶雞冠鏨耳的鬲、盆、甕、罐等，則與冀西北龍山時代文化相近。這在考古上證實了上述關於商人起源的推測(《五帝時代》)。
似乎可以這麼總結一下：早在距今4200年左右的龍山後期，就有大量龍山文化人群進入北京南部及附近地區，與當地土著結合而留下後崗二期文化啞叭莊類型和雪山二期文化遺存，這其實就是最早期的先商文化。對應天降燕子—帝嚳和簡狄結合而誕生商契這一歷史背景。由於北京南部及附近地區在商人歷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才長期在此設立“燕亳”。即使商朝建立後並不能直接控制北京地區，但也不斷向這裡滲透，早年的商人傳統也一直延續。晚商時這裡仍存在崇拜燕子的人群，青銅器上他們的族徽正是一個燕子展翅張口鳴叫的形象。周武王封召公於燕亳之地，國稱燕或北燕，正在情理之中。
可還存在這樣一些疑問：其一，《禮記·樂記》明明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為何封黃帝之後於薊？這個黃帝之後是誰？其二，召公奭為周初姬姓重臣，為何先秦文獻中沒有明確出自於周的記載？又為何要被分封到邊遠的燕地？
唐代的陸德明提醒我們：封於薊的黃帝后裔就是召公奭，二者同為姬姓(《禮記正義》)。《漢書·地理志》也早就提出燕國召公的封地在“薊”，《水經注》說是在“薊丘”。這就是說，封薊和封北燕其實就是一件事。也可以理解成北燕是國名(大地名)，薊是都城名(小地名)。徐旭生也說，燕地的姬姓可能早在西周以前就已存在，其初始或在黃帝時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看來，召公奭雖與周同宗黃帝、同為姬姓，但並無較近的血緣關係(皇甫謐說他為“文王庶子”，不知何據)。召公奭作為燕地姬姓的首領人物才參與武王伐紂，功成後被分封到原來的根據地鎮守東北(實際是其長子就封)。
如果是這樣，那最初的薊或許就應當在北京西南郊區的琉璃河遺址一帶了。但一般認為，薊或薊丘在北京城區西南一帶。從考古上來看，琉璃河遺址西周都城和燕侯墓地一應俱全，而北京城西南除了發現不少戰國秦時期的古井、墓葬，以及個別戰國時的饕餮紋瓦當外，始終沒有發現任何確切的西周遺存，更不用說西周都城或墓葬。
我們曾論證，黃帝文化就是分佈在晉南豫西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距今6000-5500年，它也有濃厚的崇拜鳥日的習俗。公元前6000年左右，廟底溝類型形成之初，曾對太行山以東的仰韶文化後崗類型造成毀滅性打擊，對應著名的“涿鹿之戰”。之後，其影響北逾燕山，東達海岱，東南至江淮，南達江湘，與《史記》所載黃帝所至之處十分相似。可能正是由於黃帝勢力向燕山方向的滲透，才在北京地區留下崇鳥的姬姓一支(《五帝時代》)。這些早期的姬姓人群，和後來的商先公雖然並無較近的血緣關係，但都與黃帝有關，也都崇拜鳥日，從而也可能多所融合。廟底溝類型的影響還一直到達西遼河，對崇龍的紅山文化產生較大影響，將東北南部地區也與中原緊密聯繫起來，有人甚至因此將紅山文化視為黃帝文化。
那麼，具體到北京一帶對玄鳥—燕子的崇拜，到底是從商契開始，還是可早到黃帝時期？這還是一個謎。不過，後者的可能性更大。北方尚黑，由來已久。北方冀州的蚩尤為九黎、黎苗之祖。“黎”即《尚書禹貢》“厥土青黎”之黎，通“驪”，後作“黧”，即黑色。後來北方之玄鳥、玄水、玄蛇等物，玄丘、玄丘之水，大玄之山，幽州、幽都、幽都之山等地，玄王(契)、玄冥等商先公，以及北方玄武，可能都與黎、黑有關。
黃帝和帝嚳將華夏、東夷文明因素先後帶入燕地，促進了北京地區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同時，北京文化一些優秀成分也反向融入到黃河流域文化當中。這正如翩翩南來的燕子將春天的訊息帶到北京，秋天還不忘迴歸故園。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在於不斷海納百川、兼容幷蓄，北京文化也是如此。
燕子是北京早期歷史的縮影，也是北京精神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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