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10月8日，詩人顧城二十週年死忌。媒體及顧城生前友好紛紛發表文章表示懷念，與美好空靈的詩人形象背道而馳的，正是他亮斧子殺女人這個場面。為了讓這不和諧變得和諧，顧城殺妻的事實被媒體弱化成了“與妻謝燁衝突致其受傷倒地，顧城遂自縊，謝燁後不治。”（《新京報》）這種說法中庸而喪失了傾向性，將悍然殺人的事實洗白成了庸俗的夫妻衝突。二十年後，不明所以然的年輕讀者想必不會厭惡一個只是和妻子發生了衝突的男詩人，心軟的人恐怕還要一掬同情之淚。
顧城的朋友、女詩人舒婷更在財新《新世紀》上發表一篇《燈光轉暗，你在何方？》，文章結尾說道：“結局永遠無法挽回，無法遺忘。只有謝燁有權寬恕。我深信，她已經寬恕過了。”真是千古奇句。殺人者的朋友居然替死者發言，說她已經寬恕？而京城某著名詩人更在微博上宣稱：所有說顧城是殺人犯的女人必是婊子！說顧城是殺人犯的男人必是流氓！所有說顧城殺妻的人都是道德審判……
中國之事，站隊為大，站錯了隊，永世不得翻身，眼看承不承認顧城是殺人犯也已經成了一條區分線：線的這邊是愛才的善良的人們，線的那邊全是婊子和流氓。不好意思，就算冒著當婊子的危險，我也得說一句：顧城的確是一個殺人犯。這是變更不了的事實，當年新西蘭的報紙和法院都稱顧是“murder(殺人者)”。一個真的勇士，要敢於直面慘淡的現實，就像都承認顧城的詩寫得好一樣，同樣也應該承認他是個殺人犯，這讓顧城的存在更真實更具體，非但無損於他的天分，倒反證明了人性的複雜和生命的不可確知，使得詩之於世間的存在，顯得更有意義。
為何認為顧城是殺人狂就成了婊子流氓就成了道德審判者？顯然，這一說法犯了某些人忌。犯了什麼忌？不如先回顧一下顧城這個人。
顧城，天才詩人，同時也是男人，是丈夫。二十年後，好友們的回憶更多地拼湊出了作為丈夫存在的顧城。他是個大孩子，這是最多人的共識。一切要以他的個人意志為主，他餓了，就會洗劫朋友家的冰箱甚至搶奪兒子的吃食。他冷了，就要馬上去商店買衣服，不然就坐在地上。他不喜歡妻子買東西，也不喜歡她做飯，因為這有違他田園生活的理想……在他和謝燁的婚姻生活裡，他是絕對的主人，是一個附著在謝燁身上的巨型寄生蟲，雖然百無一用，但還在用他敏銳的大腦指揮女人奔跑。在精神上，他更是“光芒城堡裡的偉大的可汗”（顧城自稱），謝則是不可或缺、全心全意替他幹活的侍女。顧城和謝燁的這種關係，通常被稱之為攫取者與供養者的關係，這在藝術家的婚姻中極為普遍。攫取者通常是男性，他們富有才華，於是憑藉才華無限度地索取愛與關懷；供養者通常是富有奉獻精神的女性，作為上世紀80年代最典型的文學女青年，謝燁仰慕天才，陪伴在側，打點一切事務：開車，做飯，交際，把他說的話錄下來唯恐遺漏，吃植物，把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寄養在別人家。
問題是，攫取者與供養者的關係只是一種短暫的平衡，極度不平等的關係最終會在某個時間點爆破，爆破的通常情況是供養者越來越不勝其負，不勝其煩。面對顧城這個越來越龐大、越來越蠻橫的被供養者，謝燁堅持了十年，最後投降了。她可能愛上了新人，也可能沒有，反正她準備撤了。她先是天真地想讓英兒接班，千方百計地把英兒從北京辦過來，欣然接受一男兩女的生活格局。但英兒顯然不是謝燁，她也是一個攫取者，是個平常人，沒有犧牲全盤的勇氣，她跟洋老頭走了。但謝燁還是要撤，顧城這下慌了。
漢學家顧彬一針見血地說過，“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若沒有謝燁，顧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為詩人也是不可思議的。她謄寫和審編了所有那些讓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過她說話，失去她，也就等於失去他的語言和他自身。他知道這點，而她也肯定知道”。所以，顧城在遺書上寫，“燁要跟別人走，木耳我也得不到。媽媽，我沒法忍了”。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攫取者仍然認為供養者應該無償地奉獻給他。如果不，就是欺騙，如果不，他就要亮出斧頭。
作為詩人，顧城極富天分，作為男人，顧城極度自私冷血，不承認甚至反感人們提到顧城是殺人犯的人其實都暗自認同這樣的邏輯：如果一個人富有天才，那他就有權利剝奪他人的生命，如果不承認這種邏輯，就是一個道德審判家。在這種邏輯後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正義，我只看到了比顧城更可怕的自私和冷血。如果可以把一場殺戮美化成神話，將一名精神患者詩意成天使，這無疑是一種病，一種獨屬於文人和文藝青年的病，極度弱智，相當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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