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 | 朱英豪
前年六月，歸程前的一個深夜，我躺在都柏林利菲河畔的一家青年旅店裡，毫無睡意。我的上鋪躺著來自約翰內斯堡的保羅，他來這裡推銷自己的咖啡萃取專利。對面下鋪是斯德哥爾摩的喬納森，一個次日清早就要去谷歌總部面試的年輕程序員。我有些恍惚，這是在那個行前有著無數想象的都柏林嗎，還是加州硅谷？既是高緯度，又逢夏季，熄了燈的房間宛如黎明。伴隨著他們熟睡後的鼾聲，隔壁夜總會的歌廳鐳射探燈時不時也掃射進來，打在牆上搖滾歌星奧康納的光滑的額頭上。我心中數著數，再多打幾次，她就滿血復活了。
我剛從西北部回來，多尼戈爾郡，一次令人滿足的旅行。那裡有高聳的峽灣、嶙峋怪石、以及畫著巨大的蓋爾特女神的名字，向飛越上空的二戰戰機發出中立國信號的大西洋海岸線。《星球大戰》攝製組剛剛離開，馬林角的一家酒吧凳子上，還留著絕地戰士馬克·哈米爾的餘溫。比金字塔還要古老的墓穴屹立在荒野裡，茂盛的野草被狂風驅趕，露出底下泥煤烏黑髮亮的斷層。這裡還是有著革命傳統的紅區，電影《風吹麥浪》裡的臨刑前夜，冒死救出共和軍的娃娃兵對達米安說：“我父親來自多尼戈爾郡。如果讓你們去送死，我會良心不安的。”
我和一個愛爾蘭農民聊了聊，確定這部電影的另一譯名《風吹稻浪》是犯了常識性錯誤，因為愛爾蘭並不種植水稻。我還和導遊馬丁交流了小時候玩的遊戲——用一種質地比較堅實的野草梗和同伴相互拉扯，誰先斷就算輸。《都柏林人》裡面的小短篇《一次遭遇》裡，說綠色的草梗被拿來占卜吉凶，那是女孩子的把戲。
從最北端的圖萊海灘安靜的馬背上下來，我去了附近詩人葉芝的故鄉斯萊戈，不算很舊的墓碑上刻著那首酷酷的詩：冷眼一瞥，生與死，騎著且趕路。
我很聽話，趕路回都柏林。公共汽車不緊不慢，行駛在標註著”狂野大西洋“的公路上，偶爾經過的一些荒涼的村子和被廢棄的農舍，讓人想起了威廉·特雷弗的《山區光棍》和憨厚的小兒子保利。
愛爾蘭的鄉村一切都符合我的想象，都柏林想來更值得期待才是。
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留給都柏林。我收起相機，把時間留給博物館、畫廊、聖三一學院、艾比劇院、聖殿酒吧街，順便搭訕一下旅店前臺的小妹妹。
幾天下來，異樣的感覺不斷襲來。在聖三一學院圖書館大廳，兩眼放光的人們簇擁著，高舉手機捕捉被《哈利波特》開光後的餘澤，近在咫尺的諾貝爾桂冠詩人謝默斯•希尼的發黃詩集無人問津。不知人間有喬伊斯的前臺紅髮小妹妹坐在巨大的洗衣臺上，津津有味地看著《伯恩的遺產》。喬伊斯在瑪麗大街五號創立的沃爾特電影院早就不見了，現在是一家很無聊的百貨商店。喬伊斯中心門可羅雀，而在美術館書店裡兜售的託賓簽名版《諾拉》，哪怕是打了五折還是滯銷。
日記本里記錄了我當時的感想（現在看來是多麼的武斷）：“都柏林被一種奇怪的東西緊緊地包裹住了。從斯萊戈來到都柏林，除了鄉野被城市替代，除了葉芝被喬伊斯趕跑之外（事實上在過去葉芝比他有勢力多了），就是我發現都柏林的司機不再會搖下窗戶隨便和路人打招呼了。”那個我熟悉的喬伊斯，被各種光鮮靚麗的旅遊宣傳冊和相框簇擁著，他成了一個符號，一個形象大使。
是因為馬丁給我精心設計的鄉土愛爾蘭珠玉在前，使得我自己黑燈瞎火亂走一通的自由行黯然失色？又或者，是現代化的通病讓愛爾蘭的城市傳奇蒙塵，必須失禮求諸野，還是地處歐洲的犄角旮旯，都柏林只能淪為倫敦柏林等美央大城的無聊陪襯？
我也試著檢討自己。相比那些吵吵嚷嚷、簇擁在古蹟前拍照的小紅帽們，我之前的所思所想，不過是一名讀過幾首詩歌、幾個小短篇、嚷嚷著要去瞻仰作家古蹟的文學遊客而已。手裡拿著老照片，我按圖索驥，在現實圖景和內心搭建起來的文學聖殿之間玩“找不同”遊戲。可是，我對都柏林有多瞭解呢？當我期待它接納我時，自己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1914年，喬伊斯寫出了《都柏林人》。一百多年後的都柏林人，是否已經徹底走出北理查蒙德大街上的死衚衕（blind Alley），是否翻過他所謂的精神上卑瑣麻痺的一頁？如果經典不被時間束縛，那麼喬伊斯的那些預言，是否依然還在這個城市某個角落裡顯靈？現在的都柏林人，是否還在乎他？《都柏林人》、《尤利西斯》和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他們到底怎麼看？我的那些感受，到底哪些是真實的生活，哪些只是我的一廂情願的臆想？我想知道答案。
我坐起來，打開電腦，改簽機票，推遲了離開的時間。
我很快把自己從遊客切換回到攝影師的身份。在接下來有限的幾天時間裡，我東遊西蕩，設法撬開了都柏林人的嘴，讓他們敞開心扉，自然面對鏡頭。事實上，後來的經歷告訴我，都柏林人擁有西方世界裡最容易被撬動的嘴，因為他們有一顆熱愛陌生人的好奇心。我所有過分與不過分的請求，幾乎都得到了積極的回應。這些蓋爾特遊吟詩人的後代個個能言善辯，只要給一個善意的微笑或者一句真誠的問候，他們就開始滔滔不絕。無論是在川流不息的康奈爾大街上，還是在暴雨後冷清的格拉斯內文公墓，無論是販夫乞丐孩童老太、還是作家演員傳教士，我都被接納，被允許進入他們的內心，哪怕是短暫的幾分鐘。
和他們一聊天，會很快發覺自己曾經的“麻木無知”。一個學生告訴我，在都柏林，有一個不成文規定。當你在等候公共汽車或者排隊買東西，如果不和旁邊的人聊上幾句，那就是非常失禮的行為，內心會特別自責。
我把最後一個晚上交付給愛爾蘭麥芽和凱爾特踢踏舞。這個坐落在修道院巷的酒吧，過去是曾經為葉芝工作的印刷廠。轟隆隆，機器轟鳴，昨天吐出散發油墨味的《愛爾蘭先驅報》，今天吐出Porterhouse旗下著名的烈性牡蠣黑啤。媽媽說對了，天底下這麼多顏色，黑色的最有營養。
月色正濃，走出酒吧，我和一個在外面抽菸的女孩艾瑪聊了起來。我問她，為什麼愛爾蘭人對陌生人那麼熱情？藉著酒勁，晃晃悠悠的艾瑪吐著菸圈，給出一個可愛的理由：“很久很久以前，因為逃土豆歉收造成的大饑荒，很多愛爾蘭人都跑到美國去了。後來，他們陸續回來看望家人。可是我們也分不清誰是回來尋根的，誰是遊客啊，於是，我們就一律對誰都好啦！”
如此憨直的熱情，應該能融化世間最堅硬的盔甲吧。走在回旅店的路上，腳步突然變得很輕。望著不斷匯入夜色的派對青年，我問自己：一個多世紀以前，在熙熙攘攘的福州三坊七巷，那位大清海關洋人大員，是否也能有幸擁有一個這樣的夜晚？
一個倉促的決定，再加上自己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提問者，這些萍水相逢顯然不能帶來完滿的解答。但我想，這起碼是深度旅行的一種健康打開方式。終於，我和都柏林取得了某種和解。更確切地說，是和自己。
送給你，這27個新都柏林人，和他們的喬伊斯。
我沒有讀過喬伊斯，但我知道搖滾歌手奧康納。
我叫Paolo, 是個獨立市場諮詢師，設計師，來自南非的約翰內斯堡。
我存了兩年的錢，就是為了來都柏林。我選擇這裡，一來是這裡有正在舉行的WOC世界咖啡博覽會，二來是因為它的位置，這裡離我的國家不遠，離北歐國家也很近。我剛剛自發研製出一種新型的咖啡空氣壓縮機，北歐有更多喜歡喝到高品質咖啡的人，聯繫上客戶我就可以跑去那裡推銷，平時就呆在這裡，這裡的生活成本比那邊低多了。但是，我現在也遇到了麻煩，因為這家客店的服務員剛剛通知我搬走，他們不歡迎長期的住客。喜歡喬伊斯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嗎？我看，奧康納也這幫不上我的忙。
我不看喬伊斯，我想我身邊90%的人都不會看。
我叫Ronan(右) ，是都柏林聖三一大學的學生。要去看高樓的話，只能去上海了。都柏林沒有太多。從這裡往艾比大街走，那些你看到的高樓大廈，什麼國家銀行、IT公司總部，也都是最近十年才興建起來的，以前可沒有這些呢。對我來說，都柏林給人以其他大城市沒有的親近感。你也許不知道，在都柏林，如果你在等公共汽車的時候，不和旁邊的人聊兩句，是很沒禮貌的做法。這裡去哪裡都很近，很方便。哪怕是去別的省份，我們也感覺不到距離。愛爾蘭人在世界各地都有緊密的聯繫，我們是足球迷，有一次我們去法國看足球，和當地的球迷聯歡，感覺和在家裡一樣。我以後工作也不太會想去別的地方，這裡滿足了我的一切需求。
我不看他的書。你知道，幹我們這一行，講究的是翻牌，要有效率。他的書，是要你準備一輩子的時間去讀的，我們讀不起。但他很了不起，這個我得承認。
你說的這個人，我沒聽說過。我一會兒去問問我爸爸，他肯定知道。
我叫David，今年六歲。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人，但是我的姥姥是愛爾蘭人。我現在上小學，我在學很多東西，比如愛爾蘭語、還有騎自行車。我在家裡和爸爸媽媽說西班牙語，我的爸爸媽媽在我沒出生前，就一直在墨西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們現在每年都會回去呆上一個月。你說我喜不喜歡都柏林，嗯，怎麼說呢，都柏林有海灘，墨西哥城有很舒服的陽光。如果說都柏林是十分裡面打十分，我覺得墨西哥城是20分裡，我給打20分的那種。
你在問一個賣報紙的人看不看喬伊斯，是嗎？你確定是在問我嗎？
我叫Austin，我在康奈爾大街上經營一家報攤。我的祖父從1923年開始經營這家報攤，雖然現在賣報紙的人越來越少，但我想如果整個都柏林還剩下一家報攤，那應該就是我的。我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了，但我沒法不工作，我也想去山清水秀的地方遊玩，在湖上劃劃船聽聽音樂，躲避大城市的汙染和嘈雜。人生太多東西無法規劃，比如你現在從我這裡往路口走，往左轉還是往右轉，它的結果沒準都會對你將來的生活產生不同的影響。對了，我是Connell大街留守的靈魂（笑）。
我沒有太關注過這個作家。
我叫Giorgio，我來自意大利羅馬附近的一個小鎮。這個小鎮有很多愛爾蘭酒吧，我喜歡極了，吉尼斯啤酒，那些浮在外面的泡沫像奶油一樣潤滑。在我們小鎮泡酒吧，我偶爾聽到一個樂隊演奏的音樂，有種被擊中的感覺。後來我得知是愛爾蘭音樂。所以我算是來都柏林尋找那時候的感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但我覺得這裡似曾相識，我認為音樂比文學更容易影響別人。
他是我們的驕傲，我也為我自己驕傲，因為我看完了《尤利西斯》。
我叫Geraod，26歲，我從事文具批發。我喜歡來格拉斯內文公墓看望我的爺爺，基本上每週會來一次。我的家離這裡不遠，我都是走路過來，大概需要25分鐘。爺爺生前和我很親近，所以我想花更多時間來陪陪他。有些人一年也來不了一次墓地，而有些人隔三差五就來看看。有些人上網去悼念親人，但我還是覺得在這裡感覺更好些。
他是我們的偶像啊。聽說當年他的朋友圈裡，很多都是女同，有了她們的支持，才有了尤利西斯。其實我們沒看過他的書，但有一次在網上看一個最佳同性戀小說的評選，第一名就是《尤利西斯》，第三名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但也是他的。
Holly和Wendy。我們來自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分別是銷售員和墨西哥餐廳的廚師。我們是一對同性戀人，我們特地跑來都柏林參加一年一度的LGBT示威遊行。我們覺得貝爾法斯特人很粗魯，而都柏林人很禮貌。我沒有恭維，說的是實話。我們每次來這裡，都感覺很放鬆。所以，你看，遊行結束後，我們自己又玩了幾天。
哦，我當然知道他，我看了他很多書，比如寫非洲的那幾部。（後來我發現我們聊錯人了，她說的是Joyce Cary，另一個同時代的愛爾蘭小說家）
我叫Pitooicil，今年78歲了，我一直住在這條街上，我剛剛去買了一些茶葉回來。都柏林對我就那麼回事，無論你喜不喜歡，就像這雨天的雨水，它就在那裡，然後我就得把雨帽帶上。你說你喜歡我的帽子？哦，謝謝你，雖然看起來象浴帽，但它很實用啊。
我知道他，但是沒看過他的書。在東京，我有同學喜歡他，但就我所知，那是一群特別小眾的人。
我叫Hadiyao，印日混血，今年22歲。我剛從東京來到這裡，就我一個人。我拿到了一年簽證，想在這裡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我希望找到既陌生，生活成本又不高的地方（和東京相比），而且還可以說英文，都柏林符合我所有的要求。我現在正搬去一個新的家，前段時間我住在一個集體宿舍裡，都是男孩子，我感覺還是要自己住好些。當我老了再回憶起現在的決定，一定會覺得自己很勇敢。哦，糟糕，光顧著和你聊天，我才想起我把新房子的鑰匙落在舊房子裡了。
喬伊斯用文字，我用匕首。我們都在伸張正義！
我叫Declan，今年54歲。我之前和母親在埃及的盧克索生活，我親眼看到我的母親被人殺害，但我愛莫能助。在都柏林，我是個捕快，聖殿騎士團的騎士。你對我的身份有懷疑嗎？你看看我這個肩章。這個城市的治安已經處於癱瘓了，到處都是壞人，所以我得到處行俠仗義，懲治那些壞傢伙。我不用槍，只用冷兵器。但這對我來說足夠了。如果你不信，你儘管可以放馬來試試，就現在！（…我真的被嚇到了）
我沒有看過他的書，也沒有聽過，實在抱歉。
我叫Diego, 是一個成人表演推銷員，我來自巴西聖保羅。怎麼說，都柏林比聖保羅更有秩序，人也少了很多，交通工具都很先進，也能賺到錢。在我之前的城市，人們沒有工作機會，交通也很糟，經常堵車。我有一年的合法學生簽證，現在想續簽一年，我享受現在的生活。
我痛恨他，因為我的老師經常叫我們看他的書，但是我看不進去啊。
我叫Chloe, 17歲，來自中部的內斯市，是聖瑪麗大學的在讀生。我的叔叔是這家大使劇院的老闆，所以我就來這裡暑期實習了。我穿著這身舊軍裝，是為了紀念愛爾蘭復活節起義。今年是復活節起義一百週年，我們劇院有一個大型的回顧展，主題都和獨立戰爭有關。這個展覽偏重於一些武器裝備的展示，我不是很喜歡。當然，我喜歡都柏林，這裡有很多好看的風景，年輕人都很漂亮，而且有豐厚的歷史。
對於我們新聞人來說，喬伊斯最好的作品是《都柏林人》。
我喜歡喬伊斯，但他也就《尤利西斯》寫得好，《芬尼根守靈夜》能讀而已。
我叫Andrew, 都柏林人，是一個過氣的話劇演員，現在在聖三一大學學習哲學。都柏林是所有稱得上偉大的城市裡最小的一個，有多小呢，剛才你問我之前做什麼，我說我做過話劇演員。而當時找我去愛丁堡藝術節演出的劇場經理，也就五分鐘以前從我的窗前經過。在都柏林呆久了，你就會學會觀察好東西和壞東西。這家咖啡廳河對面不遠有一個酒店，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只在那裡呆過一小陣子，但最近酒店卻毫不知恥地在外牆上掛了塊刻有他名字的匾額。
對不起，可以不提他嗎？這裡有太多人談論他了。
我叫Biran，我在橋上打坐，因為我正在學習禪修。你們中國人是不是都在山上修行啊？我在這裡試試看。我剛開始練習，都柏林接觸新鮮事物總比外面要晚些。離這裡不遠，有一家佛教中心，我們有時候去那裡靜修。對於都柏林和都柏林人來講，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得有Crack（有格調，氣氛很嗨）。
我聽本地的長老說，他很早就脫離教會了。後來在葬禮上，當有傳教士提出來為他做彌撒時，被他的妻子拒絕了。
我是Corgran長老，18歲，來自美國拉斯維加斯附近，我為摩門教工作，在都柏林傳教，離家已經有半年時間了。我和另一個也來自家鄉的長老peterson一起結伴，做公車從郊外的教堂出發，去康奈爾大街。在那裡我們有時候會登臺演講，最近一次是我的同事Peterson，他站在一個巨大的垃圾箱上宣講，效果不錯。我正在準備，說實在有點緊張。我喜歡都柏林，但我喜歡到處走，接下來我會去上海工作，我為此很期待，我還學了中文，我知道怎麼用中文說“長老”。
我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愛爾蘭作家，作為一個愛爾蘭裔，我很慚愧，因為我之讀過《都柏林人》。也許等以後人生閱歷再豐富些，我會找《尤利西斯》來看看。
我叫Jane ，是一個小提琴手。我是愛爾蘭裔的美國人，我過去在紐約生活。我選擇來都柏林，是想尋找祖先的文化。我在一個接待團體遊客的劇團演出愛爾蘭音樂，當我在演奏的時候，他們在舞臺邊吃飯邊欣賞音樂。我不是很喜歡這種方式，演奏的音樂也不是我喜歡的，但這是我謀生的一種手段。我特別喜歡都柏林，很慵懶，不想紐約那麼快節奏，作為音樂家，我喜歡愛爾蘭詩人和詩歌。唯一不好的，是這裡有太多的乞丐，政府應該管一管。
有關這位老兄的事，我們算是都柏林最有資格回答的，我可以給你說一籮筐。我們組織的都柏林文學酒吧之旅（Dublin Literacy Pub Crawl）是文學愛好者，特別是喬伊斯的粉絲必選的旅行項目之一。我們不但把《尤利西斯》的一些簡單的（他微笑著，特別強調了這三個字）橋段揉進我們的朗讀、表演、與觀眾的互動，而且還會帶你去喬伊斯、王爾德、貝克特等人經常光顧的酒吧喝酒，我們的下酒菜是他們的一些八卦軼事。
我們是Finbarr 和Kevin，我們是都柏林文學酒吧之旅的駐場脫口秀演員。我（Finbarr）在大學唸的是法律專業，後來改行從事演藝事業。最近我和妻子成立了一家演藝公司，現在我們排演的劇目成功入選了都柏林Fringe藝術節。酒吧是都柏林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聽老人說，過去的pub還承載著鄉村的社區功能，很多幹苦力的工人都會在酒吧領工資，然後把錢花掉喝酒聊天。我們每隔一天在酒吧演出，朗誦各個時代的作家的作品選段，插科打諢，講講文人騷客的軼事，喝喝酒，跳跳舞，大家都很開心。
喬伊斯和他的作品，我都不怎麼感興趣，也沒讀過。不過對了，你好像戴著一副和他一摸一樣的眼鏡哦。
我叫Mark, 是一家叫“糖老爹”的髮廊老闆。從15歲開始，我為一家叫做Copeter Mark的理髮店打工。這家公司在都柏林有72家連鎖店，是最大的髮廊公司。現在我也已經開出了2家理髮店，我瞄準的是高收入人群，特別是女性顧客，你從髮廊的名字也能解讀一二，不是嗎？人人都說都柏林人有很多old money，但我覺得它同樣給象我這樣的普通人很多機會。
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過，包括最難的《尤利西斯》。我知道，不僅僅是讀者，很多作家都不喜歡喬伊斯的作品，我自己也是。我更喜歡貝克特。喬伊斯做加法，而貝克特做減法。
我叫Seamus，喬治協會的經理。我幹過很多事情，在大學搞過經濟學研究，後來跑到法國學廚藝，在格林城堡做過公爵的私人廚師。要知道，那是喬治時代留下來的莊園改成的酒店。說到愛爾蘭的old money，現在的愛爾蘭人喜歡吹噓在十年前房地產泡沫的時候，誰誰誰花了一千萬買了一棟別墅，我們這些老人聽了只會笑笑。要知道，愛爾蘭歷史上最貴的房地產交易發生在十八世紀後期，那時候的鮑爾斯考特莊園花了溫菲爾德家族一個億歐元呢！
過去，愛爾蘭人光鍋就要熱上幾個小時，把魚放進去，又得煮上幾個小時，我們很痛恨這個。但是今天，都柏林人吃飯和全世界各地都一個樣子，我們又開始懷念過去了。喬伊斯說，愛爾蘭是被驅逐出生活盛宴的局外人，葉茲也說，愛爾蘭是個充滿仇恨，空間狹隘的地方，這一切都早就不是了。我喜歡都柏林給陌生人帶來的友誼，但不喜歡這裡昂貴的物價。我老了，我更喜歡呆在郊區自己的房子裡，這裡應該屬於年輕人。
他的作品不怎麼樣，但很有女人緣。
我叫Dominus, 我是一個乞丐。我喜歡過流浪生活，但人們不應該因此鄙視我。我以前曾經還為米其林餐廳工作過呢，那時候我是個屠夫，能製作精美的肉醬。對於一些人來說，這僅僅是一種選擇的生活方式。我喜歡都柏林的人，他們善良，給予我很多幫助。今天有個老太太給了我20歐，哦，這太多了，她會慣壞我的，於是我在Soup Run上分給了別的乞討者。我討厭這裡的旅遊業，它把這個城市搞得一團糟。我之前的女友稱呼我Dominus，但我從來沒有dominate（佔有）她，我們是平等的。
我讀書不多，車上的遊客經常會提起他，作為一個愛爾蘭人，我很自豪。但坦率說，我沒讀過他的任何一部作品。
我叫Patrick，今年63歲，是一個老馬伕。我在都柏林土生土長，幹這行已經60年了。我的父親過去是一個在市場上交易馬匹的馬商，和馬打了一輩子的交道。我經常去著名的健力士工廠門口趴活，那裡的客人多，他們想去城市的任何地方，我都會駕馬車送他們去。我有一個兒子也跟我幹同樣的活兒。幹我們這一行，最擔心的是城市安全。我對都柏林的治安有一點擔憂，偶爾會有些暴力事件。這匹馬叫克里斯蒂娜，今年九歲，我最寵愛她了。
我現在就站在喬伊斯中心二樓一間喬伊斯曾經住過的房子裡，我和太太最近在休假，就想回到這裡來看看。我們剛剛看完一部新拍攝的有關喬伊斯的紀錄片。都柏林離不開喬伊斯，你看，這裡堆滿了他的私人物品，衣服，還有書籍。不光這裡瀰漫著喬伊斯的味道，整座城市都是，無處可逃。
我叫Eric, 是一本瑞士雜誌的金融主筆。我曾經在都柏林住過幾年，報道這個國家的財經新聞。我對這裡的金融狀況有所瞭解，隨著英國脫歐，都柏林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谷歌和蘋果都把總部設在這裡，它們的嗅覺很靈敏的。土豆危機的時候，這個國家有一百到一百五十萬人背井離鄉，這些人中，大部分後來在紐約安家落戶了。所以你想想看，在海外的有多少愛爾蘭人都揣著大把大把的美金啊，如果他們都回來，是不得了的。我已經看到這種苗頭了。
年輕的時候，我們整夜整夜地泡在酒吧裡，直到趕不上最後一班夜車。不像現在，那時候我們還非常傳統，沒有手機，也不拍selfie，也從來不到男生家過夜。這些都是喬伊斯時代最後的碎片，之後就什麼都不是了，取而代之的，是水泥建築和盒子一樣的大玻璃房子。那個青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我叫Lucy，從事寫作。我從小住在都柏林的鄉下，至今記得小時候家人帶我來格拉夫頓大街逛聖誕櫥窗。中學時期，我的朋友送我一張甲殼蟲的黑膠唱片，儘管當時家裡沒有唱機，我還是把它擺在床頭，這樣顯得很酷。都柏林現在有了自己的性格，小但是很國際化。我在倫敦是一個窮人，但在這裡不是，在外面旅行的時候，我感到都柏林在向我召喚。所以我選擇回來了。我不喜歡都柏林人亂扔垃圾，到處都是。愛爾蘭人不太善於和成功相處，他們在高處會頭暈，他們反而喜歡壓力下施展自己，然後用喝酒來解決問題。但我不喜歡年輕人在喝了酒之後犯渾，展現出來特別反社會和暴力的一面。我們那時候不這樣。
喬伊斯？對不起，我沒有聽說過這個作家。（他真是有愧於我啊，我陪他步行二十分鐘，專門為了挑選了這面有喬伊斯海報的牆做拍攝背景）
我叫Leonardo，38歲，是一個職業紋身師。我持意大利護照，但祖籍是巴西。我在聖保羅幹了三年紋身，現在都柏林又幹了十一年。我擁有自己的一家紋身店，生意不錯。說實在，我現在有點喜歡上了都柏林的天氣，前一陣子回巴西老家，一個月的時間裡，有二十天都是豔陽高照，我有點受不了，就特別想回來這裡。
喬伊斯在《偶遇》裡曾經寄託了對遠方的渴望：“一直呆在家裡可不行，不可能有真正的冒險經歷。非到國外去不行。” 離開和歸來，這幾乎是我的家族的傳統，都柏林人的傳統，整個愛爾蘭人的傳統。我自己曾經在德國、瑞典、荷蘭學習日耳曼語，現在回到愛爾蘭工作。我的外曾祖父拉都胥幾乎是喬伊斯同時代人，他也和喬伊斯一樣，離開愛爾蘭，成為中國鳥類專家，然後又像候鳥一樣，在晚年回到愛爾蘭。
我是Martin，都柏林人，我在聖三一學院學習日耳曼語和中世紀曆史，後來在貝爾法斯特皇后大學學習考古和自然遺產管理。我曾經在冰島和愛爾蘭的很多地方從事過考古工作，也從事過都柏林一些古建的修復，其中一座是馬來公園的拉都胥老宅。我現在兼職從事導遊工作，斷斷續續有二十年了。在都柏林，有一個去處我推薦給大家，那就是斯文尼藥店。《尤利西斯》以豐富的筆墨描寫這家藥店，布魯姆曾經在這裡買檸檬香皂，而當時記載的處方，這家藥店依然在使用。我有時候會帶我的客人去這裡參觀，組織一次《尤利西斯》的朗誦會。
補記：回國之後，馬丁如約給我發來那本鳥類手冊的封面。在搜索網上的媒體報道之後，我給馬丁寫信，告訴他我的發現：那本書扉頁上與他外曾祖父合影的福建唐姓獵人，在他老人家的教導下機緣巧合，成為了中國第一代標本剝製師，如今成為中國博物館界赫赫有名的標本唐家。不日，馬丁給我回信：“再三詢問，我媽媽對外祖父的記憶的確已經模糊，但對他從中國帶回來的金剛鸚鵡卻有著鮮活的回憶，因為它活得比他還長。”而在發稿前的幾天，我又收到馬丁的再次來信：“這幾天我想起了你。因為我的舅舅前幾天去了一趟中國福建，發現當年曾外祖父住過的房子、使用過的鳥籠都還在，很開心。”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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