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嘉靖年间的明军抵抗倭寇都捉襟见肘，却能在万历年间战胜丰臣秀吉的数十万正规的日本联军？

2018-05-27 17:48:41.991000 佚名

灵安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明军之所以在嘉靖时期应付倭寇非常吃力，除了战斗力低下的成分在，确实不适应倭寇的战术。

明军采用的战术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大型军阵野战模式，这样的战术模式对倭寇经常出没的东南地区就非常的不适应，明军的阵形往往被复杂的地形切割的支离破碎，而倭寇使用的是武士加上自己郎党的小规模集群突袭战术，这种战术更适应我国东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所以他们往往借助有利地形，将明军的阵势击溃。而倭寇的精锐士兵并没有占领一地想法，他们经常仗着对地形熟悉，四处流窜，破坏完一处，又迅速转到另外一处，令人防不胜防，让明军有无处着力的感觉。

而万历援朝战争日军占领朝鲜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下一步就是进攻明朝，明军属于主动进攻的一方，对敌军主力的大致动向是清楚的，就是要正面对战，在这点上又与国内抗倭有所不同。

第二、张居正的全面改革使明军战斗力和国内财政实力有了大幅度提升，这就远非嘉靖朝可比。

嘉靖时期，由于内政不修，明军腐败状况非常严重。就比如说京师驻军虽然对外号称有14万人，但是操练人数也就5到6万人，领取粮饷的时候有人，调遣的时候人就不见了。而军士被世胄纨绔子弟占役的现象十分严重。

今营政废弛，见籍至十四万，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

这样的军队自然是畏敌如虎，碰见蒙古兵当然是两股战战，涕泪横流。

谙达（俺答）之内犯也，兵部核营伍，不及、六万人，驱之出城，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失色。

再说说嘉靖时期的财政，隆庆元年户部尚书马森的奏疏就说到，他经过对太仓的清查，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开支仅够三个月。

太仓见金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禄粮一百三十五万有奇。……。今计仅足三月。

而张居正改革将整顿武备、改革军事当作了一项重要内容，整肃军队、严明赏罚、核实功罪，并破格提拔了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李成梁等人，让他们掌握更多的实权，正是由于张居正的这些举措才使明君的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财政方面更是成就斐然，经过改革国库的充实更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所以，张居正的全面改革为万历援朝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和财政基础。

第三、抗倭战争和万历援朝战争，明朝对其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倭寇千里而来只为利益，但是丰臣秀吉可就有灭亡明朝的想法了，为了国家安全，明朝统治者也必定要全力出击，整个万历援朝之战实际上明朝赢得并不轻松，为了战胜日本调集了蓟镇、大宁、宣化、大同各镇，山西、陕西、浙江、四川、湖广以及两京的各路军队，用精锐尽出来形容并不过分，这个待遇倭寇集团可是没有享受到。

我认为这三点就说明了为何明朝面对倭寇吃力，但是却能打赢万历援朝战争的原因。

论史

这问题分两个层面——

嘉靖年，明军打倭寇为啥磕磕绊绊？
万历年，明军打日本正规军为啥表现出色？

先说嘉靖年的事。

倭寇都是什么人？

嘉靖年间，所谓「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人主导的海盗兼武装走私集团。

大部分是中国人
主要由中国人掌握领导权

按照《嘉靖实录》的说法，倭寇里日本人仅占三成，而七成是中国人：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在奏疏中，详细地描述了「倭寇」的具体构成情况：

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胡宗宪专门编写了一本《筹海图编》，其中列出了当时十四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其头目全部是中国人：

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显、郑宗兴、何亚人、徐铨、方武、徐海、陈东、叶麻、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张琏、肖雪峰、谢老……凡十四踪，皆昭灼人耳目，故详列之。其余或入寇而姓名不传，或有名贼酋而未尝专主兵柄，与夫事迹之未详者不敢滥录也。

陈懋恒汇在《明代倭寇考略》中，也专门列出来当时主要的倭寇头目名录：

因为是中国人主导，又是以中国人为主，所以在很多方面，倭寇与明军相比并不吃亏，甚至还有些优势。

有“地利”，有“人和”

关于倭寇，嘉靖朝官员唐枢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

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倭寇当中有大量的本地人，原本是海商，因为明朝「禁海」而变成「倭寇」，说到底就是地头蛇。这帮人在本乡本土搞事情，熟悉地理环境自不必说，还容易得到同乡的支持，甚至出站官匪勾结的情况。

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

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浙直海防总兵万表则记录道：

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汪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因此，嘉靖年的「倭寇」在东南沿海搞事，几乎等于是“主场作战”，在地利、人和方面完全不吃亏。

东南沿海的官军战斗力低下

明朝东南沿海，承平日久，官军武备涣散，战斗力相对比较差。而且，从洪武开始，大明王朝就有重文轻武的趋向。

经过了一百年，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而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明朝官军之败坏的程度已经达到出人意外的地步。再加上军户制度、后勤保障和指挥系统的崩坏，东南沿海的官军战斗力跟普通老百姓相比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根据《明史》记载：

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倭红衣黄盖，率众犯大安德门，及夹冈，乃趋秣陵关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阳、宜兴。闻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一昼夜奔百八十余里，抵浒墅。为官军所围，追及于杨林桥，歼之。是役也，贼不过六七十人，而经行数千里，杀戮战伤者几四千人，历八十余日始灭，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

六七十人的海寇竟然可以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一路杀伤达到有四千之多。而南京作为陪都，据记载有驻军12万人。这种情况，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

一直到戚继光等人组建“新军”以后，东南官军的战斗力才逐渐提升，能够与倭寇对抗，直至全面压制倭寇。

再简单说说万历年的事。

经过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朝前期，多少是积累了一些本钱的，在朝鲜与日本人死磕，起码银钱粮草起码是撑得住。
明军和日军在朝鲜都是客场，谈不上谁更占地利。考虑到朝鲜是我们的附属国，可能明军还沾点光。
明军出动了“戚家军”和关宁铁骑一部出征朝鲜，应该是当时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其作战能力和经验应该是有保证的。

综合看，万历朝鲜战争，明军不能算惨胜，但也不完全是轻松拿下。

月下没有花

明朝一直在受着倭寇的侵扰，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东南延海的土地贫乏，人们多以经商致富，延海地区的人们对于海上贸易有着很强的需求，包括延海地区的很多地方官员的家族，以及很多地方卫戍部队的官兵。后来这些人很多都与倭寇有联系。甚至一些中国人也假冒倭寇，穿着他们的衣服，拿着他们的武器前往延海各地实施抢劫。

二是同期的日本因为幕府势力疲软，各地诸侯内战造成大量人员失去土地和工作，这其中很多是一些地方诸侯及其手下的武士。这些人为了生存，很多选择出海经商。

三是明朝与日本用贸易堪合的方式开展贸易，但是日本国内诸侯众多，有的有堪合，有很多没堪合，没堪合的就去明朝延海抢劫，有堪合的看到没堪合的抢的欢，于是一边贸易一边抢，反而造成了倭寇的流行。而明朝政府对此并不了解，甚至有时候因为被抢劫了就单方面关闭了沿海的贸易，造成贸易堵塞。

四是明朝虽然在与陈友谅战斗过程中靠水军取胜，但是海战技术落后，普通军用海船技术比日本落后，造成在海战过程中明朝军队往往不占优势，倭寇海战更加灵活多变，四处侵扰，明军因为地域管辖不同，常常无法彻底剿除。

这些原因也单方面造成了倭寇的猖獗，为祸一方。而明朝沿海卫戍部队因为长期和平，缺乏锻炼，战斗力更差，武器装备也不够精良。直到后来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先后出现，重新练兵备战，才得以将倭寇的气焰压制下来。在明朝眼里，倭寇只是跳梁小丑耳，一直都没怎么放在眼里，倭寇部队最多的也就几千人，而北方的蒙元虽然被打击的不占优势，但是长期始终被视为明朝的心腹大患。明朝长期以来用重兵把守三北之地，而且这里的部队装备上也更精良一些。尤其是东北地区在嘉靖前后，分别是李成栋和他的儿子李如松带兵把守，震慑蒙元和东北少数民族。

后来万历年间，日本假借到明朝上贡，向朝鲜提出借道，被朝鲜拒绝，丰臣秀吉派遣举国之兵，约十四万人马入侵朝鲜。明朝起初也只派了李如松带领东北军一部，戚继光的戚家军一部以及明朝最先进的火器部队一部入朝作战，明军人马起初一共也就三万，到了最后派兵最多的时候也不到十万，只有七万五千人。最后造成日军伤亡近二十万，可谓辉煌的胜利。然而在明朝政府眼里，实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因为明朝每次征伐蒙元，都要派遣二十万大军以上的部队前往。

但是朝鲜战场的胜利也可以看一下其情况。第一，双方都是派遣的最精锐的部队参战，明朝火器部队和抗击倭寇非常有经验的戚家军全部在列，李成梁在东北训练的碾压蒙古骑兵的“李家”骑兵，而日本派遣的是日本战国期间的众多英雄及其部队，还有朝鲜李舜臣的海军“龟船”。

第二，明朝派遣名将带队，李如松、李如柏等等全部是当时明朝比较萌拿的出手的将领。日本更不用说。

第三，这次战争双方以陆地战争为主，海战为辅，陆地战力明君远胜日军。日军战败后也不能及时通过海船逃跑。

第四，明朝国力此时尚为强大，后勤补给等方面可以持续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