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即位以後，頒佈過這麼一道聖旨：“這文書各家見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麼勸誡，教休做這等惡人，合著天理仁心了行，卻不好？”“有一等官人家，父母、妻子、兄弟一同害人，滿家兒並無一個發仁心的，似這等全家壞了的，也好些個。”“這文書說得明白，一件件開得分曉，若還再如此害軍，便是自己犯了又犯這般。難說你不曾見文書？不知道這文書又不是吏員話，又不是秀才文，怕不省得呵！”我敢賭一百塊錢，凡是第一次讀到上述聖旨的朋友，肯定都會感到奇怪：咦，皇帝頒佈聖旨，難道不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然後緊跟著一大堆文縐縐的文言文嗎？這朱元璋怎麼滿口大白話啊？莫非因為他是窮苦農民出身，上不起學，二十多歲才開始學文化，當皇帝時還沒有達到用文言文表達的水平嗎？
其實不然，朱元璋並不是沒有頒佈過那種文四駢六的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命運既終，海內疆土，豪傑分爭。朕本淮甸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您看，這道聖旨也是出自朱元璋之口，而且在時間上比前面那道大白話聖旨還要早，是他剛剛稱帝、尚未將元朝推翻時頒佈的。我們得承認，朱元璋文化水平確實不高，但就算他完全不識字，也可以把聖旨弄成文言文啊！ 因為他是皇帝，皇帝手下還少得了幫助草擬和潤色聖旨的文臣嗎？那麼好，既然他有條件發佈文言聖旨，那幹嘛搞出一個白話聖旨來呢？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好懂，為了讓天下百姓更容易聽明白。朱元璋在他最著名的聖旨《大誥》中說過：“我這般直直地說著，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得。”他直接用口語表達，目的就是讓有文化的子民和沒文化的子民都能聽懂他的“聖意”。實在講，這個出發點是很好的，比只顧形式和麵子，發佈一通文辭典雅但文義晦澀，甚至還可能被受眾曲解的政令，要好得多得多。 
明朝人編撰過一部《皇明詔制》，收錄了從洪武年間到嘉靖年間的大批聖旨，翻開瞧一瞧，白話聖旨還真不少。例如這部書第三卷朱元璋的《戒諭武臣敕》、《諭武臣恤軍敕》、《誡諭管軍官敕》、《御製軍人護身敕》，以及第五卷朱棣的《諭天下武臣敕》，還有第二十一卷嘉靖皇帝的《宣諭承天府百姓》，都是大白話。我們來看看嘉靖那道《宣諭承天府百姓》：“說與故里眾百姓每：我的父母昔在孝宗皇帝時封國在這裡，積許大的德行，生我承受天位。我今為父母來到這裡，你每也有舊老的，也有與我同後生的，但只是我卻沒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們也見過麼？我今事完回京，說與你每眾百姓，各要為子的盡孝道，為父的教訓子孫，長者扶那幼的，幼的敬那長的，勤生理，做好人，你每依我的言語。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記著。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也是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堂弟。明武宗荒淫無道，沒留下子嗣，所以由他承繼大統。他當上皇帝，衣錦還鄉，回到早年的封地祭拜父母，給當地老百姓頒佈了這道聖旨。這道聖旨同樣沒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只用“說與故里眾百姓每”開頭，意思是“說給老家的百姓們聽”。他也沒有稱“朕”，直接稱“我”，顯得非常親切。在這道聖旨裡，嘉靖先是表達了對父母在天之靈的懷念，對自己不能盡孝道的痛苦，接著又勸告百姓遵紀守法，恪守孝道，老老實實做人。最後他還解釋道：“非我不能深文，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不是我不會寫文言文，我之所以用大白話，是為了讓那些沒文化的人一聽就懂啊！ 
既然白話聖旨有這種易懂易傳播的好處，其他朝代的皇帝為什麼不借鑑一下呢？為什麼唐朝、宋朝和清朝皇帝頒佈的那些聖旨都是那麼文縐縐的呢？當然，有的朋友可能會說，清朝皇帝批覆奏章，也寫過“知道了”、“這樣不好”、“朕就是這樣的漢子”之類。
是的，但此類批覆只是針對大臣，並非針對百姓，清朝皇帝發給百姓的聖旨當中，絕對不會有連篇累牘的大白話。您想啊，清朝皇帝以異族入主中原，面對博大精深、光彩奪目的漢文化，他們缺乏自信，唯恐漢族士大夫小瞧了自己，唯恐漢儒在暗地裡嘲笑他們“粗陋不文”。明朝皇帝怎麼就不怕嘲笑呢？這是因為前面有元朝皇帝幫他們擋槍——早在元朝時期，那些蒙古皇帝頒佈的聖旨就經常用大白話，在蒙古皇帝治下的中國臣民早就習慣了這樣奇葩的文風。來，我們看一道元朝聖旨：“長生天氣力裡，大福廕護助裡，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臺皇帝、薛禪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裡。 
和尚、也裡可溫、先生每，不揀什麼差發休著者，告天駐壽者。麼道有來。如今呵，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裡，不揀什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彰德路有的善應儲祥宮裡住持的提點，保和顯真大師陳道明，應有的宮觀提調，著行者麼道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裡，他每的房舍裡，使臣休安下者，鋪馬支應休與者，稅休與者。但屬宮觀的水土、園林、碾磨、店舍、鋪席、解典庫、浴堂，不揀什麼他每的，不揀誰休依氣力者。更這陳道明倚著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什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很明顯，這道聖旨也是用白話文寫的，是我從元朝幾千道白話聖旨中挑出來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一道。該白話聖旨非常難懂，比文言文都難懂。第一，聖旨裡充斥著大量蒙古語。“達魯花赤”、“月古臺”、“薛禪”、“完者都”、“曲律”、“也裡可溫”，都是蒙古語。達魯花赤是安插到地方上的掌印官，通常由蒙古人擔任。月古臺即窩闊臺，是鐵木真的第三個兒子，當過蒙古大汗。 
薛禪即忽必烈，是拖雷的兒子、蒙哥的弟弟，也是元朝的第一個皇帝。完者都即鐵穆耳，是忽必烈的孫子，元朝的第二個皇帝。也裡可溫則是波斯語對基督徒的稱呼，蒙古人沿用了這一稱呼，在這裡表示傳教士。第二，聖旨的句式特別古怪，使用了蒙古語法。金庸在《射鵰英雄傳》裡杜撰了一部武學秘籍《九陰真經》，那是一部完全用漢語書寫的秘籍，每個字你都認識，可是每句話你都不懂。後來郭靖陰差陽錯，將《九陰真經》背給學貫中西的一燈大師聽，才由一燈大師揭開謎團：原來那是一部梵文書，但卻不用梵文書寫，而是用漢字的讀音去記錄梵語。我們閱讀元朝聖旨，就有閱讀《九陰真經》的感覺——雖用漢語來記錄，但在語法上卻完全是蒙古腔調，只有按照蒙古語的句式去讀，才能搞懂確切的意思。 
“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行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意思是這道聖旨由欽差（往來行的使臣每）宣佈，宣佈給軍官們、軍人們、各地掌印官們（管城子達魯花赤每）。“和尚、也裡可溫、先生每，不揀什麼差發休著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和尚、傳教士、道士們，無論任何勞役都不用承擔，因為他們都是負責祈禱上天、幫皇帝延年益壽的人。結尾那句“麼道有來”不用翻譯，“麼道”是蒙古語中的引語動詞，表示引述、轉述，相當於漢語中的引號，而“有來”則表示肯定，是對蒙古語氣詞的對譯。“彰德路有的善應儲祥宮裡住持的提點，保和顯真大師陳道明，應有的宮觀提調，著行者麼道聖旨與了也。”這個陳道明肯定不是演藝圈裡的那位陳道明老師，他是河南安陽（彰德路）善應儲祥宮的住持，朝廷封號“保和顯真大師”，作為當地道觀的大當家（應有的宮觀提調），皇帝讓欽差把這道聖旨交給他（著行者麼道聖旨與了也）。“更這陳道明倚著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 
為了防止陳道明仗著聖旨橫行不法，元朝皇帝在這裡補充了一句：“無體例勾當休做者。”意思是不要做無法無天的勾當。“做呵，他不怕那什麼。”如果敢做的話，他難道不怕嗎？“呵”在蒙古句式中表示“如果”，相當於英語裡的If。“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公元1314年（虎兒年），在察罕倉這個地方寫的這道聖旨。漢語句式是謂語在前，賓語在後；蒙古句式則是賓語在前，謂語在後。漢語將修飾語放在前面，蒙古語則將修飾語放在後面。總而言之，與漢語相比，蒙古語來了個乾坤大挪移，而在元朝的白話聖旨裡，那些看起來稀奇古怪的漢語大白話也是乾坤大挪移的漢語，是按照蒙古語法來表達的漢語，是被蒙古語同化了的漢語。元朝皇帝大多不會講漢語，即使號稱精通漢學的那幾位（例如元仁宗和元英宗），學到的漢語也是半吊子漢語。譬如前面引述的那道古怪難懂的白話聖旨，就是元仁宗頒佈的。當然，元仁宗身為皇帝，沒必要自己去起草聖旨，他身邊有的是漢族大臣和漢文老師。但是那些漢文老師和漢族大臣教給元朝皇帝的真是正宗漢語嗎？恐怕不見得。我們可以再看看漢文老師給元朝皇帝講課時的講義，通常都是這樣的句式：“天地內，人貴最有。”（貫雲石《孝經直解》）“孝道的勾當是德行的根本有。”（同上）“皇帝主著天下，要似山嶽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裡都照見有。”（吳澄之《經筵講義》）請問這些人每句話結尾為啥都要加個“有”字呢？很簡單，這些人在給元朝統治者講課時，已經自覺地用上了蒙古語法。元朝蒙古人說話，結尾愛用“有”字來表達肯定的語氣，就像韓國人說話愛在句尾加一個“思密達”那樣。結果呢，上頭皇帝天天思密達，下頭漢臣也跟著思密達，漢人在教蒙古人說漢語的時候，自己的漢語也沾上了蒙古腔。明清時期，朝鮮人修訂漢語刻本《老乞大》，在書中加了一個註解：“元時語必於言中用有字，如語助而實非語助，今俗不用。”蒙元統治下的中國人說漢語，一定要加上“有”字的尾巴，這個尾巴看著像語氣助詞，實際上純屬多餘，現在（指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已經不這樣說話了。 
這個註解說明，蒙元時期沾上蒙古腔的漢人應該還是很多的。元朝戲劇發達，劇中唸白多用口語，那口語裡其實也有蒙古腔。舉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元雜劇《竇娥冤》當中，竇娥去刑場前有一句經典唸白：“俺婆婆若見我披枷帶鎖，赴法場餐刀呵，枉將他氣殺也麼哥，枉將他氣殺也麼哥！”這句話裡的“枉”和“也麼哥”就帶著蒙古腔。元朝蒙古人飈髒話，常講“枉的哥”（有女性生殖器的意思），後來講的多了，在表達激動、驚訝、感嘆、悲憤等等語氣時，也會講“枉的哥”。其實這很容易理解，現代漢語中也有這樣的例子，例如“哇塞”本是很髒的髒話，講的人多了，就演變成表達驚訝之情的語氣詞了。元朝蒙古人等級高，漢人等級低，蒙古話成為語言裡的“優勢方言”，所以對其他語言的影響就比較大，漢人聽蒙古人講“枉的哥”，自然要有意無意地跟著學。 
但漢人未必懂得蒙古話的原意，結果就將“枉的哥”掐成兩段，一段放在句子開頭，一段放在句子結尾，再添上漢語中本來就有的語氣詞“也麼”，成就了一個蒙漢夾雜的混合句式：“枉……也麼哥”，或者“兀……也麼哥”，或者“兀的……也麼哥”。相信朋友們都知道，這個句式在元雜劇中是隨處可見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受蒙古話影響的結果。到了明朝，異族統治消亡，蒙古語不再是優勢方言了，漢語中的蒙古腔迅速減少，但在聖旨之中，仍能見到蒙古語法的遺蹟。就拿本文開頭朱元璋發佈的那道白話聖旨來說吧，第一句“這文書各家見了呵”，這個“呵”字決非感嘆詞，而是“如果”的意思，是漢人對蒙古句式後置關聯詞的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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