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林黛玉開東視界魯迅和林黛玉，一個怒髮衝冠的男人，一個風露清愁的女人，一個現實世界的文豪，一個文學畫廊的翹楚。他們如此不同，他們如此相似。這也恰恰證明了曹雪芹的偉大。當年曹雪芹為閨閣立傳，無非要傳達彼釵裙不讓鬚眉之意。而林黛玉作為閨閣中的佼佼者，自是陽春白雪，萬里無雲。此等人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一般鬚眉濁物根本無法和她相提並論。想來能夠與之匹配的只有魯迅。
魯迅和林黛玉，一個怒髮衝冠的男人，一個風露清愁的女人，一個現實世界的文豪，一個文學畫廊的翹楚。於是，就有了某種微妙的聯繫。1少年亡親，家道中落黛玉和魯迅都曾經歷親人亡故，家道中落的傷感和窘境。黛玉從小喪母又體弱多病，少不更事便寄居於祖母門下，後來父親又突然亡故，黛玉從此失去家的依託，更加成了孤魂野鬼。雖然賈家富甲天下，但在眾姐妹中，黛玉屬於外戚，自然有寄人籬下、無依無靠之感。黛玉的骨子裡是想擁有獨立人格的，可是因為母親的亡故，家道的蕭條，特別是後來父親的暴死，使得黛玉在賈府裡，實際上不過是被接濟、被憐憫的對象，這是黛玉最不想充當的角色。正是由於這樣的生活境遇造成黛玉強烈的逆反心理和反叛性格，伴之而來的是極強的自我保護意識。為人目無下層，孤高自許；說話語帶譏嘲，尖酸刻薄，“睚眥必報”就是這一性格的集中表現。後來，父親死了，生活上的悽惶無靠，更加助長了黛玉性格上的偏激。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對魯迅的一生影響極大，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造就了魯迅。光緒十九年，“欽點翰林”出身的周福清，給浙江鄉試主考官殷如璋，備了一萬兩銀票疏通關節。聽差徐福攔截殷如璋於蘇州，遞上銀票之後，見沒有動靜，就在船下高喊一聲：“收了銀子，怎麼也不給回條，讓我回去怎麼和主人交代！”——誰知這一嗓子喊出了禍事，卻也喊出了“魯迅”——歷史就是這麼和人捉弄！當時船上尚有外人，殷如璋隱瞞不過，乾脆翻臉無情，周福清就此被捕入獄。周家頓時天崩地塌，族人立刻做鳥獸散。周福清案發後，光緒龍顏大怒，不顧刑部擬呈的“杖一百，流三千里”的慣例，改周福清為“斬監候”。周福清因此係獄長達七年之久，每年“秋決”，都在生死之間輪迴掙扎，給親人帶來無限的煎熬和創痛。魯迅作為長子長孫，感受尤為慘烈。禍不單行，就在周福清入獄的第二年，魯迅的父親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後病情反覆無常，終於在魯迅十五歲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個孩子，撒手歸天。期間，伴隨著祖父入獄，周家家道突然中落，父親的大病，又使周家急劇貧困。捱到最後，就只有典當舊物。在比自己身量還高的櫃檯邊，魯迅吃力地將包袱呈送上去，然後在店員輕蔑的眼光和冷漠的嘴角里，接得一點錢回家。這種慘痛屈辱的經歷，給爭強好勝的魯迅心理上帶來的傷害，終身也彌補不了，而這，無疑正是魯迅性格形成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無可否認，少時喪親，家道中落，給魯迅和黛玉沉重的打擊，這種打擊伴隨著他們一生，並在他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打下深刻的烙印。
2無可奈何、寄人籬下間魯迅曾說：“有誰從小康人家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個途路中，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這句話可以作為黛玉和魯迅兩人命運的註腳。 黛玉母親病故之後,黛玉的身體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賈府,無奈外祖母致意務去,林如海也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雲不往？”由此看來，獨立的黛玉一開始就是拒絕依傍別人的，但是父親的肺腑之言，無疑讓善解人意的黛玉無法迴避，終於灑淚拜別，住進了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賈府。黛玉棲身的賈府究竟是個什麼所在呢？薛蟠說，“整個賈府除了兩個石獅子，沒有一樣東西是乾淨的。”醜陋如薛蟠者都可以大言不慚的批評賈府的荒唐，可見賈府墮落到了什麼地步。探春也說“賈府裡的人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難怪尚未成年的、寄人籬下的、孤苦伶仃的黛玉，只有“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那麼，黛玉為什麼這樣自我抑鬱？照理說有賈母的疼愛和照顧，有寶玉的愛情支撐，應該能夠部分緩解黛玉的處境。然而，就因為她是黛玉，她是一個永遠不用別人的衣裳，來忘掉自己寒冷的人；她是一個永遠不把別人的憐憫和施捨，當作自己的幸福的人。同時，她又是一個愈是處在屈辱的境遇下，愈是要堅持自己人格尊嚴的人。這樣的性格，生活在那樣的時代，就成為一切痛苦的來源。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一個人所能享受和痛苦的，都只能是社會給予他的東西。”黛玉的痛苦，不是由於她的敏感和多疑，更不是由於自尊，而是由於造成這種敏感和多疑、並壓迫著這種自尊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度，這是一切痛苦和罪惡的總根源。在看人下菜的大觀園，她只有自己監護自己的尊嚴，自己捍衛自己一碰就碎的愛情，沒有父母之命，沒有親人做主，這個孤苦的孩子，曾經一度希望情敵的母親薛姨媽出面，給自己提親，這是一個多麼荒唐的臆想。黛玉，這棵“生存在巨石下的絳珠草”只能長出彎曲的徑和蒼白的葉，這就形成了黛玉言語尖刻、生性敏感、看起來心胸狹窄的外在性格。惡劣環境催發了黛玉的心儀所向，在她勇奪菊花魁的詩裡，她這樣寫道： “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欲訊秋情眾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這三首菊花詩首首緊扣陶淵明，抒發著一個共同的旨歸——嚮往遠離名利爭鬥、舒展天性的世外桃源。敦敏詠頌曹雪芹的詩歌中有這樣兩句——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用在黛玉身上也可謂不刊之論。再來看看魯迅，周福清入獄之後，魯迅兄弟也不得不走避於外婆家中，這一年，魯迅十三歲，卻過早地感受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在皇甫莊，大舅父家人公然聲稱魯迅他們是“乞食者”，明白表示他們對吃白食人的極端鄙視，以致魯迅忍受不下，決定回家……；然而，過去仰仗周家權勢、貪圖小便宜的本家，現在也突然變換嘴臉，冷眼相投，公然打壓。譬如大量傳播魯迅惡意的流言，譬如把壞房子分給魯迅家……自家人尚且如此，一般市民可想而知，魯迅那個時候在兩點之間苦苦掙扎——在當鋪換錢，再到藥房裡去拿藥，內心的悽苦可想而知。然而，一路上閒人們指指點點，輕蔑譏笑，它們就像惡鬼附身，多少年都揮之不去。究其原因，落毛的鳳凰不如雞，一個顯赫之家的衰落，總能帶給貧困的小市民無限的自得和欣喜。中國人的落井下石、幸災樂禍，在這裡表現得淋漓盡致。少年魯迅自然不可能明白人性的種種醜惡，只是在心靈深處感到極度的震驚。十幾歲，正是魯迅感覺最為敏銳，心靈最為軟弱的時候，正是在這個時候，自私和無情、冷酷和勢利、冷眼和嘲弄，紛至沓來。魯迅一下子接受這麼多陰暗的信息，不可能不給他的一生投下濃重的陰影；他看待人事的眼光，不可能不因此而發生急劇的變化。一種執拗的懷疑精神，一種偏重於人生陰暗面的敏感，就這樣潛滋暗長。沒有人知道，在世人冷漠的包圍之中，一個偉大的內心世界，正在發生根本的變革。而這個變革註定要照亮二十世紀，甚至將來的更多時候。由於在家鄉感受到的是輕蔑、是勢利、是冷酷、是欺侮，由於家鄉讓他憎惡和痛恨，“那麼，走罷！……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於是魯迅進了江南水師學堂，又於1902年3月東渡日本。結果，他在日本受到更嚴重的歧視，這種寄人籬下的民族歧視，比當初在大舅家的歧視更加強烈。魯迅雖然沒有郁達夫那麼的頹廢，但心理上的壓抑可想而知！一個自尊自重的中國人，怎麼能忍受這樣的處境？比之家鄉和南京，這種歧視更讓魯迅無法忍受，因為它針對的不僅是一個人，而是整個中華民族！這不僅傷害他的自尊，還觸痛了他愛國主義的情感。這一點，從魯迅對藤野先生異乎尋常的情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藤野先生在日本並非著名學者，其言其行也並非楷模，甚至還因學歷不達標而被仙台醫專解聘；然而，魯迅先生卻終生懷念和感激他，唯一的解釋只能是，當初飽受歧視與冷遇的魯迅，因為藤野先生曾經對他提供過幫助，付出過熱情與尊重，所以，使得魯迅倍覺感動，以至終生都不會忘記。魯迅自己曾經說過，任何天才的誕生都離不開生長天才的土壤，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反過來推斷，任何一個人性格的形成和確立，也離不開他們的人生經歷。3 愛情坎坷、感情壓抑先看黛玉，這個孤苦的姑娘，命中註定不能擁有愛情，卻偏偏愛上寶玉，她要把所有的眼淚都還給自己的前世今生。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聰明清俊，玲瓏似玉，柔情似水，她一生只為還淚而來，她對寶玉說：“你不必管我，你好我自好，你失我自失。”“她才氣縱橫，高貴矜持，外純內媚，美豔風情；可是無人做主的黛玉，只能“成日家情思睡昏昏”，而且還面臨著外界的巨大壓力。麒麟的張牙舞爪，金鎖的鉗制封鎖，金玉良緣的宿命，皇妃有意送給寶玉和寶釵的紅麝串，這些都給黛玉精神上巨大虐殺。 前時的賈寶玉，對純潔少女還有一種泛愛，對才貌雙全的薛寶釵、史湘雲，更有著明顯的感情波瀾，這更讓黛玉無法容忍，她直率地對賈寶玉說：“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給忘了。”黛玉常常說，我為了是自己的“心”，可以說，黛玉什麼也沒有，只有這顆對寶玉的心，這顆心愛得越深，越要求對方全部的注意，全部的感情和全身心的投入。感情正因為壓抑之深，真情在這裡，痛苦也就在這裡。
要知道，只有一個深愛中的女子，才會那樣容易流淚，那樣矜持自持，那樣渾身散發著幽香，那樣清潔得不食人間煙火，那樣不能受一絲兒委屈和傷害。黛玉本也是一個“情痴”、“情種”，她為愛情而生，又為愛情而死，愛情是她的生命所繫。她對賈寶玉愛得真誠，愛得執著，始終如一。然而，她的愛情又是在不許愛的環境中發生、發展和生存，這就難免有痛苦、有壓抑、有掙扎、有不幸，直至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再加上她詩人的氣質和悲劇的性格，這種被壓抑的燃燒著的愛情，只能用詩和哭來抒發，來傾洩。詩，只能是“冷月葬花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而哭，更是黛玉的家常便飯。她來到人世，就是為了“還淚”。她第一次見到賈寶玉，就是哭，脂硯齋說：“這是第一次還淚。”此後，“不是悶坐，就是長嘆，好端端的不知為什麼，常是自淚不幹的。”黛玉的哭，分明歷經奮鬥的淚泉，灑滿犧牲的血雨。哭是她悲劇性格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哭，是她對生活折磨的強烈反映；哭，是她發洩痛苦的方式；哭，是她愛情壓抑的感受和抒發。質言之，她是為自己的愛情而哭。愛情曾使她幾死幾生。當他們這種同生共命的愛情最後遭到毀滅時，她便“焚稿”、“絕粒”，以生命相殉。這種愛情是怎樣的至誠至堅，至純至聖！一生以淚洗面的黛玉，臨死之前反而大笑，最後喊出了“寶玉，寶玉，你好——”未完的一句話——留下了千載消退不了的遺恨！魯迅的感情生活更是一塌糊塗。1906年，魯迅在母親的逼迫下，很不情願的從日本回國，回家後的第二天，猝不及防的魯迅，被迫和母親包辦的朱安舉行婚禮。魯迅的痛苦無疑是絕望的毀滅的，這種痛苦甚至長久影響了他今後的思想和生活。
魯迅曾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在新婚獨居四天之後，魯迅就漂洋過海，一去三年。在與許廣平結識、相愛之前，為了不使母親傷心，也為了維持自己的名譽，魯迅甘願過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慾生活。可是這樣的日子卻非常難捱，在紹興會館裡，魯迅自安於“農奴”式的枯守，倚仗老成和冷靜來抵擋世俗歡樂的誘惑，剋制和壓抑生命的本能衝動，他穿著厚厚的棉袍，整天單調枯燥的抄寫古碑，來壓抑自己熱烈的青春和勃發的情慾，直到生命的慾望逐漸枯萎。經過二十多年的無性婚姻，44歲的魯迅，仍然打算陪著朱安這個“母親的禮物”做一世的犧牲。但有“梟蛇鬼怪”之稱的許廣平，卻橫空出世，並用理解和熱愛打碎了魯迅封凍已久的心。相反，魯迅的心情卻複雜得多。面對這愛情的後果，他充滿了疑慮。這疑慮來自命運起伏的虛無感，它就像一枝鋒利的雙刃劍，既戳破孝道之類舊倫理的神聖性，又戳破個性解放、“愛情至上”之類新道德的神聖性。況且，社會那樣險惡，一旦他背棄自己的婚姻，會不會授予那些怨敵以打擊的口實呢？當然，在魯迅同輩的文人中，頗有一些人是放浪灑脫，無所顧忌的。但是，魯迅做不到這一點，愈是心中“鬼氣”蒸騰，愈是把社會看得險惡，一點小小的流言，就愈會引發他廣泛的聯想；形形色色的遺老遺少的攻訐，報章雜誌上的惡意或無聊的渲染，學界和文壇上的有權勢者的著色，都加劇了魯迅式的悲劇夢魘。在短篇小說《傷逝》中，魯迅把涓生和子君的結局描繪得那麼絕望，把他們承受不住社會壓力，愛情逐漸變質的過程表現得那麼可信，可見當時魯迅對愛情的疑慮有多深，對愛情的結果又是怎樣地偏於悲觀！
在舊式婚姻的囚室裡自我禁閉二十年之後，魯迅總算逃出來了。可是，依然左盼右顧，如履薄冰。他將許廣平的臥室設在三樓，自己則住二樓，對外只說她給自己當助手，作校對，除了對極少數親近朋友，一概不說實情。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稱的魯迅，面對自己內心裡的森然鬼氣和因襲的重負，竟也害怕社會輿論，羞於承認自己與所愛的人的關係。這種異常的精神狀態給魯迅和許廣平的愛情生活都投下濃重的陰影。正是在愛情上，我們看到了魯迅內心深處的軟弱和自卑，他對傳統道德下意識的認同，他對社會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這些既是魯迅性格的必然訴求，反過來也塑造了魯迅特立獨行的個性和迥然不凡的人生。李厚澤先生有一句名言：“人是文化的沉澱”，黛玉和魯迅不是生活在真空裡，當然要受其生長的特定時代環境的影響，當然要為他們的人生經歷付出成長的代價。4
經歷坎坷，性格詭異先來看黛玉，她的性格主要表現為自尊、敏感、小性子、好鬥、叛逆。但是，黛玉恰恰以自尊掩飾自卑，周瑞家的送宮花，本來只是抄便道走，卻恰巧最後給了黛玉。黛玉立即反唇相譏：“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 倘使林、賈二家沒有門第差別，黛玉決不會從送花的先後敏感到門第的高低。在這裡，“惟恐被人恥笑去了”的自尊，已經演化成了“惟恐被小人恥笑了他去”的自衛。
這種自衛，是環境變遷與門第差異在黛玉心靈深處的細微折射。最受不得別人傷害的黛玉，常常用這種偏執到極點的自尊，肆無忌憚的傷害別人。然而這位貴族小姐卻萬萬沒有想到，衝著周瑞家的這個奴僕發洩，顯然是有失自己的身份，她想得到的卻恰恰自己所失掉的。其實，對黛玉來說，自尊與自卑原不過是一對孿生姐妹。前者是後者的外化，後者是前者的內涵。黛玉的極端自尊無非就是為了掩飾她內心的自卑。在這個少女的身上，有著太多的敏感和自尊。她的氣量顯得如此的狹小。但這一切，總是由於在她的內心深處，有一個解不開的隱痛，寄人籬下而又愛情無望。她不安於這種命運，但又無法擺脫這種命運。這種矛盾，經常扭曲著她的感情和心理，於是她的心境就永遠得不到平靜，並且招惹著許多不必要的煩惱和是非。這種極端的自尊發展到最後，就是敏感、小性子、好鬥，但我們也要看到黛玉尖酸刻薄後的坦誠。比如黛玉在寶釵面前的自我懺悔，對香菱學詩的熱情幫助等。黛玉的小心眼兒，尖齒利牙，的確得罪了很多人。別人不敢說的話，她偏要說。如寶玉和襲人的曖昧關係，只有黛玉敢一語道破，對襲人說：“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對王夫人安插在怡紅院中的內奸，她竟然一點也不顧忌。要知道在一個黑暗的封建大家庭中，真實的個性本身就是叛逆啊！正因為親人早亡、寄人籬下、愛情無望等等無常命運的捉弄，導致黛玉多自尊，又多自卑，多自虐，又多攻擊性，攻擊之不成，又轉而加重自虐，這就註定了她悲苦的人生。相似的人生經歷，使得魯迅的性格和黛玉十分相似。魯迅自幼命途多舛，懂得人世辛酸以及炎涼世態，自卑與自尊相互糾纏，以至變得十分敏感，極端多疑。魯迅曾對許廣平說：“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我看事情太仔細，一仔細，即多疑慮，不易勇往直前。我又最不願使別人做犧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許廣平在《兩地書》中也說：“先生性情太特別，一有所憎，即刻不能耐，坐立不安”。“對於一些人過於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在一地呼吸，而對於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湯蹈火，一旦覺得不符所望，便悲哀起來了。” 魯迅先生對人實在是看透了，雖然“透”得讓人心寒，“透”得讓人絕望，卻讓人不得不承認其認識的深刻和準確。在文藝王國中，魯迅的筆鋒是不可觸犯，魯迅是不饒人的，魯迅也是好鬥的。他有一句名言，凡是損害別人的牙眼卻主張寬容不要報復的人，我一個也不原涼。甚至到死還要說——一個也不寬恕。又豈止是不寬恕，先生甚至於破口“罵人”，在1925年致呂蘊儒的信中，先生寫道：“我想，罵人是中國極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罵而沒有知道何以該罵，誰該罵，所以不行。現在我們須得指出其可罵之道，而又繼之以罵，於是就可以由罵而生出罵以上的事情來的罷。”研究一下魯迅先生的“罵人理論”，很多人只看到先生的“罵”，而不研究他為什麼罵和罵得對不對，有時候比較別人罵魯迅的言辭，我們甚至感覺到先生罵得還很不夠！作家老酷指出，“魯迅彷徨於左與右的夾縫中，既未歸順左，也未倒向右。他一直在懷疑主義中言說，而懷疑是不可能給人一種終極智慧和力量的，懷疑主義者的言說和行動，都只有理性的支撐，而缺少信仰的提升。”也就是說，魯迅只是黑暗夜幕中一顆閃著冷光的流星，而不是一片給人溫暖、給人希望的黎明曙光。魯迅一生的經歷只是見證了個體的悲劇色彩，一切外在力量的無望和破滅，從而見證了神性的存在。但可貴的是魯迅啟示我們，放下對烏合之眾的“知識分子”的依賴，放下那種以自己的懦弱煽動他人勇敢的啟蒙，放下那種以自己的精明指揮群氓的愚昧的啟蒙，放下那種裝神弄鬼的道德巫師式的啟蒙，轉而開始對自己的啟蒙，把自己啟蒙成在政治、經濟尤其是人格上徹底獨立的純粹個體，並以這樣的個體面對形形色色的恐嚇與收買，面對無邊的黑暗、面對無限的恐懼。“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腐朽。我對於這腐朽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虛空。”這是魯迅筆下的最虛無、最淒涼、最絕望的話。只是在寫完之後，他還是勇敢地堅持著，近乎頑固，一意孤行！這個才是真的魯迅！5
思想激進，文風冷峭黛玉的思想激進，最重要的是體現在她的愛情上。黛玉的愛情是“知己之戀”。她從不要求寶玉光宗耀祖、升官發財，只要求他真實、坦誠、忠於愛情，至於什麼仕途經濟、功名利祿，一概被她譏諷為祿蠹。共同的叛逆思想、民主思想，共同的感傷主義和虛無思想，使得寶黛互相吸引，彼此依靠。他們是思想叛逆的知己，也是感傷文化的同盟。他們因思想激進而走到一起，又因思想激進而遭到扼殺，這些不能不在她的詩歌中反映出來。黛玉的文章表現最為明顯的就是獨標一格，文風冷峭。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說:“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黛玉的詩，完全是“無我之境”。難怪賈雨村稱黛玉：“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 “毫端蘊秀臨霜寫，口齒含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願，片言誰解訴秋心？”、“孤標傲世諧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這些詩句與黛玉“孤標傲世、目下無塵”的品格，交相輝映，一覽無餘。 黛玉的《葬花吟》作為她自己身世的真實寫照，甚至可說是“一詩成讖”。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是對世態炎涼的最好抨擊；“願奴脅下生雙翼，隨風飛到天盡頭”則是對美好事物的熱烈追求；“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是觸景生情的感傷；而“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則是黛玉對自己一定“紅顏老去、花落人亡”的沉痛預言。“冷月葬花魂”，黛玉的聯詩甚至讓我們今天的人都感到了幾絲寒意。王元化先生在《‘五四’再認識》指出：“魯迅也是一樣，他曾自稱受到兩種傳統的影響：一個是莊周的隨便，更一個就是韓非的峻急。”這兩種思想對魯迅的影響，表現在文章中，一方面就是天馬行空，言出塵外，鬼話連天；一方面則是譏諷挖苦，尖酸刻薄，橫眉冷對。魯迅坦然地承認自己的文字有“暴戾之氣”，他確實用過奴才、走狗、匕首、劊子手、撲滅等等不留情面的極端詞彙。然而，滿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於是，有人認為：“魯迅冷嘲多於熱諷。瀰漫在魯迅作品中的不是安慰與愛，而是憎恨與怨毒之氣。”潘知常甚至認為：“魯迅的來自鐵屋子的聲音，則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心靈黑暗地場者的聲音。” 但，他們都沒有真正讀懂魯迅，原因是沒有把魯迅交還給歷史，交還給真正的屬於魯迅的那個時代。在《秋夜》中，魯迅寫棗樹的枝“默默的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閃閃的鬼眨眼；直刺著天空中圓滿的月亮，使月亮窘的發白。”這根枯瘦的禿枝，無疑傳達了一種抗爭，傳達了魯迅一刻都無法捨棄的個性。魯迅只能做魯迅，就像美國的將軍巴頓，魯迅也為戰爭而生，只能讓他面對著鮮血，面對著死亡，細細地咀嚼仇恨！ “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正是他的這思想使他的文章擁有了重金屬般的質感，而直接敲擊的卻是我們的靈魂。黛玉和魯迅都常態地處在被攻擊的情形之下，遍體鱗傷，四處碰壁，處於“鬼打牆”、“鐵屋子”和“無物之陣”的圍困之中，外在的黑暗時常轉為內在的黑暗，他們精神的疲憊可想而知。
黛玉死了，魯迅也死了。因為他們獨特的個性和超出世俗的思想，黛玉更多為個體的精神生命，搖旗吶喊；魯迅則把視角轉向國民性改造，為社會彷徨。非常巧合的是魯迅和黛玉由於生活和經歷的相似，他們都死於肺病，黛玉死時枯瘦見骨，魯迅死時也不足七十斤。曹雪芹怎麼也想不到，他的如椽巨筆，不僅塑造了一個典型形象的不朽，還為一個幾百年後的一個偉大文豪命運作了一次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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