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1925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讚凌廷堪的《禮經釋例》“其方法最為科學，實經學界一大創作”。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歷史學家錢穆編寫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作者對凌廷堪的禮學思想和史學思想都有比較細緻的分析，認為凌廷堪以“‘六經’無理字”來駁宋儒，又試圖用“禮節好惡”上接孔荀傳統，不但說服力不夠，也顯示出其自身理論單薄的弊病，在這方面凌廷堪沒有超出戴震。1992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茂等撰寫的《清代哲學》中，凌廷堪僅被列在《乾嘉學術與哲學思想》的附章中，對其的評價是“在反對虛理的名義下，實際上是取消哲學”，這表明了凌廷堪的禮學思想還不能與乾嘉之際的阮元和焦循等人相媲美。臺灣學者張壽安在1994年出版的《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則力排眾說，將凌廷堪的禮學思想推到了清代學術史的前列，全書以凌廷堪為中心，層層展開對清代中葉儒學思想變化的分析，認為凌廷堪的禮學思想為當時儒學思想的轉變幾乎提供了全部的養料，而阮元、焦循等人只有推導之功。這一評價為我們重新審視凌廷堪的禮學研究展示了一個新的視角。
在張壽安女士的書中，我們還得知香港學者孫海波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撰成一篇《凌次仲學記》，他認為凌廷堪的學說“不惟不足以壓倒宋儒，但就禮之一面論之，未能盡力發揮，以成一自圓其說之系統，故其語多竭澤無華，尚難與戴（震）程（瑤田）二氏並論者也”。但是，《凌次仲學記》仍將凌廷堪定位為這場禮學思潮的“中堅人物”，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學精博”，而且擁有考證之家多不能的“詩與華藻之文”，使其學說產生巨大影響，所以“欲尚論乾嘉以後之學術，於廷堪不能漠視者焉”。另外，中國人民大學的黃愛平教授也以“凌廷堪學術述論”為題撰寫文章（刊載於《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3期），認為凌廷堪是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學者中比較有成就和影響的人物，他的“復禮棄理”主張的提出，表明了這一時代學者普遍唾棄宋明理學的趨向，也反映了他們在思想上的探索和彷徨。
從上述種種的評價來看，學人對凌廷堪的禮學研究各持一說，有其一定的理由。然而凌廷堪作為清代中期學術史上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他的禮學研究在乾嘉之際曾發生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其意義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哲學思想而言，禮作為外在的一種制度，具有協調社會生活、規範人際關係的功能。而作為人的內在性的東西呈現時，它往往又具有節制人的情感和慾望的功能。禮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道德要求。關於禮與人性的關係，孟子與荀子有不同的理解，孟子認為禮出於人的“辭讓之心”，即所謂“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禮是人性的具體體現，而人性本來就是善的，所以學禮也就意味能盡其性善。荀子則相反，他認為禮是由聖人制定出來矯正人性的，人的本性是惡的，如任其發展，勢必破壞社會統一和諧的格局而出現社會群體之間的爭亂。所以他認為“《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孟子與荀子由於人性論上的分歧，最終導致他們對禮的不同認識。荀子之所以推崇《禮》，是因為《禮》不僅代表先王之道，而且是直探仁義之本的“經緯蹊徑”。但孟子則認為“禮”是人本身固有的，是內省的結果。然而乾嘉學者認定禮是教化人的必然途徑，而且是社會群體結構中所不可缺少的秩序，這意味著他們之所以崇尚禮學，也就是將禮所具有的法的性格貫徹於道德原則，這就促使他們摒棄了宋明以來的思想傳統，即由共同尊奉孟子轉而尊奉荀子，頌揚荀學，這反映出乾嘉時期學術取向的新變動。然而凌廷堪希望“起而變之”的是復興“三代”之禮，所以也就超越了兩漢而直接先秦諸子，這不僅與當時諸子學復興的時代要求相契合，而且也開啟了晚清諸子學研究的復興。
第二，就社會思想而言，凌廷堪研究禮學所關注的毋寧說是學術的異同問題，還不如說是通過以禮代理來論證如何在現實社會關係之上尋找人生的意義和存在的價值。基於禮的道德實踐，凌廷堪所關注的是人對自己生存的一種獨特感受。他並不依賴邏輯推論出一個最高的善，以判斷人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而是一開始便將人的最高生活品質置於統一和諧的習俗之中，因此人類價值的最初來源與最終歸依也就等同於繁文縟節的禮了。這種見解，實際上具有唯禮至上的傾向。這說明凌廷堪研究禮學是有鑑於當時整個社會倫理所呈現出的病態和價值心態的失衡。阮元、焦循、凌廷堪等人極度關注禮學的踐履意義，這一方面是他們復“三代”之禮的直接動因，另一方面他們試圖通過對道德與精神信仰的強調，從而為當時社會提供一種值得效法的新的人生觀。
第三，就學術思想而言，凌廷堪的研究彌補了漢學家重學輕德、思想與言行分離的弊端，無視樸學所自持的訓詁考據方法的特有價值座標，走上了一條調和漢宋的坦途。乾嘉之際，學術主流雖然是漢學，但宋學仍不乏活力。一些被漢學家忽視的理學經典與理論被再度重新論證。如阮元的《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論語一貫說》《大學格物說》，焦循的《論語通釋》《性善解》《格物解》，凌廷堪的《復禮論》《好惡說》《慎獨格說》等，對宋學中關於人的自然慾望與社會道德責任的命題進行了新的討論。同時，禮學研究也趨於漢宋兼採。學者們對理學經典的重視與禮學研究，已越出純漢學的藩籬，客觀上是對乾嘉時期漢學採取的一種自我調適。然而凌廷堪以原始儒學與漢代經學立論，其目的是重新確立“經世”的學術方向，因此也就超越了重鑄漢學的意義，最終成為漢宋學術融合的紐帶。嘉慶以後，無論漢學或宋學，經學研究的重心紛紛轉向漢宋兼採，晚清則再度出現了經學經世的社會思潮，無一不深受乾嘉時期禮學思想的啟迪。他的禮學思想預示了乾嘉時期“凡古皆真，凡漢皆好”的純漢學研究的終結，而且也為經典詮釋提供了新的解釋形態。
摘自“大家精要”之《凌廷堪》
《凌廷堪》講述了中國古代著名禮學家、經學家、音韻學家凌廷堪的生平事蹟和學術思想。表現了他在寫史方面的耿直不阿，在古代“燕樂”上的探索，對科學歷算的精通，尤其是他在禮學方面的探索、具體觀念以及貢獻，分析其在中國禮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禮經釋例》，詳略得當，充分表現出了凌廷堪的多才多藝及多方面的貢獻。
劉舫，1981年生，上海人。於2006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哲學系，獲中國哲學專業碩士學位，後在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與中國古代禮學。
閱讀更多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