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十二版納自古是雲南茶葉產地的重鎮。明清以來，十二版納六大茶山出產的“普洱茶”便作為貢茶享譽全國。勐海在瀾滄江以西，清政府成立普洱府時（1729），它仍在車裡宣慰司的自治範圍之內，漢人很難進入縣內經營茶莊。
1910年，石屏商人張棠階仰仗其岳父緬甸大土司，在勐海開設第一家茶莊“恆春”號。從1923～1938年，佛海從過去的一家茶莊發展到二十多家，如騰衝董耀廷、玉溪周文卿、鶴慶張相堯等商賈都到佛海開辦茶莊。
安家佛海後，李先生和夫人也打算開辦茶莊。李夫人與傣族人接觸較多，每逢街天，她看到很多勤勞的傣族婦女都做茶葉買賣，便萌生了自辦茶莊的想法。李先生知道夫人有實幹精神，不但同意她的提議，而且還協助她籌辦茶莊。1930年，李氏“復興茶莊”就辦起來了！李夫人能治家理財，又有寬厚善良的天性，深受傣人愛戴。許多傣族婦女或愛尼婦女都願意將茶葉廉價賣給她，有些婦女還親自把茶葉送到李氏茶莊。
李先生為“復興茶莊”申請了百餘畝茶山。當時，佛海主要生產蘑菇頭緊茶，這種茶製作工藝複雜，但用料粗老，價格低廉，西藏地區的需求量極大。“復興茶莊”也生產緊茶，年產量二三百擔。李先生出國考察時，發現泰國、緬甸的咖啡館都在賣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的紅茶。如果能將佛海出產的茶葉製成紅茶，市場前景將無限廣闊。1934年，李先生將自家茶莊試製的紅茶寄到漢口，請專業評茶師審評。評茶師認為這種紅茶品質優良，氣味醇厚。但不知何故，這種新制的紅茶最終沒能形成生產。
為了扶持民眾開發當地茶葉資源以振興經濟，李先生每次行至昆明，都努力與有關的金融機構協商到佛海籌辦分理機構。從1931年以後到1948年，經李先生的牽線引進，“興文銀行辦事處”、“富滇銀行佛海分行”、“佛海縣合作基金會”、“車佛南聯合銀行”等四家金融機構相繼組建設立。由於李先生引資助力，佛海縣的茶葉生產得以迅速發展。
佛海的茶莊不斷出現，茶工藝人不斷流入，茶葉的產量也逐年可觀。茶葉銷售市場就成了各大茶莊面臨的最大問題。如果照舊把茶葉從勐海運至思普，再轉運他地銷售，這種運輸方式成本太大。於是，李先生與周文卿等商人協商打通東南亞茶葉銷路。從1927年至1945年，李先生多次南行東南亞考察茶葉銷售路線，最終確定仰光為佛海出口物資的集中轉運站。從此，佛海生產的茶葉得以經仰光分銷至新加坡、曼谷、加爾各答等城市。
據考證，1937年至1942年是佛海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佛海縣各茶莊在東南亞建立的貨站延伸到仰光、西貢、錫蘭、新德里、加爾各答等地，每年外銷茶葉達3000擔以上。
1934年4月，李先生辭去南嶠縣（今勐海縣勐遮、景真等地）教育局長，回佛海擔任教育局長，這樣可以更好地照顧佛海茶莊的生意。那時，佛海最大的茶莊是騰衝董家開設的洪記和鶴慶張家開設的思茅恆盛公號。這兩家茶莊資金充足，運輸量較大，並與當時主政的英國殖民者關係密切。因此，他們在沿途印緬各地委派自己的代理人理貨、包裝、運輸等。
而那些中小茶莊大都沒有經濟實力形成完備的產業鏈，他們往往要向印度放債人借高利貸。故而，當他們運茶到印度葛倫堡，等待和藏商交易的時候，常常急於出貨，以回收資金還掉債務。此時，洪記就開始降價傾銷，壓低市場價格。當這些中小商人以較低的價格賣掉茶葉離開葛倫堡後，洪記又把茶價提起來。
為了保護中小茶莊的利益，李先生聯合佛海當地的中小茶莊，成立佛海茶業聯合貿易公司。李先生任經理，由公司負責在沿途尋找代理，並在加爾各答、葛倫堡租用倉庫，統一運輸，統一銷售。佛海的各大茶莊如周文卿、馬鼎臣、王球時的商號以及一些小茶莊紛紛加入。茶葉聯合貿易公司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佛海中小茶莊的利益，構建了佛海茶葉貿易的公平競爭機制。
李先生在雲南西雙版納務政二十餘年，不僅積極扶持、開發佛海的茶葉生產，為邊疆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他還團結當地鄉紳、商賈等出錢出力，攜手發展佛海的交通通訊、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尤其，李先生移居臺灣之後，人到晚年依然心繫故鄉，先後捐資30萬元幫助西雙版納發展教育。
他希望以此拋磚引玉，為西雙版納的教育事業添磚加瓦，正如他信中所寫，“盡綿薄之力，能為西雙版納故鄉教育之發展效力，餘生之願足矣！”
南開大學碩士，研究興趣涉獵中西文化與文學，近期關注中國茶道美學研究。
•參考書目：侯祖榮：《柯樹勳·李拂一傳》，昆明：雲南科技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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