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張發明之前，我們的祖先把文字記錄在甲骨、青銅器、竹木簡牘以及絲帛之上，使得文明得以記載、傳播和傳承。
不過，甲骨文和銅器銘文只相當於文書記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書籍。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書史是從簡帛古書開始的。
可惜的是，絲帛易朽，難於保存，對近代人而已，古代帛書只活在傳說裡。
話說，長沙人管挖掘和搬運泥土為生的農民叫“土夫子”。
但到了民國時期，江湖上盜墓賊猖獗，人們漸漸把“土夫子”這一雅稱移接到盜墓賊的身上。
考古學家商承祚在《長沙發掘小記》中寫，“解放前，長沙盜墓甚熾”，長沙古墓葬“經土夫子盜掘，破壞無法統計”。
民國盜墓猖獗的原因，學者倪方六在《民國盜墓史》一書中分析說，一是軍閥混戰的亂世，二是外國勢力的侵入，“國際買家的出現，讓民國時期‘產、供、銷’一條龍的盜墓產業鏈初步成形。”
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研究員熊傳薪說，湖南的楚墓和漢墓具有較高的考古價值。長沙是楚國時期的“東南之會”，而作為西漢時期的諸侯國，長沙國曆時兩百餘年，王公大臣的墓陵一直為後世盜墓賊所惦記。
熊傳薪坦承，自己在近50年的考古工作中，親自參與發掘的古墓就有兩千多座，只是“大部分古墓都被盜過，可以說是十墓九空。”
民國時期的盜墓，以長江為界，分南北兩派。
北派有遼瀋幫、洹洛幫、關中幫等，常用工具為“洛陽鏟”；南派包括長沙幫、江寧幫、嶺南幫等，常用工具是短柄狙。
相對而言，南派盜墓的奇招巧術更勝一籌。
而南派中又以長沙土夫子的盜藝最為精湛，讓人歎為觀止。
熊傳薪讚歎說：“這些人對墓邊泥土的辨別很有能力，可以根據顏色判斷墓葬的年代。”
長沙土夫子名聲最響的是任全生。
任全生身高體健，手臂長，猿伏蛇行，如履平地，而且看墓穴眼力忒準。
任全生自稱看墓有“望、問、聞、切”四字要訣。
“望”即看風水，諳熟風水先生那一套，所判斷的風水寶地既與風水先生一致，則一挖一個準。
“問”即是嘴勤，到處詢問各地出過的歷史名人，斷定四古墓的價值。
“聞”最見功夫，通過取墓葬區的泥土放在鼻下嗅，根據氣味辨別墓葬大體年代。
“切”是指定位打洞方向，以最短距離進入棺槨，以及如何取出墓內文物。
考古學者吳銘生稱，他本人親眼見識過土夫子根據地表樣土判斷是否存在古墓，並從填土的特殊識別古墓的深淺及時代，“這種預測令人難以置信，他們被尊稱為土專家。”
任全生在盜墓生涯中所做最轟動考古界的一件事，是在長沙東南郊子彈庫的一座古墓上，當頭鑿穿了8米多深的封土和木棺槨層，從容竊走了價值連城的楚帛書。
子彈庫，位於長沙識字嶺與左家公山之間，建於民國初期，由數十棟磚築平房組成的倉庫，用於保存軍火。
楚帛書又稱楚繒書，內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災變、四時運轉和月令禁忌，其內容豐富龐雜，不僅載錄了楚地流傳的神話傳說和風俗，而且還包含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四周繪有12個怪異神像，帛書四角有用青紅白黑四色描繪的樹木。
任全生回憶，盜帛書事件發生在1942年9月的某天。
那時的長沙，經歷過兩次日軍進攻和劫掠，市井蕭條，民不聊生。
行動那天晚上，他帶著同行李光遠、蘇春興、胡德興三人潛至古墓，用十五米長的探針鑿穿了封土和木棺槨層。
木棺槨層被鑿穿的那一刻，刺鼻的硫磺味氣體噴洩而出，久久不散。
為了讓硫磺味儘快消失，胡德興用火點燃，火焰呼的一下，高達數丈，照亮了半個夜空。
當硫磺終於燃燒盡，幾個人手腳麻利地從墓中扒拉出了許多物件，有常見的銅陶漆木器，還有一些絹質類紡織品，上面有些模糊的文字。
任全生雖然是盜墓高手，但對文物的價值卻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在他的眼中，只有銅器、木器值點錢，他把這些物品一古腦賣給外號叫“唐裁縫”的古董商時，“價格便宜，那些爛絲織品沒算錢，相當於送給他。”
任全生萬萬沒想到，那幅被他稱為“爛絲織品”的絹帛，就是楚國帛書，是至今我國最早的、唯一的完整帛書，其考古文化價值難以估量。
任全生所說的“唐裁縫”是東站路唐茂盛古玩店老闆唐鑑泉，此人並非文物收藏者，而是一個文物炒作者。
兩年之後，即1944年，唐鑑泉即將楚國帛書以三千元法幣的價格轉賣給了文物收藏家蔡季襄。
蔡季襄收藏文物，也致力於研究文物，帛書落到他手中，也算得上是物得其所，有了個好歸屬。
1944年冬，蔡季襄撰《晚周繒書考證》一書石印出版，首次公佈了楚帛書資料。
也因為《晚周繒書考證》一書的面世，一個受耶魯學會派遣長沙雅禮中學任教的美國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中國名柯強）對寶物起了覬覦之心。
此人輾轉找到蔡季襄，連蒙帶騙，把帛書騙走，帶到回美國，幾度易手，後歸亞瑟•M•薩克勒（Arenur M Sackler）所得，現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再無歸期。
新中國成立後，盜墓行為不為法律所容，長沙土夫子逐漸退出江湖。
為了做到人盡所用、物盡所用，國家對於一些土夫子採取了寬大和利用的政策，將之吸收到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做臨時工。1953年省文物工作隊成立後，部分人轉為正式工人，成為負責發掘的考古工人。
這種背景下，盜墓高手任全生搖身蛻變成文物工作隊裡資歷最老的“土專家”。
對於1942年盜墓導致楚國帛書流失，任全生一直心有愧疚、耿耿於懷。
1972年發掘馬王堆1號墓（辛追墓），任全生參予其中，發揮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當年主持發掘的熊傳薪深情回憶：1號墓的女屍在棺內難以取出時，是任全生出的主意，用五夾板斜插進去，將內棺側起，然後謹慎地將女屍移出，千年不腐女屍得以完整出土，成為考古奇蹟。
為此，任全生、李光遠等五六位土夫子得到了國家文物局和地方領導的表揚，他們還收到省軍區負責人送來的獎勵：每人一瓶好酒，一條好煙。
其實，在馬王堆漢墓發掘過程中，任全生的心情是很複雜的。
考古學者吳銘生當時與任全生共事，任全生向他透露，解放前，他曾和一名姓謝的土夫子聯手到1號墓盜掘，“我倆一直挖到天亮都沒看到棺木，以為是古人設下的疑冢，就放棄了。”
任全生還和吳銘生提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我在子彈庫挖那座戰國木槨墓，得了一些漆木器和兵器，還有那件‘繒書’，便宜賣給蔡季襄。這座墓裡面還有東西，要是再清理一下，說不定還會有些好文物。”
1973年，在任全生的建議下，省博物館安排考古工作人員由任全生帶領，在子彈庫新建的高樓建築邊找到古墓，再次獲得一件國寶——“人物御龍帛畫”。
原來，子彈庫古墓是一座戰國楚墓，墓主為一四十歲左右的大夫級官員。
當年任全生等人打的盜洞，落在放置隨葬物的“頭箱”部位，他們鑿開槨板從裡面盜取了文物。此次再清理葬具，在盜洞附近的下方木槨蓋下面的隔板(俗稱內板)上，意外地發現一件絲織品，經過細緻地整理，無價珍寶“人物御龍帛畫”由此現世。
“人物御龍帛畫”的畫面是一男子側身而立，危冠長袍，手擁長劍，立於龍舟之上。龍尾企立一鶴，水中有鯉魚一尾，畫之上端有華蓋。
“人物御龍帛畫”的出土成為我國繪畫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土，也使任全生得以將功補過。
兩年之後，即1975年，患上了重病的任全生了無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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