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市作協委員。黑龍江省哈爾濱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 ，哈爾濱黨史研究會會員，哈爾濱抗聯精神研究會會員。
2018年5月的一天，晴好，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走進了位於上海山陰路132弄9號，魯迅先生的故居。
魯迅先生一生顛沛流離，故居有好幾處，老家紹興、北京、廈門、廣州、上海等等，但這一處不一樣，這裡是1933年4月先生攜妻兒遷入的，直到1936年10月19日清晨逝世，他們在這裡居住了三年半的時間。
魯迅先生在這裡走完了他光輝的一生，而蕭紅和蕭軍恰在此時走進了先生的世界，成了9號的常客，從1934年冬月那天起，有20個月的時間，他們，特別是蕭紅幾乎每天都在這裡消磨，直到她去了日本，三個月後，魯迅先生患肺病，醫治無效去世。
對魯迅先生的瞭解完全得益於作家蕭紅的那篇《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蕭紅以一個女性細膩的眼光，勾畫出生活中常態的、不被大眾所知曉的魯迅先生，沒有人會有如此介入到那麼讓人敬仰的、嚴肅的魯迅先生的生活中，如此瞭如指掌。
那篇文章我讀過幾遍，從院子裡的花，到先生經常坐的藤椅、寫作的書桌、甚至海櫻的寢室擺設，以及發生的故事，很熟悉了。
打開鐵門，耀眼的石榴花迎風搖曳，夾竹桃亭亭玉立，像先生住時一樣。
這是一棟單開間式紅磚紅瓦磚木結構的三層房屋，一層會客廳，擺著西餐桌、書櫥、留聲機和瞿秋白送給先生的工作臺。
沿著木質樓梯走上二層，就是先生的臥室兼工作室。
那把蕭紅常說的藤椅靜默地在房間一隅，我彷彿看到先生坐在上面，談笑風生地和他們聊著家常；而鋪著白布單的雙人床，送走了先生最後的時刻，看著讓人唏噓不已。梳妝檯上有個日曆牌，日曆撕到1936年10月19日，臺上的鬧鐘指向5點25份，這些珍貴的物件，成為了人們永久的紀念。
三層是周海嬰和保姆的房間，還有個客房，當年瞿秋白、馮雪峰等革命志士都曾在魯迅先生家長留宿過。
可是，讓我詫異的是，故居里播放的錄像、宣傳資料、圖片和解說員的說辭，沒有蕭紅隻言片字，反倒都提到了瞿秋白、馮雪峰等人。
在我眼裡，這個故居里到處都有蕭紅的影子啊。
熟悉蕭紅，不僅是喜歡她的作品，更因為她是來自家鄉的作家，還有一點，1932年她和蕭軍住在哈爾濱的“商市街”（今紅霞街25號），離我童年居住的地方只隔一條街，雖然我們不是一個年代的人，但是，心中自是覺得和她親了幾分。所以，對她的關注格外。
1934年11月，從東北來到上海兩個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夫婦--蕭軍和蕭紅，經朋友介紹，他們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魯迅先生，從此，他們的人生，特別是女孩蕭紅的人生髮生了轉折。
1934年12月6日，二蕭叩開了那扇門，走進了先生的生活裡。
“魯迅先生家裡的花瓶，好像畫上所見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藍色…… 瓶裡種的是幾棵萬年青。我第一次看到這花，就問道：‘這叫什麼名字？屋裡既不生火爐，也不凍死？’‘這花叫萬年青，永遠這樣！’他在花瓶旁邊的菸灰盒中，抖落了紙菸上的灰燼，那紅的煙火，就越紅了，好像一朵小花似的，和他的袖口距離著。”【回憶魯迅先生】
話題就從平常細碎的生活開始，直講到東北發生的各種大事情，先生顯然對被日軍控制下的東北人民的命運擔憂，一直在聆聽，直到午夜，淅淅瀝瀝的小雨敲打著窗欞，他們才發現時間太晚了，只好告辭。
“魯迅先生執意送我們走到了大門口，指著隔壁那家掛有“茶”字的招牌說，下次來，記住那個“茶”字，就找到我家了。接著，先生再指著鐵門旁“九號”的“九”字說，下次來，一定要記住這個“九”字噢。”【回憶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的舉動分明是歡迎他們常過來的。
這一年，魯迅先生53歲，許廣平先生36歲，蕭軍27歲，蕭紅23歲。
此後的日子直到魯迅逝世的前三個月，兩年的時間裡，蕭紅成了這個家庭的常客，她和許廣平一起包餃子、烙餅，做衣服，說著女人之間的話題，她又得以便利經常請教先生寫作的問題，甚至於《生死場》那本書請魯迅寫了序和簽名，這些是魯迅之前不稀罕做的事，也只有蕭紅能說得動他。
直到今天還有人說，魯迅和蕭紅的關係“曖昧”，對於這個說法，我覺得不盡然。
於蕭紅而言，魯迅亦父亦師，這個“父”不是父親的“父”，曾有好友問她，魯迅對你就像慈父一樣吧？蕭紅馬上正色地說，不，是祖父。蕭紅幼年喪母，父親對他冷漠，在她童年裡，只有年邁的祖父給她疼愛和溫暖，讓她感到一些人間的溫情。她心中的魯迅，是長輩，是像保護他的祖父一樣的長輩。
所以，她在魯迅面前可以任性，可以撒嬌。在她和蕭軍同魯迅通信不久（應該是第四封），她就對魯迅發出了“抗議”，不許魯迅稱她為“女士”，而魯迅在回信中也開起了玩笑：“悄（蕭紅當時的筆名是悄吟）女士在抗議，但叫我怎麼寫呢？悄嬸子，悄姊妹……”蕭紅讓做事謹慎嚴格的魯迅先生也開心起來。後來，因為她經常穿紅衣服，魯迅和許廣平就叫她“紅姑娘”。魯迅吸菸，蕭紅聞不得煙味，就對他說，不要吸了，對身體不好，魯迅馬上就把煙滅了。許廣平說過，只有紅姑娘的話好使。
因為魯迅的指導，蕭紅蕭軍寫作上突飛猛進，大量作品脫穎而出，這是後話。
而對魯迅而言，我以為，單純開朗的北方姑娘蕭紅，給他沉悶壓抑的生活帶來了一縷輕鬆，要知道，那個時期的魯迅因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而被北洋軍閥通緝， 後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學運動，又被國民黨政府監控，幾度搬家。
蕭紅不做作，不忸怩，大方，“愛笑，無邪的天真（許廣平）”。那一日是個梅雨季，蕭紅跑著進了魯迅的家門，氣喘吁吁地，大聲地宣佈，天晴了！呆在屋子裡的魯迅和許廣平都笑了，那一刻，蕭紅一定把陽光也帶了進來。
魯迅對蕭紅是有些縱容的，喜歡看著她的大辮子被6歲海嬰拽著，兩個人一同玩耍；高興了，還同她開開玩笑；給她講服飾的色彩搭配；每次她呆的太晚了 ，一定要許廣平給她叫個小車回去，還要付上車費。
先生喜歡蕭紅也許還有一層深義。兩個人的出身雖然是一南一北，但何似相仿，先生童年家裡有“百草園”，蕭紅家裡有“後花園”，兩個人的童年都是在荒草和野花中長大的 ；先生有個偉大而開明的母親，而蕭紅從小就沒有了母親，這讓先生對她多了幾份憐憫；先生家道沒落時，全家避難於鄉下，所以，先生深知中國社會農民之深重疾苦，而蕭紅本就是來自鄉下的孩子，這使得他們有共同的語言；還有，先生有過不幸的婚姻，和許廣平結合在一起實屬不易，他就更理解蕭紅在婚姻上的磨難和苦楚，經常開導她；先生欣賞蕭紅的才華，稱她為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
先生對她喜歡錶現最明顯的一次是，要帶她出去參加一個場合，在選好衣服後，許廣平把一束桃紅色的綢帶放在蕭紅的發上，開心地問先生，美不美？先生看了後臉一沉，說了句：不要這樣裝飾她。三個人都靜默了。蕭紅想到，先生是期望她成為真正的女作家，而不是一個花瓶式的女人。
所以，蕭紅在魯迅先生這裡得到的是依賴、是安心、是舒適、是溫暖。
先生喜歡蕭紅這點許廣平是看得出來的，我以為許廣平也是個胸中坦蕩開闊的人，她每日裡盡心照料先生，要購物做飯做家務，還要照顧孩子，也許蕭紅的到來也讓她有一絲放鬆，有個說話的伴，而據周海嬰回憶，每每蕭紅和蕭軍來，就包餃子和韭菜盒子，還有烙餅，蕭紅烙的蔥花餅雪白的面層，夾以翠綠的蔥末，外黃裡嫩，又香又脆，總是惹得魯迅吃了讚不絕口，請示許廣平讓他多吃幾張，所以，他們的到來讓魯迅家裡有了歡快和熱情的氣氛。
蕭紅去日本前，魯迅先生家宴為她餞行，這在他的待客規矩上是破了例了，他從不單獨請人小酌，特別是女性，可見蕭紅在他心中的位置。只有他們三個人的晚宴，那個時候先生的身體就很不好了，他吃得很少，一再叮囑她到日本的注意事項。而許廣平為她夾著菜，還很樂觀地說，等她回來了，先生的病就好了，他們一起去紹興走走。看看先生的“魯家鎮”。
蕭紅沒想到就此一別，再見先生已是九泉之下，當她在日本得知先生去世時已是第五天後，對她來說彷彿天塌一般，直哭得她天昏地暗，沉重的悲痛無法擺脫，她只有不斷地給蕭軍寫信寄託哀思，兩個月後她回來，第一時間就和蕭軍一起祭拜先生，並和許廣平、周海嬰在先生靈柩前合影紀念。
而魯迅心中也沒放下蕭紅，在他病危彌留之際，神情恍惚，竟對前來探視他的矛盾說：“紅姑娘已然返滬，怎麼還不來見我啊？”其時，蕭紅正在日本，並未返回，這是先生迷離中的幻像。
這是兩個人心中的牽掛，是懂得，若稱這種“發乎於情，止乎於禮”的感情為“曖昧”，缺了對他們的尊重。
六年後，同樣患肺病的蕭紅在香港去世，她和先生終於又可以在另一個世界信馬由韁地聊天了。
因為蕭紅，我在故居里徘徊，一點點尋覓著舊日的印跡，一點點感受著房子裡發生的故事，一點點回味著歷史留下的碎片。談話聲、笑聲、腳步聲彷彿就在耳邊迴響，這讓我久久不願離去。
當日午後，我又去魯迅公園裡，參觀了魯迅紀念館，並瞻仰了先生的墓地，墓地兩側種著四棵他最喜歡的廣玉蘭，在桑松翠柏的映襯下開放的格外潔白端莊，我向先生的靈柩深深地鞠躬，表達敬仰之心。
據說，蕭紅有個遺願給端木蕻良，“死後要葬在魯迅先生墓旁，現在辦不到，將來要為我辦。”可惜，至今她的靈柩還在廣州銀河公墓。
想葬在先生身邊的還有一個人，他的原配夫人朱安，1947年6月過世，叮囑家人：“靈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她也未能如願，墓地現在北京西直門外保福寺處魯母旁，沒有墓碑。
而許廣平先生1968年去世，她的遺囑不保留骨灰，所以許先生沒有墓地，歸於塵土。
終究，先生還是孤獨的，以他“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大義和胸懷，先生也許能放下這些兒女情長。
先生總說，世間本無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先生的人生之路是自己用鐵足趟出來了，是自己千難萬險跋涉出來的，這條路，自先生走後，再無足跡。
花開花落，物是人非，過往的糾結交給歷史，心中的情愫只有當事人最明瞭，追憶並尊重，是我們給予他們的最恰當的致敬。
我心中永遠的老鄉--蕭紅，你在她“鄉”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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