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紐約召開了敘利亞問題會議。敘利亞的代表巴沙爾·賈法裡針對美國發表了一篇足以寫進聯合國外交歷史的檄文，對美國發表的種種謊言，進行了揭露。儘管這篇文章十分精彩，但當時美國代表已經離席，等於說是放空炮。更讓很多中國人同情的是，不管敘利亞代表發言多精彩，105枚導彈已經砸到了敘利亞的頭上。
一些人把賈法裡和中國100年前的巴黎和會代表顧維鈞相比，認為今天的敘利亞和當初的中國一樣，都是因為弱小而被大國“凌霸”，進而得出“落後就要捱打”的經驗。但實際上，國際外交併沒有這麼簡單。縱觀百年人類外交史，大國霸權的意義永恆存在，而小國要遵循的，則是站隊的技巧，並不是說簡單6個字就能解決問題。
今天的敘利亞代表賈法裡大罵美國。詭譎的是，在100年前的巴黎和會，顧維鈞在和日本打嘴仗的同時，最為仰仗的“主持正義”的國家，其實就是美國。早在“二十一條”交涉期間，顧維鈞就判斷唯一能給中國以外交和道義上的支持的是美國。在美國對德宣戰後的第3天，顧維鈞就建議段祺瑞政府對德宣戰，堪稱中國“聯美抑日”外交的第一人。而巴黎和會則成為顧維鈞驗證這一外交思路的最佳舞臺。
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把山東和耶路撒冷的聖地地位相提並論，但最終能夠對日本形成壓力的，不是顧的口才而是美國的態度。當時美國參議院對山東問題極為不滿，同情中國，甚至因此否決對德和約，凸顯了顧維鈞“聯美抑日”外交的成績，而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中，由於美國、英國出面斡旋，中日終於訂立《山東懸案條約》。中國通過“欠款”的方式，基本收回日本在山東的特權。
100年前的顧維鈞是百分百的親美派。他認為當時的美國不是帝國主義，相比之下英、德、俄、日、法等國才是帝國主義列強。在顧氏看來，美國對華的“同情”有時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為出發點的，而是一種“興趣”！華盛頓會議結束後，中國代表在拜會美國總統哈丁時說：“貴國素來遇事主持公道！此次會議凡關中國問題，輒承據理援助，不遺餘力。”這一系列外交動作，成為中國“聯美抑日”外交政策形成的標誌。
100年前中國代表盛讚美國“素來遇事主持公道”，但為何100年後賈法裡就大罵美國謊話連篇呢？難道100年後美國人就都成了惡魔不成？顯然不是，美國出現這樣的變化，是由於美國已經由一戰時期的列強之一，變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而超級大國的國家利益，顯然更加複雜。這次美軍發射導彈打擊敘利亞，軍方事後開明宗義就指出：避免敘利亞局勢進一步惡化，是美國的關鍵國家利益。因此美國總統有權根據憲法第二條款，使用武力來保衛美國國家利益。
美軍說的其實已經很清楚，避免敘利亞局勢惡化是導火索，潛臺詞是敘利亞政權在俄羅斯、伊朗支持下，已經發生威脅美國國家利益的行為。而至於有沒有化學武器，其實並不重要。而在100年前，中國則不是美國的關鍵國家利益。就連顧維鈞自己都承認，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中國也就是同情而已，而沒有更多的興趣，外交政策更多是重歐輕亞。如果中國人往上貼，那麼美國人則不介意當“主持公道”的大國，如果中國人惹得美國不高興，那就狠狠來個教訓。直到1947年杜魯門主義出現，已經成為超級大國的美國才有了全球性的對外政策。
對於弱國、小國和地區性國家來說，如果老是念叨“落後就要捱打”，那麼只能說腦子有病，甚至可能會讓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為小國自己缺乏變成“先進”的能量。相反，這些國家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站隊”的問題。而如果站隊站的好，自然就不會捱打，即便捱打也不會滅頂之災。以敘利亞為例，這次雖然遭到美軍空襲，但實際上在俄羅斯的支援下，政府軍勢力一直在擴充，形勢比3-4年前有了極大的改觀，巴沙爾政權被顛覆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而在幾十年前的老阿薩德時期，敘利亞在背靠蘇聯的情況下，敘利亞甚至有了將黎巴嫩、巴勒斯坦、約旦納入控制的“大敘利亞”計劃。
對於中國，我們也不要忘了，中國今天強大軍工實力的根源，是來自於建國初期的蘇聯援助，而為此中國當時又做出了怎樣的外交舉動？這一點大家都清楚。因此，外交站隊和結盟是一個國家必須考慮的關鍵問題，而不是什麼唸叨“落後就要捱打”。相反，對於現存的和成長中的世界大國，也要善於尋找不同地區的戰略落腳點，因為需要“站隊”的國家也不在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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