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退出伊核協議”的最後期限。英國為挽救伊核協議做最後的努力。不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卻在積極鼓動“教訓伊朗”，“早動手比晚動手好”，伊朗軍方的回應則是“以色列離從地球上被抹滅的日子不遠了”。不過從以色列1948年建國後的70年中，伊朗和以色列的關係則是非常微妙的，並不是表面宣傳的那麼劍拔弩張。
從地緣位置上說，伊朗屬於中東北部非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則屬於猶太人國家，兩國在地理位置上並沒相鄰，但都被眾多阿拉伯國家所包圍，共同面臨阿拉伯國家對本國領土安全的潛在威脅。作為中東地區兩個非阿拉伯國家，以色列與伊朗在處理地區議題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兩國之間必然會發生直接或間接的互動關係，形成對地區利益的角逐與博弈。在不同歷史時期，以伊關係模式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當以色列於 1948 年宣佈建國並爆發第一次中東戰爭後，為了應對周邊激進阿拉伯國家的威脅，以色列將目光鎖定在同樣與阿拉伯世界長期處於敵對狀態並深受蘇聯威脅的伊朗上，希望與巴列維王朝積極發展雙邊關係，一同抵抗地區敵人。在軍事上，以伊兩國開展了緊密的合作，如聯合開發可以運載核彈頭武器的軍事工程計劃、合作開發射程約 1000 多海里的艦對艦導彈。同時，伊朗充分利用以色列先進的軍事技術，投入資金開辦軍工廠，進行先進戰鬥機的研製。
另外，以色列還協助伊朗建立秘密情報組織“薩瓦克”，進行兩國間的軍事情報合作。兩國在“外圍聯盟”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在支援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反政府武裝方面進行了高度機密的合作。以色列還幫助訓練伊朗的軍隊，以色列的軍政領導人在任期間幾乎都到訪過德黑蘭，而且大多數軍官都受到巴列維的親自接見。以伊兩國在軍事與情報上的緊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牽制了激進的泛阿拉伯主義，也讓雙方在地區外交上避免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
霍梅尼在 60 年代開啟了反對巴列維王朝的鬥爭。伊斯蘭革命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巴列維時期伊朗的政策方向。但隨著兩伊戰爭的爆發，出於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伊朗重新挖掘了以色列的戰略意義。面對嚴峻的國內與地區局勢時，伊朗領導層對以色列的心態卻是十分矛盾的。而對以色列來說，雖然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對以色列的安全構成一定壓力，但以國領導層則傾向於對伊朗的戰略意義做全面的評估。以色列依舊重視伊朗在制衡泛阿拉伯主義方面的作用。
在霍梅尼在位時期，伊朗對以色列政策具有明顯的兩面性，即外交言論指責和秘密武器交易並存。兩伊戰爭期間以色列是伊朗武器的主要提供商。以色列通過中轉國為伊朗輸送了價值約 25 億美元的武器和彈藥。1985 年，在以色列的牽線下，伊朗與美國實現了軍火交易。戰略上的需求迫使霍梅尼政府與以色列暗中保持較為緊密的聯繫，伊朗清楚以色列是他們在兩伊戰爭中唯一能依靠的地區戰略盟友。
兩伊戰爭結束後至海灣戰爭之前，以色列仍然重視對“外圍聯盟”戰略的運用。1987 年，沙米爾公開表示，保持與伊朗的地緣政治聯盟具有重要的意義。佩雷斯也認為與伊朗建立“更廣泛的戰略伙伴關係”將有利於拓寬以色列的外交環境，同時也願意作為中間人，推動美伊關係的緩和。
繼海灣戰爭後，冷戰的結束宣告了兩極爭霸時代的結束。冷戰後的世界格局與中東的政治局勢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也隨之衰退，兩伊戰爭的結束使得伊朗對以色列武器的依賴程度減少，以色列對於伊朗的可利用價值大大降低。所以以伊兩國基於該領域的戰略合作基礎也隨之消失。同時，兩國都認為雙方轉變為彼此潛在的地區競爭對手，對自身的中東安全環境與戰略構想構成嚴重威脅。
對於以色列來說，以色列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有所下降。以色列對於美國在中東地區戰略地位的下降也使得以色列對伊朗採取更為敵視的態度，其對美國與伊朗改善關係這件事情上持反對態度。以色列改變了過往保持與伊秘密合作的立場，選擇對伊朗採取強硬的外交舉動，甚至將伊朗“妖魔化”。以色列認為，儘可能把伊朗排除在中東和平談判之外，迫使伊朗做出破壞談判的行為。這樣一來，伊朗破壞和平進程的行為便會受到希望和平的中東地區國家的指責，同時也能阻止伊朗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進行緩和。
以色列還利用伊朗現政權所具有的保守性和激進性，大力渲染伊朗政權對中東地區乃至世界的安全威脅。加大對伊朗核威脅的宣傳，強化阿拉伯世界對伊朗政權的不安全感，引起美國和西方世界對伊朗核威脅的重視，使其與伊朗持續緊張的關係並加大對伊朗的制裁，孤立和打壓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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