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是人口转型期中国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随着近年来农村弱势男性“婚姻挤压”现象日益增多，性别失衡的后果愈发明显，根据2000年和2010年国家人口普查数据和婚姻表预测，成婚困难的男性数量在2000万以上，从2010年开始会有10%～15%的男性难以如期找到配偶，该群体数量会在2035年达到顶峰，届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将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特殊人群之一。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遭遇成婚困难的同时，也被社会认为是潜在的风险群体。在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下，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加剧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成婚需求与女性缺失现实之间的矛盾，并将性别失衡在个体层面的婚姻缺失与人口、社会、健康、文化和经济等风险后果相联系起来。目前很多研究基于社会风险视角，在失范、越轨、违法、犯罪率增加、性传播疾病蔓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等议题中，假设或者估计了大龄未婚男性存在的风险趋势，使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被风险化、标签化和污名化，成为被社会排斥的对象。
然而，大龄未婚男性本质上依然是性别失衡社会的受害者和利益相关者，社会和学界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一些论点和论述，反映了其对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权利认知的缺失，这也造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因而被看作是“麻烦制造者”和社会风险来源。对遭遇社会排斥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来说，其背后更多的是个体和家庭的贫困性，家庭发展能力的弱势性，以及社会地位的边缘性。迄今为止，在有关性别失衡和大龄未婚男性的研究中，尚未有针对该群体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的社会排斥分析，更缺少将社会排斥理论引入该人群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本文尝试归纳和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遭遇的社会排斥现状，进而形成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为减弱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排斥的公共政策干预提供依据。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分析
1.数据与资料来源
随着性别失衡的后果逐渐显现，地处偏远农村的未婚男性在遭遇成婚困难的同时，更容易遭遇社会排斥。本文整体以质性研究为主，按照社会排斥的一般分析框架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遭遇的社会排斥进行分析，其中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调查对象的年龄标准，借鉴果臻等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初婚表中未婚人群尚存比例和终身成婚期待率等数据分析结果（将其设定至32岁），以期反映研究的现实背景。数据资料包括：
（1）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到的以性别失衡后果、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以及社会排斥为关键词的期刊文献资料；
（3）作者团队于2014～2016年期间在陕西、江西、广西、贵州等性别失衡典型地区，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有关家庭、婚恋、性与生殖健康、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部分质性访谈资料。
2.分析过程
（1）文化排斥
大龄男性由于其未婚且无子女的状态有悖于婚姻和生育文化传统，因而首先遭遇文化排斥。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不能结婚的男性存在，他们受传统父系文化影响而被“歧视”地称为“光棍”。“光棍”在农村地区邻里间的话语体系中，是一种相对贬义的叫法，也形象地体现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孤身一人，缺乏配偶和子女依靠的典型特征。对“光棍”的身份歧视表明，这些大龄未婚男性不能够按照主流社会认可或者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而生活的可能性，也就是文化排斥。
“光棍”标签的存在，使得大龄未婚男性在生育文化中更进一步受到歧视和排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婚姻的缺失致使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难以得到传统家庭制度的认可。鉴于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男性在一个家庭、家族乃至社会的重要作用，结婚成家、延续香火成为一个男性对其所在家族最重要的使命，而婚姻的缺失意味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组建的失败，继而难以维系家族传承。
在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乡土中国，周围邻里大多会对大龄未婚男性另眼相看，受访者GF表示“大家会议论啊，说这个人怎么不想要（娶媳妇）”。同时，大龄未婚男性所在的家庭成员和个人都遭受着严峻的心理压力，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的父母亲人很担心自己娶不到媳妇，尤其是无法延续家族后代，例如《中国青年报》有关中国农村剩男现象的报道，把农村未婚男性父母对于大龄未婚儿子无法成婚甚至无法养育后代的焦虑展示得淋漓尽致。
（2）社会/婚姻排斥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遭受的社会生活排斥以婚姻为中心，是对抽象的文化排斥的具体化，从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次，依次体现在由于婚姻缺失而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排斥、家庭养老保障的排斥，以及由婚姻关系所搭建的社会关系支持网络的排斥三个主要层次。
在个人层面，婚姻的缺失意味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没有合法的性伴侣。婚姻的缺失直接导致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婚内寻求性满足的路径被切断，商业性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重要的性弥补手段，这也给性与生殖健康安全问题带来了隐患。在调查中，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受访者都表示存在性贫瘠和性压抑的问题，几乎所有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受访者都表示自身经济困难，然而事实上并不会因为收入有限而减少商业性行为的消费。受访者GF表示自己的年净收入仅有1000多元，但是每月依然有一两百元花费，用于2次或者3次商业性行为消费。
在社区层面，婚姻缺失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退化。传统居家养老一直都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养老模式，而婚姻的缺失使得家庭所承载的居家养老保障功能不得不由社区来承担。受访者GH认为，找个媳妇主要是“能对老的好（尽孝），能照顾家（家人和孩子）”。由于没有配偶和子嗣，既制约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其父母的养老义务，也增加了现有家庭成员对其未来养老缺失的担忧，自然而然寄希望于社区资源进行补充，由此也加重了社区对于社区居民的养老负担，很可能造成社区居民对于大龄未婚男性的负面情绪和态度。
在社会关系层面，婚姻是个体缔结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承接点，一方面是由姻亲关系扩张成的强社会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则是与自身相关的邻里社会关系网络。婚姻的缺失使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最主要的社会支持力量缺失，而李艳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融合研究中发现，大龄未婚男性对于邻里中互惠的送礼活动参与度较低，使得该群体逐步退出村居交际网络。社会关系的缺失和不足限制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交往空间，对其生存和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社会/婚姻维度的排斥，除了表现为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歧视外，也引发了多元贫困，包括社会关系的弱化、养老资源的匮乏，以及由于配偶缺失带来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缺失和权利的漠视。尽管商业性行为广泛存在，但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自身对商业性行为有悖于道德和法律，特别是性传播疾病风险心有余悸。受访者GF直言，“肯定是自己去（进行商业性行为），要被别人看到会被笑话”；受访者GP更是表示每年自己花费千元对包括性传染疾病在内的项目进行抽血检查。社会/婚姻维度的排斥，使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问题进一步升级为道德/婚姻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健康问题和发展问题。
在实地调查中，所有农村地区受访者均表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落后，公共服务匮乏，缺少吸引外地女性流入的动力，农村本地未婚适婚女性一女难求，“光棍村”已经广泛存在于很多农村地区。
然而，偏远农村地区婚姻市场的彩礼价格与落后的当地经济水平形成反比，女方家庭由于攀比、生活焦虑以及养育回报等心理，彩礼价格因为女性稀缺而迅速上升，“万紫千红”（一万张五元和一千张百元钞票）、 “一动不动”（汽车和房产）基本成为一些西部农村地区彩礼的标配。
一方面，昂贵的彩礼价格远远超出当地农村家庭所能承受的负担，婚姻成为众多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可望不可及的梦想。而由此对该群体的社会排斥，不仅限制了个体参与和权利实现，加剧了贫困和歧视，造成弱势地位的进一步固化。另一方面，彩礼的增加也使得买婚、骗婚以及跨国婚姻在农村地区存在更大市场。
为了突破由于单身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本地或者本国适婚女性缺失的背景下，不少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为了满足对婚姻的渴望，不惜举债花费重金采取非常规手段买婚，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遭遇欺骗，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新华网有关山东农村多名越南新娘领完彩礼集体出逃的案例，突出反映了当地十多名家庭贫困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家庭为了娶到外国媳妇，筹资百万彩礼，却遭遇越南新娘有组织地买婚、骗婚，最终因婚返贫，再也难以结婚的经历。
（3）经济排斥
经济收入水平低下是经济排斥的首要表现。经济上的贫穷是绝大多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的基本情况，这不仅影响了成婚的可能性，也进一步制约了一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发展，限制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和农业生产，形成了经济排斥。经济排斥是指个人或者家庭未能有效参加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在传统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中，夫妻双方相互协作共同经营家庭；配偶的缺失使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缺乏劳动的积极性，同时也制约了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
经济排斥的发生在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生产能力。在实地访谈中，我们发现该群体对于婚姻的渴望，一方面源自内心对婚姻的向往，另一方面则出自理性经济的考虑。
大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比如受访者GH认为自己（男性）应该承担起供养家庭的主要责任，但是希望能有配偶在家操持家务，赡养老人，以减轻其在外工作的后顾之忧。也有一部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在的村落受制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这些村落的机械化难以实现，这时配偶也就成为最佳的劳动力来源。受访者GF则反映其所在的地区种植甘蔗很辛苦，自己需要身体健康的配偶一起发展家庭农业。
在前一类受访者眼中，尽管配偶不用参加更多的辛苦劳动，但是家庭合理的分工会使得男性在工作时放下负担，保障稳定的经济来源，提高家庭经济收入。而对于后一类受访者来说，身体健康的配偶有助于农业生产，促进家庭的良性发展。然而，配偶的缺失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发展，恶化了贫困现状。
（4）政治排斥
在中国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中，农村居民的直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所有农村居民直接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性，其突出体现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上。一方面，农村居民可以直接参与选举过程，成为村民事务的负责人；另一方面，在农村治理系统中的垂直关系，使得农村居民生活可以随时与村干部直接互动，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然而，这种政治便利并没有使得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改善自身的弱势地位。
利益表达的缺失是政治排斥的首要表现。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有外出打工经验的单身男性回村后，不少参与协助村民委员会工作，但是更多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很少参与村居政治活动，其他村民也鲜有选举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成为村干部。农村居民本来就认为，一个男人没有结婚是没有本事的表现，也便没有成为村干部的能力。
余练就对农村光棍的政治排斥有着专门的研究：从村干部的角度看来，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大多是被动地参与到乡村政治活动中，比如在村居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领域，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由于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意见干预，是村干部最容易号召的公共服务人员的首选。这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所体现，相较于已婚男性，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调查中的配合度更高。
其次，该群体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范围也很低。由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弱势社会经济地位，该群体在政治参与中更多代表了村干部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比如逢年过节，对“五保”和“低保”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慰问和补贴，是村干部在各级领导视察工作时的主要走访对象。然而，这种有限的政治主体参与和互动，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定位于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地位，本质上是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所处弱势阶层的固化。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1.分析框架的形成
根据上述资料分析，本文提出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农村大龄男性在遭遇成婚困难的同时，在文化、社会/婚姻、经济、政治四个维度面临社会排斥。
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排斥的发生，不仅是其个人及家庭所处的弱势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使然，更是个体和家庭弱势在宏观社会背景与区位劣势环境相互叠加影响下的后果。中国传统生育制度和养老制度将婚姻与个人，尤其是男性的发展以及家庭功能的实现结合在一起；而在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女性缺失的背景下，农村女性的乡城流动更是增加了本地婚姻市场女性的供给压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地理位置偏僻的农村地区经济落后，缺少促进个体发展的必要社会支持，鲜有吸引周边女性人口流入的动力，这些都成为当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成婚困难与社会排斥现象发生的重要因素。
文化维度的社会排斥主要与传统家庭婚育文化相关；社会/婚姻维度的社会排斥主要与婚姻相连，表现在性与生殖健康、养老保障和社会支持等领域；经济维度的社会排斥反映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活动参与不足，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以及经济收入；政治领域的社会排斥则表现为个体利益表达的缺失与政治参与的不足。而这些社会排斥的发生，限制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社会参与以及个体权利的实现，制约了农村大龄男性及其婚姻家庭的发展，加剧了其在性与生殖健康、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领域的贫困，造成了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家庭身份、社会地位认可等方面的歧视，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弱势地位。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多个维度所遭受的社会排斥说明，对于该群体的社会排斥在多个领域相互连接、相互加强。社会排斥的原因、内容、后果与反馈的自身机制，决定了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是动态的、累积的和自我强化的。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反映了一种动态的过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通过社会排斥机制被排除在一定的社会参与之外的；动态性在体现社会排斥的产生和反馈加强整个过程的同时，也呈现出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排斥在各个维度的累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的建立，也是区别以往传统性别失衡后果研究中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风险化、标签化和污名化的一种新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揭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遭遇社会排斥背后的贫困性、弱势性以及发展受限性。
本研究框架的提出，试图反映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社会排斥发生和后果的全过程，当然，其适用性、有效性以及操作化的过程还亟待实证数据进行检验，并通过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为解决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贫困性和弱势性问题，完善对该群体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融合政策提供参考。
2.分析框架的应用
在人口与社会转型期，针对出生性别比的性别失衡公共政策治理效果已经初显成效，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七年连续下降至113.51，出生人口男女比例失调得到了遏制。在性别失衡的社会后果逐渐显现的情况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遭遇的社会排斥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婚姻和家庭发展“私域”的问题，由于婚姻市场女性失衡所导致的偏僻农村地区婚姻挤压、天价彩礼、婚姻欺诈、跨国婚姻等社会问题，直接关乎家庭幸福、区域发展和社会稳定，因而对于乡村建设和社会治理有着重大意义。
根据本文提出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解决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除了要改善传统社会规范对于婚育观念的刻板定位，尊重多元婚育权利，也要进一步完善性别失衡的社会治理，在个体层面关注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家庭诉求、性与生殖健康的实际需求和多样化的婚姻权益保障。具体而言：
首先，减弱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应该借助国家精准扶贫计划，帮助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家庭脱贫致富。不论历史上还是现代社会，贫穷都是制约男性成婚的重要因素。国家的减贫行动，应该关注逐渐进入婚姻年龄的农村男性群体，该群体大多年轻且身体健康，很多有城市打工的经历，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进而应该成为发展农村区域经济、促进自身脱贫的中坚力量。
其次，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应该给予关注，并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中来。对该群体的社会排斥背后，不仅事关当下的男性失婚状态，更是对性与生殖健康权利的忽视。作为一种基本的生理需求，性与生殖健康的公共卫生服务应该包括未婚男性人群在内，在更广泛的群体范围普及和提供性安全的知识和健康服务，减弱性与生殖健康疾病传播可能对社会带来的风险。
再次，在农村地区应该鼓励积极的婚姻价值观，减轻高额彩礼给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带来的婚姻压力。沉重的彩礼问题不仅制约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诉求，婚姻物质化也进一步恶化了婚姻习俗，因此解决农村地区的高昂彩礼问题，应该成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领域。建议相关部门探索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建立“村民红白事理事会”，出台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彩礼指导价格，鼓励积极的婚姻价值观，倡导村民移风易俗节俭嫁娶，避免因婚返贫现象的发生。
最后，鉴于民间已经存在跨国婚姻案例，民政机构应该完善跨国婚姻的服务和保障政策。婚姻市场对于女性的“刚需”，是中国社会长期面临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的表现，跨国婚姻在解决部分国内婚姻市场需求压力的同时，也带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提供更好的服务，简化当前跨国婚姻登记注册等公共服务的不便程序，既要保障国外女性的合法权益，打击涉及跨境婚姻的人口拐卖、买婚骗婚等非法行为，也要保护农村弱势男性的婚姻利益，防止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因骗返贫。
已有的性别失衡的后果正在逐渐显现，在出生阶段就被性别选择抛弃的女婴、逐步步入婚姻年龄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被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侵犯权益的女性等，都是性别失衡的受害者。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社会排斥问题不仅仅源于男多女少的数量问题，是对女性在出生阶段的性别歧视，更是男女平等在出生和婚姻等历程中的质的问题。因此，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一方面要促使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另一方面也要在性别失衡的后果治理中，关注既有的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贫困性、弱势性和被迫性，转变传统偏见，减弱对该群体的社会排斥，促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融入社会，实现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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