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我發現國內各個領域的50人、100人論壇越來越多。在“土地”都被富豪們圈走之後，估計學者們（主要指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學者）怕這片學術的天地再被權貴們圈了，所以就有點瘋狂“圈地”。
其實，這樣學術“圈地”的形式並不侷限於50人或100人論壇。有的學術大咖覺得著名教授的頭銜不夠，前面加個院長才顯層次，所以就在大學的學院裡建立各種研究院。這樣的研究院不願意把他們直屬的某某學院寫上，大多直接掛上某某大學某某研究院。這樣一來，這些研究院的級別至少聽起來是“處級”了，因為按照中國的科層結構，這樣的研究院院長只是科級幹部啊。
還有一些學者憑藉自己的權力或在某領域的優勢資源，組織圍繞著“壇主”的各種學術論壇。很多這樣的論壇形似開放，實則封閉，在為外來的講演者擴展影響力的同時，也構建了自身的臆想性學術地位和與外部學者的社會關係。有的不滿足於在自家圈地，就利用自身優勢在社會上組織各種各樣的高層和高峰論壇，組織各種各樣的50人、100人論壇等等。
群裡也有各種儀式，平輩的進入都會說多多關照，晚輩進入則多是多多指導。不定時發放的哪怕只有1元錢的紅包會讓群員們歡呼。群裡常見觀點的糾紛，還會罵架，有的話罵得很厲害，但是在虛擬中，誰也看不到誰，也不知道是不是相互計較。學者們夢寐以求的榮譽、地位、權利自由和民主無法在真實空間中獲得，但卻在這個虛擬王國中得到了盡情的釋放。
▍攀權趨利化激勵與學者行為的異化
其實建立各種機構也好，發起論壇也好，原本都是學術研究中正常的組織制度形態，無可非議。有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研究院的確發揮了整合不同學科的作用，一些研究院很快成長為知名的智庫。講座和論壇對於學術交流也都有積極作用。但是，當下中國學術界近似瘋狂的“圈地”還是讓我們困惑。我的觀察和體驗是，不少“圈地”已經不是學術研究的需要，而是各種利益驅動下學術行為的異化，是建立在各種權力基礎上追逐利慾的遊戲。
這樣的“圈地”誘發學術研究虛無化、功名化和利慾化。這樣的“圈地”也具有很強的排他性。一些50人或100論壇的背後都可能是精心計算的權力和利益的遊戲，其實質大多不在於深入討論問題，積極參與者在意的恐怕都是名譽帶來的潛在利益。我在想，如果搞一個10 人論壇，估計人數太少達不到榮譽影響的規模效益，但如果搞個500人，知名人太多了也就沒有知名人了。
我並不是批評學者們參與社會問題討論的學術情懷本身，實際上用“圈地”這個詞來汙名化學者也是不公正的。各種各樣的“圈地”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社會在道德上的失守。
學者在社會中實際地位的低下，以及國家層出不窮的各種學術權力化、榮譽化和利益化的組合型激勵計劃，誘發了學者的行為攀權化和趨名利化。
有個朋友給我說，有一次他出差，坐在經濟艙裡，下機時，服務員把過道的簾子拉上，他在縫隙裡看到了他的一位同學坐在頭等艙裡，他馬上衝了出去，喊這位同學的名字，老同學當然見了很高興。到了接機口，一群手捧鮮花的人正在等著他這個同學。我的朋友說，他不在乎，我卻覺得有一種無奈。這個社會把人分成幾等，然後在光天化日之下，讓你覺得你是“下等”，這樣造成的心理反差，誰能不在乎？我曾經在英國的火車上見到過一個高官，他和我一起下了火車，車站沒人拿著花接他，我和他一起走到地鐵。
現在的教授，如不是院士或其他響亮名頭，那他的的“利”真的很可憐。很多人才計劃對學者的分類要考慮名氣，你要是知名度高，就有可能被聘為某某學者，年薪幾十萬。有些學校把社會影響力、有領導批示、擔任各種委員，甚至某某50人論壇的成員等都作為學術水平的指標。
有個某某論壇的朋友和我開玩笑，他說我這個成員厲害啊，到你們學校也得給增加幾萬元工資吧。高校和研究機構競爭人才是正常的現象，也正在從政治激勵轉向經濟激勵。但是這種競爭正在演化成學者們攀權趨利的競技場，而擁有的學術平臺、團隊、社會影響等等也都成為了獵取這些利益的條件。
學者們瘋狂的“圈地”是在政府不恰當的制度性激勵，以及官權為上的社會意識形態下誘發出的行為異化，是對不當激勵的負向回應。激勵的機制是通過擁有的資源獲取物化程度很高的名和利，這就在在學術界產生了追逐名利的競賽。這樣的競賽往往以學術的正當名義，掩蓋了學術價值的日益扭曲，導致了學界的道德失守。學術道德的失守後果十分嚴重。一旦知識精英的行為出現失範，那麼，守望社會道德的行動就會受到削弱。
▍知識精英依附性與獨立性的二元困境
當下學術界的“圈地”現象固然有上述所講的政治經濟的原因，但是，不同形態的“圈地”實踐也暴露出導致中國學者精神浮躁的社會文化頑疾。同學聚會，大家論道誰成功，一定會會把某某是省長、部長看作成功的標誌。學與官的複雜關係主導了中國知識精英的精神世界。
科舉制度系統地將中國的知識精英納入到了國家治理體系中，同時也賦予了中國知識精英集體性的依附性格。作為管制國家秩序的主要力量，傳統知識精英通過不斷傳播儒家文化思想來為社會提供精神供給。這種精神生產的能力和過程，又使知識分子形成了某種“獨立”的人格，在古代叫“清流”。為體制服務的依附和精神生產的獨立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雙重”性格。
由於長期以來統治者和知識階層均認同儒家思想的正統性地位，因此，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張力相對較小。知識分子們均可在為官的同時，保持一些獨立的思想。然而，傳統的知識精英所基於的精神價值是維護國家的秩序，這與統治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謂的清流某種程度上也是“虛偽”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學者一方面炫耀自己的意見被政府採納，一方面又說我不喜歡當官的社會原因。
過去幾十年的國家建設實踐徹底摒棄了長期連接統治者與知識分子之間關係的政治意識形態基礎，知識精英依託儒家價值體系維繫其自身價值的現實不復存在，自此長期處於被改造之處境，從而造成了要麼反抗，要麼依附的二元困境中。知識界的“圈地”運動實際上也是知識精英在這樣的困境中尋求生存和價值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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