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陽市有一處全國知名的名勝古蹟，這就是用以紀念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諸葛亮的古代建築群“武侯祠”。它坐落於南陽市西南郊的臥龍崗上。而可靠的歷史文獻依據，則是諸葛亮當年自己在名文《前出師表》中的兩句話：“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其實還有另一處諸葛亮生前的同樣記述，見於《諸葛亮集》卷2《黃陵廟記》，第一句就是：“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中華書局，1975，80頁）正是根據這些記載，晚於諸葛亮約半世紀的晉朝史家陳壽，才能在《三國志·蜀書》的《諸葛亮傳》中寫道：“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等語（中華書局，1982，911頁）。由此，演繹出諸葛亮在隱居地抱膝長吟、劉備三顧茅廬等有趣的故事。現在南陽武侯祠尚遺存有當年諸葛亮的“抱膝石”、劉備三顧茅廬的“草廬”等名勝古蹟。
十年南陽的“躬耕”
諸葛亮曾躬耕於南陽，對於“躬耕”，他在《便宜十六策》裡另有一解：當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強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諸葛亮集》，92頁）。這裡的“躬耕”明顯是指農事經營的意思，和被稱作“末作”的工商業做比較。諸葛亮認為，農業為本，躬耕農業才是本分。這樣我們對“躬耕”本義會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當然不會把他的“躬耕南陽”，僅僅解讀為親自手執鍬鏟。“躬耕南陽”之說出自《前出師表》，為蜀漢後主建興五年，也即公元227年所作，當時諸葛亮四十七歲。二十一年前應為公元207年，諸葛亮僅二十七歲。這一年他遇到了知音賢主——劉備“三顧茅廬”，從此生涯經歷了一個大變化。但他出山前，當“布衣”，在南陽過著“躬耕”生活，究竟有多少年呢？學者們考證，應為十年左右，即在公元197年，他十七歲，便開始了在南陽一帶的“躬耕”生活（參考柳春藩《諸葛亮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10頁）。
這十年，諸葛亮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正是一個人走向成熟的時期。十年間，他自己不僅“躬耕”，而且還做了很多事情：
第一，他在南陽成家立業，娶了賢妻。《襄陽記》載：“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陽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沔陽在今陝西勉縣，屬東漢漢中郡，可能黃承彥也是在戰亂中避居南陽的。諸葛亮選擇對象與一般人不一樣，重德重才而不重色，這是很高尚的一種愛情觀。據史載，這位諸葛黃氏十分能幹，不僅善於持家，還協助丈夫處理許多政治軍事事務。據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考證，沔南民間相傳，後來戰爭中諸葛亮制“木牛流馬”，最初便受其妻所設計“木人運磨”技術的啟發（《諸葛亮集》附《故事》卷4《製作篇》）。這件事還可以推論，但早在南陽“躬耕”期間，諸葛亮就開始了兵器和軍事運輸工具的研究。
第二，博覽群書，終使自己成為具有廣博知識，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傑出人才。《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說他“自比管仲、樂毅”，管、樂都是春秋戰國時期有超凡能力的名將名臣，要學這兩個人，必須學習廣泛的歷史和政治軍事書籍。據記載，有一天他和文壇密友石韜、徐庶、孟建（即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交談時，發覺三人讀書“務於精熟”，孔明頗不以為然，以為這樣死讀書將來最多官至“刺史”、“郡守”，而他則不然，“獨觀其大略”，所以能廣讀群書，又密切聯繫實踐，自己有創見，最後方有大成就（《魏略》，見《諸葛亮集》附錄《故事》卷3《用人篇》）。後來諸葛亮一生的奇才，在政治、用人、軍事、文學以至軍器製造和音韻文字學方面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應當是南陽“躬耕”十年廣讀群書打下的基礎。
第三，隱居南陽十年，諸葛亮還廣交一批知識界名士和政界人士，這為他二十七歲出山準備好了必需的條件，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建立了一個可貴的人際關係網。上述他和徐庶等的親密交往，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是其中生動的一例。從有關史料看，他在南陽地區，結交頗廣。由於當時特殊的地理位置，名人大多都曾在南陽留下足跡，南陽本地的名人也很多。見於《三國志·蜀書》的，有本籍襄陽的龐統、原籍扶風的法正、原籍河南的杜夔等文化人士，他們當中輩份最高、最具有名望的是潁川人司馬徽，史稱最能識人，且頗提攜年輕一代，“清雅有知人鑑”，曾讚揚晚他一輩的龐統為“南州士之冠冕”（《三國志·蜀書·龐統法正傳》）。當時諸葛亮被稱為“臥龍先生”、龐統為“鳳雛”、司馬徽為“水鏡先生”，都是由龐統“從父”龐德公所起的高雅綽號（《三國志·蜀書·龐統法正傳》注引《襄陽記》）。這一批知名學者，都活動在南陽地區，使諸葛亮青年時期，有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諸葛亮在南陽時期，和某些政界人物亦有往來。《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曾提及當時荊州大軍閥劉表之子劉琦和孔明的一次秘密長談，諸葛亮引用了春秋時期晉文公重耳因躲避出朝而終成霸業的故事，啟發劉琦也外出暫時躲避，後來劉琦果然求得出任江夏太守。
諸葛亮年輕時期，為什麼選擇在南陽地區“躬耕”隱居呢？這裡既有家庭的小原因，更有社會的大原因。家庭原因是，他幼年喪父，從童少年時期就隨叔父諸葛玄長大。諸葛亮原籍山東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東漢末年，該地區由於軍閥混戰（曹操和陶謙一次大戰死亡達數十萬），有些地方到了“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的地步。諸葛亮只得隨叔父西遷南遷。他們叔侄輾轉投奔老朋友荊州劉表。荊州為當時荊州刺史部，包括今河南南部、湖北和湖南大片土地，南陽郡屬荊州之北，郡治在今天河南南陽市，當時稱為宛。不久，也即諸葛亮十七八歲時（約197），叔父諸葛玄又不幸去世，年輕的諸葛亮只好留在南陽本地，過起“躬耕隴畝”的生活（《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但諸葛亮是一位素有大志的人，他常住南陽，還有其更深刻的社會經濟文化原因，這是遠比舉家遷徙更大的原因。按現已掌握的資料分析，諸葛亮選擇“躬耕南陽”，其更深的原因至少有二：一、南陽地區優越的社會經濟環境。二、自古以來，南陽是重要軍事要地，所謂“兵家必爭之地”。南陽是當時全國經濟和文化的重鎮。
現在我們先看看第一點。首先，據《後漢書·郡國志》載，東漢的南陽，已發展成為全國第一大郡，城鎮最多，人戶最多。比起首都洛陽，南陽的城市數和人口、戶數則幾乎超過一倍。南陽自秦漢以來，一直是經濟發達地區，到東漢時，無論農業、手工業、商業在全國都名列前茅。《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朝時，這裡就有全國知名的大規模的鐵手工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遊閒公子之賜與名。”意思是，為了控制大戶，秦統一六國後把大鐵商孔氏遷居南陽，成為當地鉅富，建立規模巨大的鐵手工工場，大規模進行農業墾田，商業行隊整天車馬繁盛地遊於各諸侯地之間，以致人們稱為“遊閒公子”。這種情況一直沿續到整個西漢，東漢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仍稱當時南陽人“上氣力，好商賈漁獵”，善於發展經濟。應該說，選擇這樣一個繁盛城市棲身，正是諸葛亮的明智之處。
南陽地區，在兩漢時期，還出過許多文化名流，他們的功業學問，一直在後世流傳，這也正是求知若渴的諸葛亮所特別喜愛的環境。我們從史傳中可以看到許多這樣的實例。首先，自西漢武帝“尊儒”以後，南陽地區就湧現了許多儒學世家，兩漢之間著名循吏任延，本身也是學習儒書的拔尖人物，史稱：“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後來在東漢政府任職時，堅持辦學和慈善事業，“令耕公田，以周窮急”（《後漢書·循吏列傳》）。《後漢書·儒林列傳》介紹了東漢時許多儒學大師，如南陽堵陽人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南陽章陵人謝該：“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東漢末年獻帝建安年間，出專著《謝氏釋》，大行於世。《後漢書·文苑列傳》則介紹東漢時南陽地區的文學名士多人，有南陽蔡人劉珍，他精通“諸子傳記”、儒家“五經”和“百家藝術”。史上以“擊鼓罵曹”聞名的東漢名士禰衡，也曾到過荊州南陽地區，在劉表處，受到荊州眾士大夫的欽服。據史載，當時“文章言議，非衡不定”，他寫文章“須臾立成，辭義可觀”（《後漢書·文苑列傳》）。禰衡在荊州時，為東漢獻帝建安初年，諸葛亮正當青年，肯定聽說過此人，並受到他的影響。
南陽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
南陽乃至整個荊州地區在軍事和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這裡是四戰之地和“兵家必爭之地”。關於南陽和南陽所在的荊州地區，史料上有不少關於它重要戰略地位的記載：《漢書·地理志》指出：“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中華書局，1987，1654頁）宛是兩漢南陽郡的首府，即今南陽市，從西可通進駐關中的重要關隘武關，東面臨廣大的富庶之區江淮之域，若以南陽為基地，實為最良的戰略要地，可以東西征討。諸葛亮自己在《草廬對》中，則以更廣的眼界分析更大地域的荊州形勢：“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諸葛亮集》卷1，中華書局，1975，29頁）處在這樣的地方，能看清東漢末年群雄爭戰的形勢，看清各大軍事首領的優劣。另外，這裡群賢畢至，幾乎形成了一個有名的學派，歷史上稱為“南陽學派”或“襄陽學派”，文壇摯友們互相論述政治軍事形勢，或互相推薦賢主，也是很好的機遇。聰明而正當盛年的諸葛亮，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留在了南陽地區，一待就是十年，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歲月。
南陽重要的戰略地位，歷來為軍事史家和戰爭史家注目。“宛城（即南陽市）既是南陽地區重要的戰略城邑，又是自秦以來有名的繁榮都會，北可以通達伊洛，南可以控制荊襄，西可以出武關入於關中，因而，自古以來宛城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慕中嶽、武國卿合著《中國戰爭史》〔二〕，金城出版社，1992，280頁）。自戰國秦漢以來，南陽地區的爭奪戰爭前後數十次，幾乎河南、湖北、關中有關的重大戰役，南陽都不可避免地或成為戰爭前哨，或必經之途。秦統一六國戰爭中滅韓滅趙，南陽是關鍵的軍事據點。歷史上聞名的楚漢戰爭中，南陽地區也是劉邦項羽激烈爭奪的地區之一，更是劉邦從關中東進的重要關口。至於西漢末年農民戰爭中，南陽是東漢劉秀的奠基之地，他是在南陽地區開創帝業的，史上著名的昆陽之戰，就發生在南陽的北界。諸葛亮對此十分熟悉，一直銘刻於心，在一篇題為《正議》的議論文中，就列舉了東漢光武帝的這一重大戰績：“昔世祖之創跡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諸葛亮集》，44頁）昆陽在南陽北約四五十公里，從此以後成為歷史上著名戰場（以上參閱臧嶸《東漢光武帝劉秀大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89—98頁）。從上所見，自戰國末年直至東漢初，南陽地區一直都是全國的戰略要地，正是這一點，才吸引了少有大志的諸葛亮，選擇了在這裡“躬耕”，等待時機，發展自己的一生。
諸葛亮自己說來到南陽，只不過是為躲避戰亂，找一個求生之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集·前出師表》，33頁）然而，南陽地區在東漢末年是眾軍事集團渴求佔領的戰略要地，許多政治和文化名人都到過這裡。反抗東漢腐朽統治的黃巾起義軍也熱衷在這裡建立統治。公元184年黃巾軍張角豎起義旗後，張曼成便立刻在南陽響應，建立南陽黃巾軍，曾在南陽郡首府宛屯軍百餘日，後被政府軍擊破。後黃巾餘黨趙弘再起，重新佔領宛城，起義兵員“至十餘萬”，最後仍被軍閥朱儁嚴厲鎮壓。此時，正是諸葛亮從童年走向青少年，並開始進入南陽地區的十幾年。南陽地區成為各軍閥相互爭奪的戰略寶地，當時幾乎有名的政界軍界人士都先後光顧南陽，其中後來成為三國首腦的曹操、孫堅（孫權之父）、劉備都曾在此停留或屯駐。其他如東漢末年著名軍閥袁術、呂布、劉表、袁紹等都先後到過南陽，或投奔、或作戰、或佔領。如189年袁術“出奔南陽”，後“得據南陽”；孫堅起兵“前至南陽，眾數萬人”；呂布“自武關奔南陽”，投靠袁術；袁紹“亡卒詣（曹）”，曾助操一起對付當時佔領南陽的張繡，等等。從196年至199年，南陽一帶為張繡所統治，前後與周圍勢力劉表、曹操作戰，最後歸降曹操。這正是諸葛亮已進入青年時期，十六至二十歲左右的成熟期。以後他在南陽時期，經常遇到的仍是軍閥混戰局面，以至在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資治通鑑》卷63，第5冊，2040頁）。這使正在成長中的諸葛亮，特別希望有一位賢君明主，出而平定天下，“勸農業，無奪其時，惟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便宜十六策》，《諸葛亮集》卷3）。
諸葛亮的政治抱負
上述幾大因素深深地影響了青年諸葛亮的成長，逐漸形成了他的整個政治理想和抱負。對此，唐朝大詩人李白曾詩曰：“當其南陽時，隴畝躬自耕。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宋朝大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以《諸葛武侯》一首詩讚揚他的臥龍之隱：“武侯當此時，臥龍獨摧藏。掉頭梁父吟，羞與眾爭先。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諸葛亮形成的政治理想，我覺得至少有下述幾點：
第一，長期的戰亂和廣大百姓的困苦，形成了他一種強烈的治世思想，有朝一日能成為治國賢臣良相，改善廣大百姓的貧困處境，這就是他“每自比於管仲、樂毅”的原因。後來他寫的《便宜十六策》，實際是治國十六策，其中一再強調希望把天下治成“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的良好狀態（《諸葛亮集》，92頁）。這是諸葛亮在南陽十年期間就形成的政治抱負。
第二，在南陽十年，諸葛亮前後親眼目睹了諸多軍閥政客的種種陰謀，他從心眼裡渴求一位賢主明君，能夠和他君臣同心，互不猜疑，以相互合作，把國家治好。這就正像他在《便宜十六策》中所說：“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諸葛亮集》，88頁）這種君臣關係，是諸葛亮的理想，他的一生，也正是以這樣的原則去做的。而這些道理，則是他在南陽期間所明白的。《便宜十六策》，是他在南陽鍛鍊十年後成熟的政治主張。他答應劉備出山，正是看重了劉備是他理想中的賢君明主。
第三，我不贊成一些學者對“三顧茅廬”故事的否定。其實，歷史上這種事情還有很多。比如，戰國時秦孝公四次會見商鞅，談了四次，由“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到二人相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促膝相談、“語數日不厭”的佳境（《史記·商君列傳》）。東漢初年，光武帝想重用著名隱士嚴光嚴子陵，史稱也是“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最後“論道舊故，相對累日”，至於同床共寢，親密到如此程度（《後漢書·逸民列傳》）。諸葛亮的“三顧茅廬”方才出山，是一種要求自尊的表現，考驗找他的這位未來的明君劉備，是否真正“禮賢下士”、肯於“降尊臨卑”，有尋求治國奇材的願望。第四，諸葛亮之所以在南陽臥龍崗接受劉備的“三顧”而終於出山，和他儒家的正統思想有關。他幾次表示，東漢皇朝才是正統，得天下的應當是姓劉的帝王。在諸葛亮的文集中，不止一次讚頌東漢創業之主光武劉秀，說他“神略計較，生於天心，故帷幄無他所思，六奇無他所出”，和群臣“謀合議同，共成王業”（《論光武》，《諸葛亮集》，74頁）。他在赤壁戰前受劉備之託，到柴桑說服孫權合作破曹時，曾對孫表示，他之所以投靠劉備，有一條重要的原因即是因為他是漢室之胄：“劉豫州（備）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後人評論諸葛亮，也注意到這一因素，東晉史學家習鑿齒在《側周魯通諸葛論》一文中說：“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諸葛亮集》附錄卷2，162頁）這一點，我們評論在南陽劉備“三顧”之所以成功時，也是應當估計的。
（作者單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08年第5期“文史百題”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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