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日，耶魯大學法學院73屆校友、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回到母校耶魯大學，在耶魯大學2018“畢業紀念日”上發表演講。她著重講到了“堅韌”的重要性，鼓勵畢業生在遇到困難時保持自信，繼續前行。
她還將堅韌的概念引申，稱這種品質對於集體和民主制度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她談到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問題，並提醒學生，同理心和政治可以攜手並進，說她相信同理心是緩解困擾國家的分裂意志所需要的。她提醒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們，改變要從他們開始，祝福他們即使在國家分裂時期也依然表現出了個性、勇氣與韌性。
以下是希拉里·克林頓的演講全文：
在我開始正式演說之前，我想確認一下Pauli Murray和Benjamin Franklin學院的同學今天是否到場？（這兩個學院距離耶魯校園中心最遠）我擔心你們趕來的“航班”可能會延誤。
今天和你們一起，我想起了很多久遠的往事。1969年的秋天，我第一次作為法學院新生來到耶魯校園。當時我穿著喇叭褲，開著我的小破車，車頂上還載著一個床墊。我當時完全不知道在耶魯等待著我的會是什麼。
說實話，我當時在哈佛和耶魯法學院之間糾結。在我糾結時，我受邀參加了哈佛法學院為錄取新生準備的雞尾酒會。在那裡我遇到了一位非常有名的法學教授，他穿著優雅的三件套西裝，戴著懷錶鏈。我的一位男性朋友，一名法學學生，介紹我和這位教授相識：“教授你好，這是希拉里·羅德姆。她正在猶豫應該入讀哈佛法學院還是我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指耶魯法學院）。” 這位教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說道：“首先，沒有學校可以和我們競爭。其次，我們哈佛不需要再招更多女生了。” 我本來也就更傾向於耶魯，但是這個教授的態度讓我下定了決心。
我在耶魯入學時，同年級235個法學院學生只有27名女性。1969年也是耶魯本科學院第一次招收女生。四年之後，《紐約時報》針對耶魯男女同校的調查顯示“女生比男生更加努力，並或多或少取得了更高的成績”。《紐約時報》還指出很多男性因此覺得受到了威脅。我對此感到震驚。
這些年來，耶魯一直都是我的第二家園。我曾經多次回到母校，也曾在2001年耶魯300週年校慶的時候作為嘉賓發表演講。我希望你們也能對母校有這樣的感情。我在這裡認識了許多我最珍視的朋友和同事， 包括傑克·蘇利文等。我也見證了你們許多人的成長，比如Rebecca Shaw，她今天也將發表演講。我在過去的一兩年也有幸和耶魯法學院的許多教授合作，包括新任院長Heather Gerken。許多耶魯的畢業生，包括你們中的很多人，曾經和我在美國參議院、國務院和總統競選活動中共事。與他們的合作非常愉快，特別是我的一位競選實習生David Shimer，他也是今天畢業生中的一員。
我同時也要承認，在我所有和耶魯有關的人生經歷中，恐怕沒有一件能和與比爾·克林頓的相遇相比。我二年級那年，有一次和朋友們穿過學生休息室，看到了一個高高帥帥、留著像維京人一樣鬍鬚的男生。我問我的朋友這人是誰，我朋友告訴我這是比爾·克林頓，他來自阿肯色州，他從來只知道談論他的家鄉。巧合的是，我當時正好聽到克林頓說：“才不止這樣呢，我們還生產世界上最大的西瓜。” 我當時很好奇這人到底是誰。當時他在不停地看我，我也在一直打量著他。過了幾天在法學院圖書館，我在學習的時候注意到他在不停地看我，而我又開始看他。我終於忍不住了，便走到他面前說：“我們既然已經這樣看來看去，不如相互做個自我介紹吧。我叫希拉里·羅德姆，你是誰？”而這成為了我們之間悠長故事的開端。
還有一次，我在耶魯法學院告示欄上看到一張傳單，這張傳單改變了我的命運。對了，可能只有你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還有人知道告示欄和傳單是什麼。簡而言之，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獲得信息的方式，就像今天的Facebook，唯一的區別是告示欄不會偷取你的個人信息。言歸正傳，那張傳單是關於Marian Wright Edelman，一位致力於民權運動的耶魯法學院畢業生。她後來創辦了保護兒童基金會。Marian當時回到耶魯舉辦了一個講座，分享她如何幫助密西西比農村的兒童提高教育質量。我被這個講座深深震撼，那年暑假我加入了她的項目。這一經歷讓我認識到法律在保護兒童方面的力量和不足。與很多別的實踐經歷一樣，我從中學到了和課堂內容同樣重要的道理，而保護兒童也自此成為我畢生為之付出的理想。
從我畢業以來，耶魯發生了許多變化。2019年，我們將慶祝首批女性研究生畢業150週年和首批女性本科生畢業50週年。我聽說耶魯在官方文件中取消了"refreshman"這樣有男性偏見的用語，改為"First Year"。更棒的是，兩個男子合唱團也將開始招收女生。 這讓我想起了我當年申請加入合唱團的試音帶，現在就連維基解密也找不到它們在哪裡了。如果你覺得我的電子郵件都算得上一大丑聞的話，你真的應該去聽聽我唱歌。
今年的畢業生的來自全美50個州、華盛頓特區、關島，以及其他56個國家。在你們四年的大學生涯中，你們經歷了熬夜、圖書館搶位、早起、爬過科學之山(Science Hill)，可能還有幸在畢業前的“最後舞會”找到自己的愛人。現在嶄新的冒險擺在你們眼前。或許你們之中還有人對校園戀戀不捨，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你們正處於我們國家歷史上最紛亂複雜的時代之一，或許比我畢業的六十年代還要紛亂許多。
我最近翻看了狄更斯的《雙城記》。我一般看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就停下了。但這次我繼續往後看：“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 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
狄更斯講述的是法國大革命前夕的故事，但同樣的語言也可以用來描述今日美國的大起大落。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基本權利、公民價值、出版自由、真相與邏輯等等都在遭受史無前例的攻擊；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新的道德規範產生，公眾參與度增加，對國家與政治制度的自由信念空前。
時代的巨大挑戰將成為你們責無旁貸的使命。你們擁有足夠的品格和勇氣來應對這一動盪的歷史時刻，而最重要的是，你們擁有足夠的堅韌。
我最近常常思考“堅韌”這個概念。我的偶像埃莉諾·羅斯福曾說：“每一次你停下腳步與恐懼對視，你都會收穫自信、勇氣和力量，這樣你便可以告訴自己，我已經經歷過這一切了，我有勇氣面對下一個挑戰”。這便是堅韌。
堅韌非常重要，因為每一個人一定會經歷失敗，而最重要的就是經歷失敗之後能夠爬起來繼續向前。作為耶魯大學即將畢業的學生，這聽上去可能難以接受。但是相信我，你一定會犯錯，會經歷失敗，不管你有多優秀。
如果不信的話，我自己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剛剛輸掉2016年大選的那幾個月對我來說一點也不好過。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面對失敗的應對機制：我當時去森林裡散步，就像耶魯學生去東巖公園裡一樣；我花幾個小時刷推特，你們也在耶魯Facebook群裡刷表情包；我喝了很多白葡萄酒，你們可能也在校園裡的小酒吧喝酒；我練習瑜伽和交替呼吸法，你們去上那堂叫做“美好生活”的心理課。
如果你們一定要問的話，我承認我還沒有完全忘記2016年的失敗。我還在想那次選舉，我還在後悔我當時犯下的錯誤，我堅信，理解美國曆史上這次如此奇怪而不可預知的選舉到底發生了什麼，將有助於我們在未來更好地捍衛民主制度，不論你是左派、右派、中間派、民主黨、共和黨、獨立黨派還是素食主義者。這（民主制度）對於我們都很重要。作為個人，我覺得一切還過得去，但是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我感到擔心。
我剛才說過，個人的堅韌很重要，但是僅僅只有個人的堅韌還不夠，我們作為一個群體也需要有堅韌的品質。這一品質在2018屆同學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你們大二的時候參加了“堅韌大遊行”，這是耶魯歷史上最大的遊行活動。它由女性黑人學生領導，受到了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廣泛支持，旨在讓耶魯成為一個對所有人都更加平等和安全的校園。
你們中許多人說這次遊行是你們耶魯生涯中最重要的時刻，而這一認同體現了你們共同的價值觀。
然而現實是，校門之外，
我們的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我們將自己劃分進對立的陣營，而這種對立分裂了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因此，我們出現了更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而中間派卻日漸式微；我們的政黨在意識形態和地域上的分界更加明顯，北方的共和黨人和南方的民主黨人都越來越少。在種族和宗教議題上的衝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烈。隨著中間派越來越少，黨派對立愈發明顯。我不想在這裡討論政治，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兩邊都有錯”的簡單問題。
美國政治的極端化並不對稱：我們有的領導人明目張膽地用惡毒言論挑起人民矛盾，這些領導人害怕改變並認為國際政治是一場零和遊戲——如果別國獲得利益，那一定說明我們國家正陷於不利。而這就是導致政治極端化和國際衝突的典型邏輯。
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正在變得愈發脆弱。這一問題不僅僅導致了感恩節闔家團聚時令人不快的爭執；更重要的是，它威脅到了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根本——公民社會之精神。這一精神正是托克維爾筆下美國政治制度獨特之所在。
當我們評價政治和領導人時，我們不能只問自己“我自己現在有沒有過得比幾年前更好？”而是要關心“我們所有人，我們這個國家有沒有變得更好、更強大、更公平？”
你們在耶魯受到了這方面的訓練。你們懂得即使自己不是移民，當一個勤勤懇懇工作的父親被無緣無故驅逐出境的時候，你們也應該感到憤怒；即使自己不是有色人種，當黑人學生被社會孤立甚至特殊對待的時候，你也會知道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即使你自己不是槍擊案的受害者，當你聽到德州學校槍擊案的一個倖存學生說“我一點也不感到意外，我一直感覺這種慘劇總有一天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時，你也會明白我們辜負了自己的孩子。我們需要團結。我們需要儘快通過槍支管控立法。
同理心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的中心；它更應該是我們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和政策制定的中心。我們往往不覺得政治和同理心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們可以也必須共生。
前國務卿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在她的新書《法西斯主義：全新的警示》中寫道：同理心這一靈魂的慷慨，對他人的關愛，對人人生而平等的信仰是抵抗以自我為中心，踐踏道德的法西斯主義的最好武器。Albright本人曾經在嬰兒時期逃離法西斯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戰爭後迴歸家園，但不久後再次逃離共產主義政權。
這引出了堅韌的第三種形式：民主制度的堅韌。1787年在費城制憲會議之後，本傑明·富蘭克林，耶魯大學的榮譽畢業生，遇到了一位女士。這位女士問富蘭克林：“博士，這個國家會是一個共和國還是一個君主國？”富蘭克林答道：“共和國，但是它需要你的維護。”
我們正在面臨民主危機。當然，這個危機和上個世紀法西斯崛起的大肆逮捕不一樣。但是現在所發生的事件觸及到了我們的立國之本。我不是作為一個選舉失敗的民主黨人說這話，而是作為一個害怕失去我們國家的美國人。
我們應該有一些超越政治的基本價值，但是對於法律的蔑視、對出版自由的攻擊、對選舉合法性的抹黑、明目張膽的政治腐敗、拒絕承認政治家本質上是人民公僕等都威脅著我們國家的團結。對於真相、真理、證據和事實的攻擊應該讓所有人都提高警惕。
在座的同學享受了世界頂級的教育。耶魯歷史學教授Timothy Snyder在他的《論暴政》一書中寫道：“否定真相便是否定自由。如果真相不存在，那人們便不可能有理由質疑權威。如果不存在真實，那麼一切都會成為戲碼。”
他的最新著作《通向不自由之路》中，Snyder教授的警示擲地有聲。威權主義的核心特徵便是試圖混淆真相和臆測，其目標是讓人們質疑邏輯和推理，從而最終開始猜忌那些我們最需要依靠的人：領導人，媒體，試圖以科學實證啟示公共政策的專家，甚至是我們自己。就在這周，前國務卿Rex Tillerson說，如果我們的領導人想要掩蓋事實，或者我們的人民習慣了接受與證據無關、虛假的真實，我們終將自己放棄自己的自由。
那麼我們要怎麼構建民主制度的堅韌？我們應該首先開始支持真相和邏輯，不僅僅在學術討論中這樣做，而要在我們的生活中時時刻刻踐行這個理念 。我們應該認識到高等教育在創造機會、推動平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們要打擊虛假新聞，並支持勇敢、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者和他們的報道。最重要也最顯而易見的是，去投票，在每一次選舉中投票。
是的，我們處在一個富有挑戰性的時代。我們曾經也經歷過許多挑戰。奧巴馬當選總統的那晚，我們許多人都充滿希望，甚至包括我自己—他的黨內競爭對手。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今天應該比當時更加充滿希望，這經歷過逆境沖刷和實戰考驗的清晰的希望。
我們鮮明反對那些傷害人民的政策，我們要為每一個人的尊嚴而戰。我們要將我們的情感轉化為行動。那些所有令人難以前行的苦難使得我們共同的堅韌變得格外可貴。
夜以繼日的奮鬥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我們做到了。我因此變得樂觀，因為你們展現了美國人民令人難以置信的堅韌和力量。我近幾個月遇到的許多人和事都給了我希望：帕克蘭的學生以勇氣和決心面對常人難以想象的校園慘案；通過我選舉後創辦的組織，我認識了許多社會運動團體和領導人，並和他們共同激勵公民政治參與。
許多人自此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他們鼓勵選民參加投票或調研自己所關心的政治議題；一波又一波的女性參加選舉並贏得政治席位；男性和女性攜手改變女性遭受性騷擾和性暴力的狀況。
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的仗要打，很多的事情要去改變。我們需要格外注意才能保持鬥志和警惕。不要閉上眼睛，不要讓我們的心變得僵硬，不要想讓別人來幫忙。在這個歷史節點，只有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行動的力量，不管我們的力量看上去多麼渺小，我們的目標看上去多麼遙遠；每一個人不論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是否勝利都去投票；每一個人都對自治自決充滿信念並願意作出實際讓步來實現普惠的目標，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
是的，我們需要調整步調，彼此依靠，共同尋找美、善、勇氣和英雄。我們需要學會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討論爭議；我們要做好失敗的心理準備，因為我們必然會經歷失敗。就像約翰·麥凱恩最近提醒我們的那樣：正義的信念即使迷失，也永不脆弱。
無論發生了什麼，最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堅持前行。今天的耶魯和五十年前的耶魯有著巨大區別，甚至與四年前也大不相同。四年前，耶魯沒有一所學院以女性命名；而今天，Pauli Murray學院紀念著這位偉大的平權活動家的巨大成就；Grace Hopper學院紀念著這位耶魯畢業生、海軍第一批計算機工程師之一。這些改變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你們不懈鬥爭帶來的改變。所以我說，在耶魯改變你們的同時，你們也在改變著耶魯。現在是你們去改變世界的時候了。我相信，你們最好的時代、耶魯最好的時代和美國最好的時代都在將來，而你們每一個人都將帶領世界走向這更美好的未來。
謝謝！祝賀2018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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