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川文藝叢書最初的創意是從解決出書難開始的。彼時，銅川的作家經過幾年積累，已有了一定實力，著書立傳已不是個遙遠的夢，但臨門一腳，卻讓許多人費盡躊躇。
作家寫了書，要出版，本是天經地義，但出書難的問題，似乎一直沒有完全解決。計劃經濟時期，給誰出不給誰出，怎麼出，什麼時間出，什麼開本，什麼紙張，印多少，怎麼發行，完全掌握在出版社手裡。一句“計劃”就能解釋一切了。進入新時期，向市場經濟轉型，出書的渠道寬了些，有了協作出書這一說，其實就是買賣書號，叫的好聽罷了。因為，出版社要生存，所以要出書必須掏錢。出版社負責任了，監督你印刷，或者換一種方式，你訂購一定數量的書，持平或高於書號錢。
書號費並不是個小數目，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書號費由不足千元漸漲到數千元，那時，人的工資不過百十元到幾百元。九十年代，銅川作家聶功斌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一百多萬字，我陪他到了省上一家出版社，核完價後，書號連印刷費出版社說需要12萬元，把聶功斌嚇得心裡直翻跟頭。此時，西安一套房也不過十幾萬元。還有一條路子，就是內部出版，一些機關單位要印一些資料，書刊型，內部交流，小範圍傳播，定期或不定期。這種印刷出版須得有一個手續，於是，就有了內部書號，或者叫準印證。這個權力在各地市文化主管部門，一度還下放到了縣區一級文化主管部門。現在又收回到省級新聞出版主管部門。
銅川文藝叢書的問世就是這麼個背景。
銅川文藝叢書的第一本是張錦國的《紅月亮白太陽》。張錦國那時剛學詩，狂熱的愛，狂熱的寫，攢了厚厚的一沓子。他最初的想法是讓《銅川文藝》雜誌給他出一期增刊號，他自己籌集印刷費。我的書架上放了一套陝西詩人叢書，小冊子，沒有書號，是由詩人渭水在八十年代初主編的，渭水編這套詩集的動機也是有感於出書難，用這種合理不合法的方式破局。和張錦國的情況一樣，銅川這時也有幾個作者想彙集自己的作品，苦於尋找不到出路。在與張錦國說話時，看到陝西詩人叢書，我心中久藏的想法突然清晰：用內部書號，編一套銅川文藝叢書。
張錦國的《紅月亮白太陽》出來後，到處散發，不僅讓更多的人瞭解了張錦國的創作，為他爭得了一些榮譽；還為他上西北大學作家班提供了幫助。當時全國共四所大學辦作家班，分別是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和西北大學。西北大學作家班入學條件一是要大專以上學歷，二是省級以上作家協會會員資格。這兩個條件張錦國一個也沒有，但他的這本《紅月亮白太陽》算是著作，有著作當然算是作家。作家班招生目的就是為了給作家提供深造的機會，儘管入學設置了門檻，但畢竟不是正經八百的高考，在實際操作中還有靈活的一面。所以，憑這本書，張錦國順利地進入到了西北大學作家班。
張錦國的《紅月亮白太陽》在銅川的作者中也引起了一陣騷動。青年詩人劉平安彼時頭角嶄露，詩情勃發，農民詩人郭建民詩風漸變，尋求理解。不久他們的著作被選入銅川文藝叢書，分別出版了《緘默的黃土地》《鄉村詩草》。這一年，銅川市群眾藝術館和耀縣文化館、下高埝鄉文化站在耀縣下高埝鄉搞了一次規模盛大的農民詩會，會後，詩歌朗誦會的稿子由劉平安、郭建民主編，定名《山鄉情》，列入銅川文藝叢書出版。
作家、詩人王宏哲的第一本詩集《綠色地平線》也是列入銅川文藝叢書出版的。王宏哲是解放軍駐銅部隊的一名普通士兵，彼時，他們部隊剛從老山前線撤下來不久，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王宏哲對綠色軍裝、綠色軍營、青春與生命有了比尋常人更深的理解。這本書一拿出來，就讓人眼前一亮。本來名字叫《綠色風景線》，封面設計時，被弄成了《綠色地平線》，似乎比原名還貼切一點，於是，將錯就錯，就成了現在的名字。
以後，陸陸續續列入銅川文藝叢書出版的，還有第五建平的《狂響的旋律》，馬騰馳的《跋涉者的足跡》，王雲峰的《遠方流螢》，川淮與賀雲的《川雲集》等。川淮與賀雲都是詩人，這本書合作出版，成了他們結婚時的證物，一時傳為佳話，我還為他們寫了序。
銅川文藝叢書的影響還輻射到銅川以外，在王世雄老師的熱心牽頭下，還出版了扶風縣老詩人郭鐵的《大灣川》。
銅川文藝叢書簡樸、大方，但對於每位著作者，無論是剛拿到手時，或是如今再回憶起，都有一種沉甸甸的隆重之感。由個體到群體，它也是銅川文學發展歷史中一件沉甸甸的極具分量的事件。（劉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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