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文艺丛书最初的创意是从解决出书难开始的。彼时，铜川的作家经过几年积累，已有了一定实力，著书立传已不是个遥远的梦，但临门一脚，却让许多人费尽踌躇。
作家写了书，要出版，本是天经地义，但出书难的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完全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给谁出不给谁出，怎么出，什么时间出，什么开本，什么纸张，印多少，怎么发行，完全掌握在出版社手里。一句“计划”就能解释一切了。进入新时期，向市场经济转型，出书的渠道宽了些，有了协作出书这一说，其实就是买卖书号，叫的好听罢了。因为，出版社要生存，所以要出书必须掏钱。出版社负责任了，监督你印刷，或者换一种方式，你订购一定数量的书，持平或高于书号钱。
书号费并不是个小数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号费由不足千元渐涨到数千元，那时，人的工资不过百十元到几百元。九十年代，铜川作家聂功斌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百多万字，我陪他到了省上一家出版社，核完价后，书号连印刷费出版社说需要12万元，把聂功斌吓得心里直翻跟头。此时，西安一套房也不过十几万元。还有一条路子，就是内部出版，一些机关单位要印一些资料，书刊型，内部交流，小范围传播，定期或不定期。这种印刷出版须得有一个手续，于是，就有了内部书号，或者叫准印证。这个权力在各地市文化主管部门，一度还下放到了县区一级文化主管部门。现在又收回到省级新闻出版主管部门。
铜川文艺丛书的问世就是这么个背景。
铜川文艺丛书的第一本是张锦国的《红月亮白太阳》。张锦国那时刚学诗，狂热的爱，狂热的写，攒了厚厚的一沓子。他最初的想法是让《铜川文艺》杂志给他出一期增刊号，他自己筹集印刷费。我的书架上放了一套陕西诗人丛书，小册子，没有书号，是由诗人渭水在八十年代初主编的，渭水编这套诗集的动机也是有感于出书难，用这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破局。和张锦国的情况一样，铜川这时也有几个作者想汇集自己的作品，苦于寻找不到出路。在与张锦国说话时，看到陕西诗人丛书，我心中久藏的想法突然清晰：用内部书号，编一套铜川文艺丛书。
张锦国的《红月亮白太阳》出来后，到处散发，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张锦国的创作，为他争得了一些荣誉；还为他上西北大学作家班提供了帮助。当时全国共四所大学办作家班，分别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西北大学。西北大学作家班入学条件一是要大专以上学历，二是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资格。这两个条件张锦国一个也没有，但他的这本《红月亮白太阳》算是著作，有著作当然算是作家。作家班招生目的就是为了给作家提供深造的机会，尽管入学设置了门槛，但毕竟不是正经八百的高考，在实际操作中还有灵活的一面。所以，凭这本书，张锦国顺利地进入到了西北大学作家班。
张锦国的《红月亮白太阳》在铜川的作者中也引起了一阵骚动。青年诗人刘平安彼时头角崭露，诗情勃发，农民诗人郭建民诗风渐变，寻求理解。不久他们的著作被选入铜川文艺丛书，分别出版了《缄默的黄土地》《乡村诗草》。这一年，铜川市群众艺术馆和耀县文化馆、下高埝乡文化站在耀县下高埝乡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农民诗会，会后，诗歌朗诵会的稿子由刘平安、郭建民主编，定名《山乡情》，列入铜川文艺丛书出版。
作家、诗人王宏哲的第一本诗集《绿色地平线》也是列入铜川文艺丛书出版的。王宏哲是解放军驻铜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兵，彼时，他们部队刚从老山前线撤下来不久，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王宏哲对绿色军装、绿色军营、青春与生命有了比寻常人更深的理解。这本书一拿出来，就让人眼前一亮。本来名字叫《绿色风景线》，封面设计时，被弄成了《绿色地平线》，似乎比原名还贴切一点，于是，将错就错，就成了现在的名字。
以后，陆陆续续列入铜川文艺丛书出版的，还有第五建平的《狂响的旋律》，马腾驰的《跋涉者的足迹》，王云峰的《远方流萤》，川淮与贺云的《川云集》等。川淮与贺云都是诗人，这本书合作出版，成了他们结婚时的证物，一时传为佳话，我还为他们写了序。
铜川文艺丛书的影响还辐射到铜川以外，在王世雄老师的热心牵头下，还出版了扶风县老诗人郭铁的《大湾川》。
铜川文艺丛书简朴、大方，但对于每位著作者，无论是刚拿到手时，或是如今再回忆起，都有一种沉甸甸的隆重之感。由个体到群体，它也是铜川文学发展历史中一件沉甸甸的极具分量的事件。（刘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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