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8位烈士，有7位在就義前或生前，給家人、後人或革命同志留下了最後的囑託；烈士蕭石月在激烈戰鬥中，將最後一顆子彈留給了自己，甚至來不及給後人留下隻言片語。
從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犧牲者的“遺囑”中，我們可以觸摸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從中感悟他們為什麼出發，感悟他們為理想信念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精神密碼。
就義前囑託後人別走與他相反的道路
王荷波(1882-1927) 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45歲犧牲
1927年5月，王荷波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當選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同年10月，由於叛徒出賣，他在北京被捕。一個月後，45歲的他被敵人秘密殺害於北京安定門外，拋屍荒野。
據北洋政府警察廳關於王荷波等被捕情況的原始報告檔案記載，王荷波被捕後，無論敵人怎樣嚴刑拷打，對黨的機密，他始終沒有透露半個字。敵人的檔案，無聲地記錄著一位傑出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對黨的忠誠和堅貞不屈、慷慨赴死的豪邁。
“姥爺就義前，在獄中給家人留下的唯一囑託，就是請求黨組織對他的子女加強革命教育，教育他們千萬別走和他相反的道路。現在，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靈了，他的後人一直在沿著他的足跡前行。”王荷波外孫趙迪說。
趙迪是王荷波小女兒王修竹的長子，父母生前都是離休幹部，父親曾任電信總局副局長。趙迪說，父母從來不為家人行使特權，從小到大，他們兄妹幾個沒沾過這個“革命家庭”半點光。
有兩個小事，趙迪至今記憶深刻。一是父親從不用公家的車辦私事，平時上班都是騎自行車。二是直到家用電話基本普及，家裡一直沒有安裝過電話。父親說，按規定不能裝就不能開這個口子。
“母親1939年參加革命，離休前是郵票廠的普通科員，她從未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還經常鼓勵我們，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趙迪說。
“我常想，姥爺就義前為什麼要給後人留下這句唯一的遺囑?”趙迪說，小時候他一直把姥爺和周恩來一起幹革命的故事，作為向小夥伴炫耀的資本，覺得姥爺要是能活到革命成功，一定會是級別很高的“大官”。
長大後，趙迪逐漸明白，姥爺王荷波當年以必死的決心去從事革命，決不是為了將來自己能做大官，讓子孫享受榮華富貴。趙迪說，他終於找到了答案：那是因為他們有崇高的信仰，並願意為信仰、為黨的事業和人民解放犧牲一切。
家書中教育後人“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
許白昊(1889-1928)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39歲犧牲
1917年，許白昊離開湖北應城老家到武昌求學，後來參加革命，組織工人運動，擔任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直至1928年在上海被捕犧牲，許白昊再也沒有回過他出生的老屋。
黨史專家介紹，1927年，許白昊當選中央監察委員後不久，被黨派往上海工作，臨行前，他把自己掌管的7萬多元工作經費，連同詳細賬單，一起交給了接手的同志。
1928年2月，許白昊參加江蘇省委在上海召開的工作會議，由於叛徒告密，敵人包圍會場，他和陳喬年、鄭覆他一同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許白昊英勇不屈，痛斥敵人。當年6月6日，許白昊壯烈犧牲。
在應城市國稅局的廉政文化長廊，有一個宣傳欄專門介紹許白昊的事蹟，上面還印著許白昊一句原話，“決當做中國有用之人。”
許白昊侄孫許振斌說，這句話來自許白昊寫給應城老家的一封家書，這封家書裝在一個蘇聯長牛皮信封裡，它躲過了國民黨、日本人的歷次搜查。家書原件在上世紀70年代遺失。
許振斌說，許白昊他們那一代人，對黨忠誠，做人做事規規矩矩。
許白昊的精神潛移默化影響著後人。“許家到我這一代弟兄4個，3人經黨培養成為國家幹部，都牢記大爹許白昊的革命精神，工作上廉潔奉公，生活上節儉樸素。大爹許白昊家書裡那句話，如今成為許家的家訓，每年清明節，我們兄弟姐妹幾家以及孩子們，都要到許家祖墳前，齊讀家訓”，許振斌說。
生前囑託後人不要找組織的麻煩
蔡以忱(1896-1928)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32歲犧牲
1927年中共五大上，蔡以忱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八七”會議後，他前往湖南，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928年7月，因遭叛徒出賣，蔡以忱在湖南常德澧縣被捕，英勇就義。
“祖父32歲就犧牲了，他投身革命後僅回家兩次。”蔡以忱的孫子蔡亞生說，他一直四處蒐集和祖父蔡以忱有關的資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理解了祖父的選擇，“祖父遠離故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革命，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好”。
“我聽母親講，當年村裡一些鄉鄰對祖母說，以忱當了這麼大的官，你怎麼不找他要一些東西?但祖父在祖母回鄉前跟她講，‘你帶著孩子，哪怕生活再困難，也要自己想辦法解決’。”
蔡以忱生前還曾對長子蔡惠安說，為人要正直，要為百姓著想，不要找組織的麻煩。蔡亞生說，蔡家後人謹記蔡以忱的囑託，哪怕生活再困難，也沒有一個人向組織提出特殊要求，從不主動透露自己的烈士後人身份。
蔡亞生說，以前生活困難時，父親蔡光海從不願意找政府的麻煩，讓子女靠自己的力量解決，父親常說“國家這麼大，有困難的人多了，如果我們老是伸手向組織要這要那，會愧對祖先”。
蔡以忱犧牲後沒有留下什麼遺產，只有數件遺物是通過妻子吳金梅作為“傳家寶”傳下來的。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他日子女成人，我曾經用過的銅劍、硯臺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選擇一些給他們留作紀念。”
吳金梅一直將這些遺物妥為保存。“祖母常說這是祖父用過的東西，她教育我們要認真讀書、誠實做人。”蔡亞生說，“祖父是這麼偉大的人物，又是這麼廉潔，我們後輩絕不能給他丟臉。”
戰鬥至最後一刻飲彈自盡
蕭石月(1900-1927)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 27歲犧牲
蕭石月，湖南常寧人，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李維漢回憶錄多次提到這位出類拔萃的年輕黨員，以“忠實、沉著樸素、忠誠堅定”來概括蕭石月的優良品質。
1927年5月，“馬日事變”發生，蕭石月接到中共湖南省委通知，要求各地工農武裝攻打長沙。他立即帶領300多工人武裝，日夜兼程，取道藍田，向湘潭進發。當隊伍行至藍田時，突遭許克祥部一個營的伏擊。
史料顯示，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蕭石月用手槍擊倒了幾個妄圖活捉自己的敵兵，在槍裡剩下最後一顆子彈時，他掉轉槍口對準了自己的胸膛，犧牲時年僅27歲。
蕭石月犧牲後，家裡人很長時間都不知道。因為蕭石月17歲離家參加革命，直到犧牲，中途只回過家一次，半夜回來，天不亮就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中央工作的李維漢給蕭石月老家寫來一封信，講述了蕭石月的革命經歷，並寫到“(蕭石月)大革命失敗後犧牲於錫礦山”。
當時家人都不知道蕭石月是誰，因為他參加革命工作後改了名字，村裡人都稱他為蕭連祜。接到李維漢的來信後，當時常寧縣革委會組織專人進行了調查認定。在犧牲20多年後，蕭石月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在湖南常寧當地，一些老人至今仍能把蕭石月過去的事情講得清清楚楚，“他這個人，從小愛打抱不平，樂於幫助窮人”“他這個人，為了革命事業豁得出去，不怕死”“他這個人，不向既得利益和反動權勢低頭”。
蕭石月侄孫蕭真應說，蕭石月的革命故事，在家族裡廣為流傳，“他對革命的忠誠，已成為我們家族的‘精神傳家寶’”。
獄中傳話親人“千萬不要接受敵人送的錢物”
楊匏安(1896-1931) 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 35歲犧牲
作為我國最早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楊匏安與李大釗並稱“南楊北李”。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楊匏安當選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
1931年7月，楊匏安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被捕。在獄中，楊匏安面對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引誘，寧死不屈。蔣介石甚至親自出馬勸降，楊匏安不為所動，把電話都摔了。不久，年僅35歲的楊匏安在上海被國民黨殺害。
今年88歲的楊文偉是楊匏安最小的孩子，父親去世時他才2歲。他至今還清晰記得，父親就義前從獄中設法傳出的小紙條上的叮囑，“玄兒不可頑皮”，“縫紉機雖窮不可賣去”。因為這個縫紉機是家中唯一的謀生工具。楊匏安還告誡家人，千萬不能接受國民黨要人送的錢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
“實際上廣東老家已經沒有任何財產了，但父親在遺囑中隻字不提讓家人去找黨組織，因為他怕給組織增添負擔”。楊文偉老人說起那段歷史非常沉痛，“當時母親病重，無奈之中甚至想把我給賣掉，後來因為我的哭鬧和祖母的堅持，此事才作罷。”
楊匏安犧牲後，他的子女們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長子楊玄由周恩來送去參加革命工作；二兒子楊明1938年在武漢找到周恩來，隨後去了延安；三兒子楊志也被黨組織送去延安參加革命；最小的兒子楊文偉則被祖母、姐姐楊絳輝等帶到香港，繼續為黨收集、傳遞情報。
“我們一大家子很多人都因為革命，連屍骨在哪裡都不知道。後來二哥、四哥在外地去世，骨灰送回了珠海，就埋在父親雕像背後的樹下，永遠陪伴著父親。”楊文偉說。
他們為什麼能做到這麼多偉大的事情?楊文偉老伴、85歲的鄭梅馨回答：“可能真的是有一種基因吧，信仰，也是一種基因。”
“請帶一信給我的妻子，叫她不要難受”
張佐臣(1906-1927)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21歲犧牲
張佐臣犧牲時年僅21歲，留下的生平資料不多。1927年7月初，他犧牲在上海龍華監獄——現為上海龍華烈士陵園。
1927年4月下旬，張佐臣等奉命從上海乘船去武漢參加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張佐臣當選為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從漢返滬後，由於被叛徒出賣，6月29日，張佐臣在上海總工會秘密辦事處開會時被捕，關押在龍華監獄。
審訊期間，張佐臣受到了嚴刑拷打，但毫不屈服。臨刑時，張佐臣和楊培生等4人肩並肩，神色自若，高唱《國際歌》，觀者無不為之動容，連劊子手都驚慌失措，臨時決定改槍殺為砍殺。
張佐臣被關押在上海龍華監獄期間，對同時被捕的難友說，“如果你們能出去，請帶一信給我的妻子，她在蘇聯，叫她不要難受，再嫁一個好人。”
張佐臣的妻子周月林，也是一名共產黨員。犧牲前一年，張佐臣將妻子周月林送往蘇聯，自己則受黨委派赴無錫從事工人運動，夫妻就此永別。其時，周月林已有6個月的身孕。
1927年1月13日凌晨6時，周月林在蘇聯生下了她和張佐臣的女兒。周月林在蘇聯的第二任丈夫梁柏臺，視烈士遺孤如同己出，為她起了一個俄文名字：伊斯克拉，意即“火星”，取“星火燎原”之意，期盼女兒做“革命火種”，中文名叫憶霞。
1931年5月，梁柏臺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國路程，為了全心投入新的革命事業，行前他們將女兒憶霞和兒子瑪依(後改名為偉力)送到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諾國際兒童院。從那以後，周月林就再也沒有見到過自己的骨肉。
“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
楊培生(1883-1927) 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 44歲犧牲
1927年6月29日，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執行委員的楊培生在上海總工會秘密會址開會，遭叛徒出賣被捕。他們先被送到狄思威爾路巡捕房，當晚轉押到淞滬警備司令部。
審訊期間，楊培生以化名應對，但叛徒指認，身份暴露。楊培生意識到，他們可能馬上會被殺害，但他沒有動搖和軟弱，他平靜地對難友們說：“我們既被捕，諸同志宜各努力奮鬥。”1927年7月1日，楊培生在受盡嚴刑折磨後，從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牢房平靜地走向刑場。臨刑前，他泰然自若，高唱著《國際歌》。
在位於上海浦東新區的川沙烈士陵園，楊培生生前的兩句話成為這裡最重要的展品。一句是：“我看黨為平民謀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腦袋，我也要參加共產黨。”另一句是：“一個人能為天下勞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動派，大家安居樂業，不就是頂好的事嗎。”
第一句話是楊培生學會唱《國際歌》後，對張佐臣說的。1925年，楊培生迎來上海區委派到浦東工作的張佐臣，面對比自己年輕近20歲的年輕黨員，楊培生心懷敬仰，與他成為忘年交。一天，張佐臣在開會時教大家唱《國際歌》，頓時打動了楊培生，令他情緒激動、渾身是勁，很快學會這首歌，並對黨產生憧憬，找到張佐臣要求入黨。不久後，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黨指向哪裡，就去往哪裡；認真做事，為人正直，這些是祖父教給我們的”，談起祖父、革命烈士楊培生，楊明娟飽含深情。她說，祖父在革命時投入、忘我，把自己完全獻給了黨和人民，絲毫沒有考慮個人利益，沒為自己留後路，為革命傾其所有。
楊明娟記得，讀小學時，她曾看過一本名為《浦江故事》的書，裡面記述了楊培生的革命事蹟，深受震撼。“祖父對黨無比忠誠、甘於獻身的精神鼓舞著我們，為黨和祖國富強貢獻一切，這是祖父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哪怕最困難時候，仍要與黨保持一致
阮嘯仙(1897-1935)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 38歲犧牲
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阮嘯仙當選首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候補委員。後來，阮嘯仙接受黨組織派遣，先後赴莫斯科、天津、內蒙古、遼寧、上海、瀋陽等地從事革命工作。
其間阮嘯仙常對同志們說：“革命處於低潮，仍要充滿對革命勝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難時候，仍要與黨保持一致。”
1934年阮嘯仙調往贛南，紅軍主力長征後，他留守下來領導遊擊戰爭，在一次與敵人作戰時被流彈擊中胸口，英勇犧牲，時年38歲。
在廣東河源市革命烈士紀念館內，展示了阮嘯仙烈士的一封家書——
“愛兒：……你想學好，你應該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學，事無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見識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國外花花世界去學，隨時隨地隨事都是書本，都有夠學的道理在，哪怕是燒火煮飯的小事……”
這封幾百字的家書，是1933年阮嘯仙寫給兒子阮乃綱的。革命形勢嚴峻，阮嘯仙與兒子聚少離多。他們之間僅僅通過兩封信，這是第二封，也是最後一封。
1933年初，14歲的阮乃綱給父親寫了第一封信。阮嘯仙收到後，當晚給兒子回了信，信中囑咐阮乃綱孝敬母親、好好學習、更加進步。
於是阮乃綱又給父親寫了第二封信，但遲遲沒有收到回信。後來才知道，阮嘯仙遇到了“最困難的時候”——黨在上海的一些秘密機關連遭破壞。直到幾個月後，形勢稍稍穩定，才抽空回了信。
收到這封回信，阮乃綱又寫去第三封信，但從此音信全無。他此時並不知道，父親阮嘯仙再也無法給他回信。
阮乃綱是阮嘯仙烈士的獨子，但從不以烈士後人自居。逢年過節，總有省市各級領導到家裡來慰問。面對“有沒有什麼困難”這樣的詢問，阮乃綱總是搖搖頭：“沒有困難，都挺好的!”
阮乃綱對子女們也是這樣。“兄弟姐妹幾個都是普通工人，爸爸從沒想用自己的烈屬身份為我們謀福利。”阮嘯仙的孫子阮欽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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