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設計40年：經驗與模式”研討會是一次總結經驗、開啟未來探索之旅的機會，思潮湧動，餘音未止。一方面部分作代表的國內外設計專家學者基於平臺分享了其設計認知和實踐經驗——
他們的腳步和征程，構建了中國設計40年和設計教育的基本發展脈絡，他們的實踐和探索，見證了中國設計40年的基本面貌；而另一方面這些設計思想者、行動者又為關注中國設計的人提供了梳理、反思和暢想的契機，未來便在一代又一代設計人的承前啟後中呼嘯而至。設計領域形勢的瞬息萬變，是值得我們不斷斟酌和推敲的，回顧“設計”從引入中國到涵蓋範圍的逐步擴展，設計的創造性本質和現實價值或許值得被反覆討論，它提示著我們：中國設計和設計教育的參與者也許在長久的西眺之後可以把目光挪回我們面臨的現狀，從中國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開始，以解決問題和方式創新為目的，逐漸轉變從單一造物到系統構築的設計模式。植根當下的現代技術和產業轉型的機遇，在開放的視野中融合各方經驗，配合“問題引導”式的人才教育模式，搭建多層次的教學平臺。從而依託設計能夠在社會學和文化學層面創造的貢獻，為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助力。思維交迭中，設計從服務者轉變成革新者的內涵意義、從模仿製造轉向能動創造的社會價值便逐漸凸顯。時代的變幻莫測令人驚詫，新的技術和爆炸信息總令我們應接不暇，
或許設計能夠呈現的一些孜孜不倦的生命力是迎接時代挑戰的一種動力源泉，是改變生活形態最直接的一劑良藥，也是其熠熠生輝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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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案到系統：設計認知的轉變
經驗總結並不是一件易事，總結經驗的意義，一方面在於梳理發展的脈絡，呈現歷史能夠帶給人們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在於把腳下當作新起點，立足在這一點上開啟新的探索，討論未來的方向。“中國設計40年：經驗與模式”研討會及“為中國而設計”展覽作為回顧中國設計歷程的機會，也為設計人從經驗中吸收經驗，從模式中破除模式，基於設計本質，探索新的可能提供了一種契機。那麼，談論設計這麼多年，它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我們不妨來看看“設計”這兩個字本身歷經過的一些變化。
日本平面設計師福田繁雄對Design、意匠、設計理解和區分
臺灣師範大學前副校長、榮譽教授林磐聳先生在研討會分享“設計戰國策——臺灣藝術設計人才養成計畫”開篇便回溯了中國古文中有關設計二字的一些說法，例如「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因鳩毒，重相設計。」（《三國志•魏》）；「設心，注意，偷為一切計也。」（曾鞏《戰國策•序》）；又言《四庫全書》出現“設計”二字400餘處， 主要以“謀事”“誘人”為主，僅有數條為“造物”。古文中的設計雖偏貶義，但也為從日文的“意匠”引入設計一詞提供了一丁點反思——或許設計包含的非物質的系統性和可延續的策略性被我們習慣性忽略了。又如，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院長婁永琪先生在專訪中也提到，區別於源自意大利語“Disegno（圖畫）”的“Design”，中文的“設計”或許從本義上更符合有規劃地建構和創造系統機制的概念，但我們常接觸到的設計，幾乎是與“造物”對等的，它的名詞性含義超過了系統性。
1929年上海《良友》畫報第35期p.37
出現“Design”與“設計”對應詞;
1941年《良友》畫報出現專業名稱「封面設計」，來源同前圖
20世紀初，“設計”的含義在中國並不明朗，那時候的設計對應“圖案”，早期我國設計先驅雷圭元先生將“Design”作“圖案”的運用在1929年上海《良友》的畫報封面已呈現。20世紀中葉，以“實用美術”“工藝美術”作命名也只能說是基於美術範疇內的藝術造型，也就是平常所言的“美工”，這與現代意義上有意識、有計劃地解決問題的創新方式還相距甚遠。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格局的轉變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影響了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傳統的學術範疇逐漸開始轉向現代，中國本土的設計教育事業也漸漸嶄露頭角。到了1998年在教育部新頒佈的學科目錄中，沿用近半個世紀的“工藝美術”專業改為“藝術設計”，中國的設計院校如同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在外來設計的經驗影響和中國設計及設計教育參與者的共同探索中，可以說到這個時候，
中國本土設計的意識才逐漸打開。這種局勢也正在演變，或許可以說，我們當下的探討和回望正值中國設計未來的新浪潮之中，每個設計人都是這片浪潮的推力者。
“she ji”(《設計、經濟與創新學報》The journal of Design,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Published by Elsevier & Tongji)
站在當代角度來說，以物為中心的功能需求的製造幾乎已經趨於飽和，但依靠設計解決問題的本質未曾改變，只是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複雜程度正試圖暗示我們轉換思考角度，設計的實行模式、疆域範疇和社會價值的討論隨即展開。一方面設計的作用領域越來越廣，其能夠呈現的新價值也愈發繁多；另一方面，設計的責任閾值也發生了一個轉變，也就是說，從單純的設計一張海報、一本書籍、一件產品拓展到了圍繞對系統的創造和機制的構築，
從“物質”到“非物質”的目標轉變正是設計戰略升級的一種體現。這種“非物質”的創新模式應當更為貼近以信息、服務、數字為特徵的當下以及未來的時代生活形態。說是“升級”，但仔細一想或許是一種“復古”，這種系統性的設計思路不正是吻合古文中“謀事、誘人”的設計智慧嗎？
馬克·第亞尼，非物質社會：後工業世界的設計、文化與技術，1998年3月
設計與非物質社會也並不是新鮮術語，法國學者馬克·第亞尼（Marco Diani）在20年前就編著書集合了一批活躍的知識分子對後工業世界的設計、文化與技術的概念和變化進行探討，也闡述了非物質社會里，介於藝術與科學之間“邊緣地帶”的設計將何為。如他所言：“設計一向處於主導我們文化的兩個極之間，一極是技術和工業現實，另一極是以人為尺度的生產和社會烏托邦”。我們仍舊處在深刻的技術變革進程中，甚至比往常來得更為“猛烈”一些。基於“非物質性主導”的新經濟時代，過去對設計的功能和形式的強調也自然而然地變成對有形產品和抽象關係的關係轉換，這種關係的重組或重構均基於人的尺度。也即是說，原本僅關注製造“物”的內容和元素——包含對材料、技術、工藝、設備、外型、裝飾、包裝等的訴求會逐漸被統一在系統和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或系統的搭建基於對生活的觀察和思考，追隨問題出處，採用設計的系統型方法構建從製造、流通、使用、回收的全因素設計模式。如清華大學柳冠中教授在研討會報告“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嗎？”中強調的建立“產品-商品-用品-廢品”的社會統一。
但設計造“物”並沒有消失，而是被統一在環節之內了。
“Legible London”（可辨識的倫敦），倫敦交通標識系統
這讓人聯想起倫敦政府從1999年開始調研，2005年推出的計劃“Legible London”（可辨識的倫敦）——倫敦政府牽頭聯合設計師、城規師、企業團體、技術人士等在原有的路網系統之上重構的一套“倫敦交通標識系統”，這並非簡單的視覺路牌或導航指南，而是以“緩解交通狀況、提倡鼓勵步行、促進可持續發展”為問題導向，串聯數字地圖設計、情感視覺設計、社區文化平臺設計等方式，經過大量調研，綜合中世紀延留的街道系統、密集的地鐵系統、以及各種現有資產、土地利用、商業形態等制定的公共設計方案。倫敦城市設計顧問揚·蓋爾（Jan Gehl）提出目標“要把倫敦塑造成一座適宜步行的世界級城市”可以說，這個設計方案是“活”的，它呈現的不是一個結果，更重要的是一個全民參與的“大戲”。指示牌上 “5分鐘、10分鐘、15分鐘的步行圈規劃”、“步行300步、700步就能到達目的地”等等的提示，或許是直接讓穿梭在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設計人文關懷的來源。
“Legible London”（可辨識的倫敦）系統體現的人文關懷
據悉，系統投入使用後，行人的步行路程減少16%，而選擇步行方式的人增加23%，這套系統已經在英國多數城市推行，並且也在歐洲範圍內被廣泛採用起來。可見，一個合理設計系統是有與民眾直接相關的社會價值的，它不是全盤推翻，更不是拆除重建，而是在現有基礎上的合理重構。芬蘭赫爾辛基藝術與設計大學校長伊霍·索達馬教授在談到芬蘭政府關於建築和設計的新計劃時指出：“在知識社會中，藝術越來越被看作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高質量的生存環境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和實現精神富裕和福利的條件，有特色的設計和建築增強了民族的認同和國家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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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動到主動：中國設計應當何為？
從製造型、外觀型、品牌型到戰略型設計的過度，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路徑並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設計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表徵，或多或少地滲透在國家戰略與經濟產業、教育產業的佈局之中，它與每一位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直接相關。但是設計人通常有這種經歷，普通大眾聽聞設計或是藝術相關的東西雖不至避而遠之，但多數也以“我不懂”“太高深”的姿態趨避理解和交流，被異化的設計常被冠以“高大上”或是“外來物”的帽子，但其實設計是最貼近人們生活的，老祖宗們磨尖石器、製作工具就是原始的設計行為雛形，我們不妨以現代設計的角度來分析它——這種做法以解決使用需求作為導向，應承當時的技術和材料，並在多次嘗試後達到一定程度的標準化和美觀化——很難不承認這在當時就是一種創新性的設計活動，而它的成果都直接指向生存和生活。
普拉特恩的手斧，35萬年前，長度約181mm
導致設計非民眾普遍受用的原因並非三言兩語就可言明，幾位關注民生設計的專家學者也曾在文論或本會上提到了相關看法，例如清華大學《裝飾》雜誌主編方曉風所言，“…作為設計師，我也很清楚，多數人樂意涉足國家形象層面的設計，不願去認真耕耘日常生活的角落。這種傾向在我國當前設計界顯得尤為突出。”略微刺耳卻一針見血，這並非否定許多設計師在民生方面的努力，只是道路且長，“但總體上越是在民生層面的設計，我們越是落後”。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潘魯生教授在會上以題為《國家戰略與設計服務民生》的分享中提到新時代戰略的民本理念核心即“以人民為中心”，那從設計角度解題意味著不光是“集中關注城市生活、集中追求工業和商業價值”更需要“使設計實踐深入基層，探索有利於民生改善的設計對策，通過設計介入，改善民生狀況、提高民眾生活質量”。
“東方設計學”
每個國家的狀況和格局不盡相同，並非要照搬照套，只是這種對解決城市問題的模式和系統設計的方法值得我們分析。改變從“被動設計”到“主動設計”的模式落腳點應當起於對中國本土的現狀觀察，這也是令中國的本土設計師從“被設計”式的表象化製造轉向對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探究、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的開始。 例如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杭間教授、國美設計學院院長吳海燕女士會上都提及的“東方設計學”就是一種探索範式，完全傳統中式以及全盤西化的模式對於當下的中國並不適用，開啟中國文化生活價值觀的自覺覺醒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謂的“東方設計”不是拙劣地“描畫鉤邊”“雕樑畫棟”，而是依託現代科學技術，建構開放文化與核心價值，展示中國生活的魅力，中國的設計魅力和文化自信也植根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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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與革新：任重道遠的設計教育
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DO IT.
來源“主動性與平臺化——激發思維創新的教育模式芻議”,方曉風
從設計本質延展到中國設計領域的現狀，從根本上說，形成設計革新力的源泉還是在於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人才，教育是一個國家的立足之本，設計教育事業與中國設計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緊密相連，時代在變，作為面對未來挑戰的先行者，設計教育必須根據發展需求不斷調整模式甚至超前預設架構，因為設計人才的培養理念和方式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未來中國乃至世界設計領域的遠見和高度，教育的成果直接影響著設計人才的輸出質量和未來設計領域的建設廣度。
過去我們在一定時間內追求細化專業命名方向，以健全整個學科的體制建設，但是基於設計解決問題的本質來說，並不存在硬性的專業壁壘，只是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各有差異罷了。如今，跨專業、跨領域的呼聲正以洶湧之勢瀰漫，當設計“物”變成構建“關係”後，突破以學科為基礎的傳統模式成為必然趨勢：原本的平面設計、工業設計、環境設計的範疇或許就會自動擴充到圍繞
“文化模式設計”“生活方式設計”“生存環境設計”“城市可持續設計”等等全因素系統設計的高度。如今國內已經有幾所領銜的設計院校更新了這種模式，據悉，“服務設計研究”“社會創新研究”“危機設計研究”等以問題作導向的學科格局逐步開啟，跨專業設計人才所呈現的能動力值得期待。
“中國設計40年——經驗與模式”（第四場 教育·未來板塊）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後嘉賓討論現場
設計教育制度到設計領域構建的核心都是圍繞“人”展開的，設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思維轉變直接影響教育模式的更新。幾位受邀參加“教育·未來”主題討論的專家在最後交流環節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最先應該改變的就是教育者”引起了小範圍的呼聲——“很多高校設計教師自己都沒有形成對設計的正確意識，如何教導學生？”尖銳的論點敲響了警鐘：一方面，教師早就不再是佔據權威的書本宣讀者，從教書向引導者的角色轉變成為必然；另一方面，“教師更加應該保持積極學習的狀態，甚至要比學生學得更勤”，在飛速發展的信息時代，很多教師對於頻繁顯現的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還不如現在的90後、00後，與學生共同成長成為這些原本高築講臺的教師的新使命。
我們所向往的未來已然到來，在日新月異的非物質時代中，當下時代中國呈現出的問題和挑戰也是持續變化的，當我們把設計視為一種社會生產力時，不僅侷限於設計對於一個國家工業和經濟的推動，對現代城市環境的建設，更重要的是對現代人生活方式和人文精神的塑造。40年風雨後，中國設計也正從服務者的角色中逐漸覺醒意識，面向真實的世界，以助力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城市問題，營造優質的生活方式、形成自身的創新競爭力而助力，踏上自主設計的征程，開啟下一個屬於真正中國特色化的設計40年。借用第亞尼在書中開篇指出預言：“在關於技術的本質和後果的大辯論後，
設計的作用將會在以後的若干年內戲劇化地增加。” 而這場戲劇的變化有多精彩，值得拭目以待。閱讀更多 貴州藝考生服務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