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銳

99隨便語：北大教授的知識變現，看好短期效益，不看好長期。

事件：北大教授薛兆豐被確認離職，徹底變身名副其實經濟學家網紅

（1）《新京報》《中國青年報》等多家媒體報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法律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薛兆豐，近日向北大國發院提交辭職報告，並獲得批准。

（2）薛兆豐，1968年出生，曾有留學美國經歷。

2017年11月，薛兆豐在知識服務APP“得到”上的專欄《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訂閱用戶數突破20萬大關，被稱為知識服務的里程碑，薛兆豐也成為了一名“網紅教授”。

據悉，最近兩年薛兆豐曾在網絡平臺賣課賺2000萬元。

對於薛兆豐此前身份，有消息人士表示，北大教授有屬於事業編制的教授，也有院聘教授等，“薛兆豐不是正式的事業編制教授，是院聘教授。

99隨便觀點：

第一，薛教授的學術水平高嗎？

應當很高。

我們不能否認，能以不足50歲的年齡，擔任北大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又是以登臺授課為主的一位教授，他的學術水平當然是很高的。

哪怕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爭議，也很正常。

都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薛教授是文人，本身存在爭議，恰恰說明他是個人才。

公開質疑薛教授學術水平的，比如同為北大國發院教授的唐方方，曾在2017年底指出，薛兆豐利用北大品牌進行背書，屬於誤導用戶，並指出其不是北大事業編制教授的事實。

第二，短短兩年裡，薛兆豐網絡授課賺2000萬，依靠的是什麼？

筆者不是從事經濟學類工作，故沒有聽過薛教授的網絡課，但願意嘗試分析一二。

其一，薛教授當然是有水平的，他的講課應當也很生動，能夠引起聽課者的共鳴，這是毋庸置疑的一點，也是所有以講課見長者的共同點。

其二，唐方方教授講的也很有道理，薛兆豐利用了“北大品牌的背書”！

作為中國人，我們很明白北大在國內的地位。

坦率地說，假如有人掛著“北大教授”的名頭，哪怕他講課實際上並不好，但他只要願意在網絡上公開授課，他的收入就不會低！

這裡講個小笑話，就是咱們今日頭條的事兒。

前段時間，群裡的朋友熱衷於討論微頭條的閱讀數，很多人覺得，想要在微頭條取得不錯的閱讀數，非常難，必須寫得精彩，而且有吸引力之類。

突然有人呵呵笑，然後發了一張圖。

什麼圖呢？是一張微頭條的截圖，有人發了三個字的微頭條，內容為“呵呵哦”（記不清了，大約是類似的三個字），然後，這條微頭條的閱讀數，輕鬆突破百萬！

再看這個人的用戶名，那是一位全國紅得發紫的大明星。

這就很明白了吧？

在網絡世界中，分為兩種人，一種是憑藉個人實力，一步一個坑，從草根爬起來的普通人；還有一種是現實世界裡的名人，等同於含著金鑰匙出生的人，天然比其他人更“高貴”。

簡言之，身為北大教授的薛兆豐，就相當於那位發了“呵呵哦”三字的大明星。

他所取得的那2000萬網絡授課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歸功於北大！

北大的金字招牌！

第三，薛教授由北大教授，徹底變身經濟學家網紅，他能成功嗎？

筆者認為能成功。

（1）具有前北大教授的名頭，薛教授相比於其他人，依然屬於含著金鑰匙的那一類人，更甚至於，由於他的辭職，將會讓他戴上另一層光環。

（2）薛教授在學術上的成就，當然是他繼續成功的基礎，他是有真才實學的。

（3）短期內，薛教授一定會取得成功，甚至不輸於他身為真正的北大教授的時候，這種結果完全可以預期，至少在諸多網絡平臺看來，他絕對有這樣的價值。

（4）但如果從長期看，筆者並不看好薛教授在網絡世界裡發展，道理是這樣的，網絡世界裡的成功，其實競爭遠比現實殘酷，當薛教授頭頂的光環漸漸散盡，那份失落，不是普通人能夠承受，到了那時，他需要像一個普通人一般，重新掙扎前行，他能做到嗎？

結束語：這個世界現實而且殘酷，我們必須懂得一個道理，有能力的人千千萬萬，但有能力，僅僅只是成功的一個必要條件而已，如果以為有能力就會紅，最終的結果，就是隕落。

99隨便

開門見山，表明態度:支持薛教授！難道這不是張揚個性的時代嗎？為什麼那麼多要才華沒才華，要文化沒文化，靠張整容臉或P圖或譁眾取寵從你們口袋裡掏錢的網紅，你們都能大方接受，網紅界賺的錢還少嘛？來錢多容易，你們不清楚嘛？不少網紅通過賣臉賣萌賣蠢，你們還樂呵呵買賬，而一個教授不過靠自己所學成功變現，說句難聽但卻簡單的道理，一樣的性質，

知識付費的時代，力挺“網紅教授”薛兆豐！

從薛教授角度來看

薛教授，請“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從薛教授個人角度來說，他的本職工作是北大的經濟學教授。此外，還通過網絡平臺傳播自己的“經濟學”課程。我們可以推斷的是，作為一名教授，他的本職工作是教學。

⊙其一:我們似乎沒有在哪個渠道聽說過薛教授消極怠工，沒有完成本職工作。（就算聽過，也沒有被證實）所以我們不能胡亂猜測他到底更愛當教授還是更愛當網紅。不過從經濟角度來看，到底教授能賺還是網紅能賺，大家都清楚。所以，是你，你怎麼選擇呢？所以，辭職也並不一定是壞事。

⊙其二:薛教授這個稱謂來自於社會，來自於他的職業。教授是他職業的代名詞。拋開這個職業身份，他還是一名普通公民，一個普通人，向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有自己的事業追求，有自己對於生活的期望。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從古至今，每個人都向往“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

總之！薛教授: 我不過是想讓更多沒有身在北大卻想學習北大經濟學的人可以學到而已。成為網紅真是一不小心！個人認為教授和網紅這兩個角色並不衝突！為什麼大家非要搞到以“辭職”做全職網紅，去猜測當教授不如網紅這樣的問題。也許人家薛教授也不過只是個人愛好而已呢？那些質疑他噴他的人，不服氣，你也可以開個直播課程來做網紅啊～

以上謹代表個人觀點，不喜勿噴哦！廣大答友們，你們怎麼看呢？一起來探討啊～

叫我MissX

首先，薛兆豐其人是：經濟學者，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School of Law)博士後研究員，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曾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學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2018年3月從北京大學國家發展院離職。

其次，網紅教授的由來：2017年，蔣兆豐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法律經濟學教授的專業身份，在知識付費APP得到上開設專欄《薛兆豐的經濟學課》後，他的知名度第迅速躥升。收穫了一大波粉絲，並且靠網絡授課賺得盆滿缽滿。據瞭解，目前該專欄的訂閱量達到25萬，講課收錄達5000萬元，他一度成為當前知識付費領域的標誌。被大家稱為網紅教授，但隨著知名度的增長和曝光量的增加，一部分人就開始對薛兆豐所售賣課程的權威性、含金量等提出了質疑，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大家都有各自的見解，想讓大家盲目的相信蔣兆豐是絕對的權威是不可能的，社會公眾開始質疑蔣兆豐北大教授的身份應該讓他倍感壓力，相信他從北大辭職經過他深思熟慮做出的符合他內心真實想法的決定。

近年來，只是付費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我認為靠自己的專業知識掙一筆豐厚的報酬，這不應該稱為大家爭論的焦點，這種心態雖然是當今社會的常態，但確實是社會大眾存在的一種病態心理，如果某位明星拍一部電影或一部電視劇的片酬是幾千萬大家認為習以為常，但我們捫心自問這個社會最應該掙錢的難道不應該是那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孜孜不倦、筆耕不輟的學者、科學家們嗎？

京師律師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一直都不知薛兆豐是誰，真心不知他真實的學術水平如何，個人發表一些對“內容創作類網紅”的一些看法，姑且把“網紅教授”也稱為這一類吧！

學術水平高的人並不一定有能力成為網紅

網絡世界包羅萬象，各色各樣的人都在，有層次高的，也有層次低的，有理解能力強的，也有能力不強的，學術水平高意味著專業性強，經濟學的很多專業概念很多人也確實理解不了，所以一個學術水平高的人輸出的一些知識在網絡上可能只有部分專業人士才懂得欣賞，但這部分人在廣大的網絡受眾中佔比實在太低，所以想成為網紅實在是不容易。

成為網紅的唯一關鍵是如何去迎合普通大眾的口味創作內容，跟學術水平沒有絕對關係

事實上目前的很多網紅創作的內容是低層次的，沒有太大的專業性，但是娛樂性很強，所以傳播性很厲害，而且總是拋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觀點以吸引眾人的眼睛。本人在寫文章時也有一些感受，一些正經的專業性的文章很少有人過問，但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好玩的一些內容，閱讀量卻非常的多，所以如何去迎合網友的口味、思想去創作內容是能否成為網紅的關鍵。

意思就是說，想成為網紅是需要有製作有趣的內容的能力，而並不一定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因為受眾的認知也並沒有那麼專業。

沒有真才實學的網紅成不了“網絡大家”

有趣的內容會迅速走紅，但是沒有真實價值的內容也會很快沒落，將來唯有能將兩者合二為一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大家”。

我認為的大家應該是一個能用非常有趣的方式來給普通人傳授深奧的專業知識的人。

保道，乃保險之正道也！我願為中國保險業正名而努力！

保道手記

如何評價“網紅教授”薛兆豐將從北大離職？做教授不如做網紅？ 要分析這個問題，還是迴歸到學者的分類，尤其是社科領域的學者。其實學者不是隻有一種類別，其實可以分成好幾個類。

比如說，有一類的學者是專注於做學術研究的，這些學者可能他的只想著或者興趣更多在於是那些枯燥的數據、典著，和深奧的一些理論，書齋裡是他最好的戰場。這些學者他可能站在理論的前沿，有可能是曲高和寡，難覓知音。

還有一類學者，他可能更多地指向是做知識的傳播和倡導，他的其興趣點更多的是和公眾對話，將自己的理論知識或者說專業知識傳遞給公眾，公共發聲的平臺和渠道，是他們的主陣地。

還有一類學者，他可能更多的是做政策研究，將自己的學問，提供給企業或者政府等機構，做政策或者決策的諮詢和建議，這些學者會將自己定位為智庫的角色。

當然經濟學還特殊些，在經濟學圈子裡，還有一部分學者，他甚至自己赤膊上陣創業成為企業家。就比如前段時間，公開懟東北亞布力地方政府的毛振華，他不僅是一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身價千萬的企業家。

那麼最後，再來回答這個問題，這些學者孰高孰低、孰優孰劣，這其實是很難去定論的，他應該跟每個人的選擇與自身興趣是有關的，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某一類，更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不同的類別，它有不同的定位，分別存在不同的功能。我們都需要這樣的不同類別學者，才能組成一個豐富多彩的學術圈。

那至於薛兆豐教授這個問題，其實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屬於我前面說的第二類學者。所以他熱衷搞付費知識和寫專欄等等，成為媒體和公眾中比較受歡迎的學者網紅。但是相對來說可能其他不同類型的專家學者就會有些意見。這個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各自的定位，決定了不同的風格，也是每一個人自己選擇的自由，所以也不用自己的價值觀去否定他了。

當然如果純粹的從學術角度或者說專業性角度質疑他的專業水準和能力的話，這可以集中到專業的角度，可以就事論事的談，指出其具體的問題和謬誤，這其實才是有助於提升一個領域的整體水準提升的。

張天潘

薛兆豐老師的離開讓我想到了十幾年前突然走紅的“百家講壇”以及其後幾個人的遭遇。

閻崇年老師可以說是百家講壇的第一功臣，他的“正說清朝十二帝”和當時熱播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孝莊秘史”等電視劇相得益彰，極大的豐富了相對苦澀貧乏的學術演講屆，也帶來了收視的極大成功。

此後閻崇年老師居然在一次簽名售書的時候被人掌摑，可以說是當時的大新聞了。

易中天老師自“品三國”以來一直引領了歷史學界在學術和通俗的交匯，現在他從廈門大學退休，專心寫“易中天中國史”。他當年可是被稱為“學術超男”的，影響力不輸當年超女三強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成為學界一段佳話。

易中天師兄是文史哲出身，早年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恢復高考後考到武漢大學做研究生。為了留住他，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用5個本科生才把他換過來留在了武漢大學。對“文心雕龍”以及美學都有很好的研究，但誤打誤撞，用大家最熟悉的三國話題引爆了當時整個學術界，更讓很多人意識到知識真的可以轉化成金錢。現在的易中天仍然很火，希望他身體健康，能夠完成他的中國史。

于丹的“論語心得”算是為構建和諧社會出了自己很大的一份力。當然也被人批評是“滿書都是無比正確的廢話”。可見當代社會大家對於這樣的雞湯書就像對春晚一樣，都不再感冒。

現在大家提到于丹，也只是說她曾經的輝煌，她的書早已不再大賣，也很少有人再去看她的書。

以上三位算是人文科學界在百家講壇最火的三個代表，但單論一年的收益，相信他們都與薛兆豐難以相提並論。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個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對人對己都是如此。

美國國際諮詢公司

最近兩天一則“網紅教授離職”的消息傳遍自媒體，說的是北京大學國發院的院聘教授薛兆豐辭職的事情，事情的主因我想還是由於他的經濟學課程成為去年乃至現在網絡課程中訂閱量第一的原因吧，在某知識付費平臺訂閱數超過了25萬，而每個訂閱用戶的年費是199元，初步估算整體的銷售額超過了5000萬。

我想，罪魁禍首應該是這5000萬吧，網絡上進行課程售賣的教授絕不止薛一人，薛的言論也不足以達到驚世駭俗的程度，可是為什麼對於他的爭論甚囂塵上，以至於最終能夠導致放棄北大這塊金字招牌，如果按照他的經濟學理論解釋的話可能就是這5000萬鬧的吧。

我仔細聽了薛教授的課程，發現他的課程真的是深入淺出，把原本小眾才能夠理解的知識用大眾能夠接受的語言表達出來，讓普通人都能夠通過學習他的課程對經濟學有一個相對全面的認知，確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原本需要邁入北京大學這樣的高門檻才有機會聽到這些理論現在被普及了，大家都可以通過支付199元就能夠學到這些知識，我認為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我們今天不是去研究為什麼他有那麼多的反對聲音和網絡爭吵，我們想搞明白的是為什麼他可以年入5000萬，作為普通人的我們也可以做到嗎？

我認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國有13億人口，一門199元的課程只要售賣出去25萬份就可以實現5000萬的銷售額，那麼人口占比只有不到0.02%，這是一個相對比較小眾的數字了，我為什麼要說這個比例和這個數字，為了下面實現年賺5000萬做準備的。

我們知道，現在社會中最需要的是T字形人才，什麼叫T字形人才，T的一豎代表某一個垂直領域，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個特長，並且真的能稱之為特長，在你所特長的領域中一定是要有深度的，當你的特長達到一定的深度後去涉獵T的一橫，也就是廣度，我們看下現在的巨無霸企業幾乎都是這種。

阿里巴巴是全球零售行業的巨頭，這是它的深度，但是它也涉獵支付、社交、人工智能等等很多其他領域，那麼這是它的廣度；騰訊是社交行業的翹楚，但是它也涉獵零售、遊戲、支付等等很多其他領域，那麼這是它的廣度，因為有時候廣度可以影響到深度，並且可能碰撞出真正的創造性發明。

好了，既然是這樣，那麼如何成為T字形人才我們這裡也不討論，只想說的是每個人一定有自己所擅長的一個方面，即使你說自己是個萬金油（什麼毛病都能治一點但是什麼都治不好）也無妨，因為萬金油也有擅長的一面，所以找出自己最擅長的那一面，然後不斷地提高那一面的水平，爭取成為這一面的頂尖者，這個時候你就具備了T字形的豎了。

這個時候你已經具備了往外輸出的能力了，現在回到0.02%這個數字上，為什麼要分析這個數字，其實就是想說，這是一個小眾的比例，前面說到不管什麼人總有自己擅長的一面，而這一面很有可能是個非常小眾的方面，那麼以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即使如0.02%這種小眾的概率也一樣可以成就5000萬的年銷售額。

所以，想年入5000萬，就要先找到自己擅長的那一豎，學習突破，讓自己的一豎長又長，然後去做內容輸出，選擇某一知識付費平臺開專欄、開課程、只要你的內容真的是有價值的，一定會有人願意為了知識付費，堅持做下去，隨著你的廣度的增加，結合你的深度，很有可能某天你會成為某一派的開山老祖，成就自己的人生高度。

現在，去增加你的長度吧！

楊鈞

兩害相權取其輕，無奈之下的選擇罷了。從古至今，這種事不是太過常見？

薛兆豐做著自己的合同制教授，本來暗暗就比正編低了一頭，卻不安於室，整日折騰。折騰得難看也就罷了，還能換來眾賢達的一聲安慰；可他非要折騰得世人皆知，還金銀滿箱，這就有點……出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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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一個集體，最重要的是“融入其間”，你我不分彼此互相照應，你爭我趕但互相超越不多，這樣，相互見面之時，彼此內心罵娘但臉上還能露出可愛的笑容。

一旦有人想要脫出藩籬，那這個集體就不再適合他，因為，他破壞了組織的“潛規則”，任性地刺破了集體的牆壁，給集體帶來了損失，已經是集體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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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院聘”

薛兆豐同事、北大國發院教授唐方方公開質疑薛的學術水平，並且嚴重指出薛兆豐不是北大教授，指責薛是“冒北大教授之名，實為院聘的無編制人員”，看來，學校聘請的、沒趕上事業編制的，都是假玩意。

卻為何早不舉報，任由其長期“荼毒”北大眾學子？北大院兒裡其他眾多沒事業編的卻頭頂“教授”之名的，是否應一齊舉報？

事業編是學術水平的分界線？當然不是。“出頭鳥”，才是刺痛眾人神經的那個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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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於林，風必催之”，薛兆豐當然知道這句話，只不過他也許心存僥倖，對自己的能力和社會關係過於自信，不懂得激流勇退的古訓，還想在損壞集體的牆之後繼續留在集體，這就有點不太光鮮了，怪不得引來牆內人的口誅筆伐。

試問，這世上誰能做到完美無缺，誰在放大鏡下還通體無暇？不知發出“正義之聲”的眾賢達，能否經得住放大鏡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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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對此事的反應，顯出了信息時代下身為公眾人物的智慧。

面對質疑，薛兆豐沒有回罵，沒有解釋，而是順應牆內眾賢的期望，速速掛冠而去。

面對質疑，最好的回應就是置之不理，即使這質疑存在著水分，存在著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可能......

...

在文明時代，面對質疑，作出”合適“的回應，才是作為“文明人”的明智做法。

也許雜談

“網紅教授”只是別人給他的一個名稱，並不是他刻意追逐的。自打他離職的消息出來，“北大網紅教授離職”就幾度登上熱搜榜。不管是否離職，我覺得他是成功的，有智慧的，有勇氣的。

人紅是非多，北大同行的兩位教授對他有所質疑讓他再次上了風口浪尖。一個是對他身份的質疑，一個是對其學術水平的質疑。

去年底，同處北大國發院的唐方方撰文，質疑薛兆豐“北京大學教授”的身份：

北京大學招聘教師是有非常嚴格、認真的程序的。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去北京大學人事處好好打聽一下，這位先生是不是北京大學的正式教師，還北京大學教授呢。

唐方方還指責薛兆豐“誤人子弟”：“經濟學不是故事會，它是社會科學，但別忘了它也是一門科學，它有規律的，它不是一團橡皮泥可以讓你拿來當故事隨便搓、隨便揉、隨便講的。”

另一位則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汪丁丁，他稱自己關注過知識付費的商業模式，並表示一流的知識永遠免費。

“我無法忍受這一商業模式的折磨，它要求我反覆改變自己的表達直到商業團隊認為大眾能夠理解……我不可能背叛我自己。”

“能夠與金錢和權力交換的知識，必定是三流的，因為表達方式不可能繼續忠於只有一流知識才可表達的那種重要性感受。”

其實客觀的說，課是薛老師講的，北大的名頭確實為他吸引來了不少流量。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沒法上北大，在北大聽教授上課。但薛老師經濟學博士是真的，他是有智慧和實力的，或許他不是最優秀的，但他也通過一個平臺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普及經濟學的知識。離職與不離職都是他的選擇。人怕出名豬怕壯，所有紅火過的人都要經歷這一關。至於汪老師說一流的知識永遠免費我覺得未必，上學要錢、買書要錢、上網也要錢，從最簡單的角度說，知識從來就不是免費的。

路人甲M

先看看薛兆豐的履歷。

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博士，2003年到2008年，35歲到40歲之間，在喬治·梅森大學讀了5年，然後又在美國西北大學做博士後研究。

這說明，他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是什麼民科。他能到北大當教授，也符合北大的條件，比如，國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等，而不是靠投機取巧或者網絡影響力。

薛兆豐。（東方IC 圖）

他被冠以“網紅經濟學家”。這個詞組很有意思。網紅和經濟學家，這兩個詞單獨看都是正面的，但是結合在一起卻很荒誕。“網紅”，足以否定“經濟學家”。所以，汪丁丁說，

薛兆豐從北大辭職，是一個積極事件。很有可能，在得到上專欄的收入，給了他脫離體制的勇氣。不管怎樣，他以後靠自己也能養活自己了，而且也幾乎實現了所謂財務自由。

2013年9月22日，北京。 薛兆豐（左）對話國內頂尖經濟學家周其仁。（東方IC 圖）

很少有人能讀懂維特根斯坦，卡爾·波普爾也搞不懂，但這並不影響後者成為二戰後最偉大的思想家。更關鍵的問題是，像維特根斯坦那樣的著作，在當今中國，也絕沒有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可能。

本質上說，維特根斯坦的言說，恰恰是對現行“學術體制”的反抗和推翻。真正的“知識”，應該來自於個人對未知世界探索的興趣，它一定不是為了發論文而發論文，它是純個體的，而不是被體制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薛兆豐辭職，也許是很正確的一步。這讓人想起80年代改革開放剛開始時那些個體戶，他們掌握自己的命運，辛苦萬分而又讓人嫉妒。

現在的網絡技術，為知識個體戶提供了生存的可能。當然，專欄賣幾千萬不見得“有知識”，像咪蒙那樣做一個成功的公號，也不見得是什麼高明的“媒體”。但是，這種個人化的操作，仍然是難能可貴的。如果我們承認有一個“知識市場”的存在，那麼，個體戶的價值就是顯而易見的，他至少能為這個市場帶來思想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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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北京大學 網紅 職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