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帶一路”是一個特定的國際商業模式，以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為主，與沿線國家開展合作。這一國際商業模式有客觀的經濟基礎，有內在的合作共贏的微觀機制，在宏觀上可以助推世界經濟的平衡。“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抓手、一個平臺。中美雙方可以利用“一帶一路”內在的合作共贏機制，推動中美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正常發展。建議：第一，對“一帶一路”的宣傳要準確定位，重點突出經濟合作；第二，高度關注“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經濟效益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成本控制；第三，適時進行中國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第四，積極推動美國企業按照前面分析的模式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建設；第五，積極尋找機會參與美國國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
關鍵詞：“一帶一路” 國際商業模式 合作共贏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和中美貿易關係不是平行的關係，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在中美經貿關係發展到如今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年之後，我們可以在這兩者的結合方面做一些工作。
“一帶一路”這一國際商業模式有客觀的經濟基礎
“一帶一路”是一個特定的國際商業模式,以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為主，與沿線國家開展合作。習主席“七一“講話中提到“一帶一路”等重大國際合作項目。在去年廈門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習主席講，“一帶一路”不是對外援助計劃。其社會意義、政治意義會自然湧現出來。
這個國際合作項目為什麼能成立呢？從經濟學角度講，就是它的供需結合能夠自洽。中國有三樣供給的要素：第一個，產能。我們的鋼鐵、建材、水泥生產能力都富餘；第二個，中高端技術。第三個，我們有三萬多億的外匯存款，可以作為項目貸款的金融引導。而沿線國家呢，有龐大的需求，大約每年存在5000億美元以上的需求。客觀上有這樣的經濟基礎，把供給和需求結合起來，“一帶一路”應運而生。“一帶一路”這個名稱是後來想出來命名的。它是將歷史上歐亞大陸國家之間豐富的歷史文化記憶注入新的時代內容，古為今用，為現在發展服務。
“一帶一路”有內在的合作共贏的微觀機制
按照這種模式，就可以實現“雙贏”。首先，通過雙邊談判，我們和對方國家談好，要合作建五個項目。中國通過亞投行、上合組織、新開發銀行、新絲路基金等，發放100億美元的“軟貸款”。大家都知道，軟貸款的利息和使用條件是比較優惠的。發放貸款之後，對方拿這些貸款和中國的中鐵建、中交建、中電建等簽訂項目建設合同。中國企業拿到訂單之後，就去對方國家開始建電廠、建港口、建高速公路。中國得到什麼好處？第一個，把產能利用起來了。拿到訂單之後，我們的築路機廠就開起來了，下面的發電機廠、輪胎、鋼鐵、水泥廠等都運轉起來了。第二個，因為是做國際項目，不是對外援助，是有平均利潤率的，一般在15%左右。那麼，對方國家能獲得什麼好處呢？如果他們依靠財政積累，一時沒有這筆錢；靠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也不夠。就是說，如果要自己完成這5個項目建設需要20年時間，但是和中國合作，3-5年就可以完成，這樣就可以解決它現代化發展中基礎設施“短腿”的問題。另外，這個項目建設完成之後，中國的建設隊伍撤走，基礎設施留在那個國家永遠為其服務，可以用上80-100年。這就達到了“雙贏”。
所以，“一帶一路”本身是有合作共贏的機制的。除了亞洲國家之外，非洲國家也可以加入。比如肯尼亞缺少港口，我們也可以按照這個方式合作。這幾年苦於總需求不足的歐洲國家一看，覺得是個好東西，也想加入，那就可以和我們組成一個“聯合公司”，“第三方計劃”應運而生。歐洲把它們的好東西比如先進技術帶來，和中國組成“聯合公司”，再分配建設利潤，實現“多邊”共贏。正是由於存在這層利益關係，所以歐洲國家總體上對“一帶一路”抱正面響應的態度。默克爾是訪華次數最多的歐洲國家元首。每次都會簽訂單。當然，他們的價值觀和我們不一樣，話語體系不完全相同，不可能講和我們一模一樣的話，但是雙方之間確實存在共同的經濟利益。那麼，美國、日本行不行呢？兩年前，我這個模型開發出來以後，我認為美國、日本也是可以加入“一帶一路”的。為什麼？因為存在合作盈利機制。美國、日本也有好東西，他們合作加入“一帶一路”建設之後，再分配利潤就是了。另外，中國也可以在與美國和日本企業合作中學到很多東西，何樂而不為？當然，這只是經濟理論上的推導，美日加入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去年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的時候，美國、日本都要派代表來調研、摸情況。去年六月中美經貿會談結束之後，中國國務委員與特朗普會見。特朗普特地講了一句：美國願意參加“一帶一路”有關項目的合作。日本現在就有加入的可能性了。
“一帶一路”在宏觀上可以助推世界經濟的平衡
除了可以實現微觀共贏以外，“一帶一路”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在宏觀上助推世界經濟的平衡。去年全球GDP增長3.5%，和之前3.1%相比，已經不錯了，但是還沒有達到金融危機之前4%的增長速度。差多少呢？大概相差8000億-10000億美元。總需求不足成了全世界的通病，歐美國家有供給能力，但是沒有好的項目，現在看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覺得很好啊，想要一起加入。現在中國就創造了這樣一個條件，從而填補了總需求中20%—25%的缺口。我們可以計算一下。假定正常情況下，“一帶一路”每年給沿線國家投400億美元（當然這400億是要還的）。根據投資乘數1：5，就形成了2000億美元的需求，這樣就佔到了8000億-10000億美元需求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所以“一帶一路”建設客觀上助推了世界經濟平衡。所以在前年8月的中央座談會上，習主席提出了觀點：“一帶一路”的本質，可以從宏觀上講助推世界經濟再平衡。如果我們在2013年不提“一帶一路”，自己的產能就這麼空放著，而需要基礎設施的國家也只能著急地靠自己慢慢來。現在我們抓住了這個時機，推出了這樣的平臺，就可以在微觀上實現合作共贏，在宏觀上助推世界經濟再平衡。現在被廣為叫作中國貢獻的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抓手、一個平臺。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存在這樣一個內在機制，“一帶一路”深入推進下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就有基礎了。如果我們通過合作，在十年以後做成了100個這樣的項目，人類命運共同體自然就構築起來了。當然，做的過程很不容易，需要做很多事情，但客觀上，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是可以成立的。
現在的問題是，“一帶一路”要走向更加務實、更加註重合作共贏效果的發展階段。現在很多沿線國家都覺得“一帶一路”是好東西，但是中國究竟想要幹什麼，一些國家還搞不懂，產生了疑慮。再加上西方國家的各種宣傳，包括地緣政治等，影響了對“一帶一路”的認識。所以，我覺得，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第二個五年開始，要更加務實，爭取做成幾十個標誌性項目，後面的效應自然就會出來。與沿線國家的各種促進關係，政治、經濟、社會的，自然會顯示出來。企業家的行為就是在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貢獻。它不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
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美經貿關係正常發展
關於中美經貿和“一帶一路”的關係。中美貿易關係很重要。美國雖然不在“一帶一路”沿線，但它畢竟還是世界第一強國，對“一帶一路”建設有很重要的影響。如果中美貿易戰爆發，會影響全球地緣政治，扭曲國際經濟合作，破壞產業分工體系，引發全球文化價值的衝突，阻止全球化的進程，影響“一帶一路”“五通”的實現。中美雙方可以利用“一帶一路”內在的合作共贏機制，推動中美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正常發展。
從長時期看，我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是有邊界的，它受中國國力、產能、資金的限制。現在我正在做這方面的經濟學模型，在此提出這樣的觀點：“一帶一路”不是無限膨脹，不是我想怎麼幹就能幹，它是會受邊界制約的。因為一個國家在一個時期都有一定的國力，比如能提供多少貸款、建設能力達到什麼規模等。
如何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美經貿關係正常發展，提出以下六條建議。
第一，對“一帶一路”的宣傳要準確定位。建議在該倡議提出後的第二個五年，把它作為一個國際合作計劃、一個國際商業模式進行宣傳推進。重點突出經濟合作。
第二，要高度關注“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經濟效益和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成本控制。在第一個階段，中國國企走出去，更多的是完成國家任務，不夠注重成本效益核算，今後需要特別注意。對於民營企業更是如此。項目能否盈利，是決定“一帶一路”能否成功的最關鍵因素。因為“一帶一路”不是經濟援助，不是出於政治目的，也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我們是和平發展，經濟效益很重要。
第三，適時進行中國固定資產大規模更新，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現在對企業進行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更新，可以為下一輪經濟高漲提供物質準備。因為固定資產更新一般是同技術改造緊密結合在一起。固定資產更新可以是原樣更新，也可以是以革新的形式來進行。在目前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條件下，必須採用後一種方式。馬克思在談到固定資本的更新時說：“它們不是以原來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進行補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90～191頁）。美國很多製造業技術走在我們前面。我們可以利用現在這個時機，儘量採購美國的先進技術和設備，通過加速折舊進行固定資產更新。加速折舊既可增加設備採購，又可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後勁。
第四，要積極推動美國企業按照前面分析的模式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建設。中國企業可以從與美國企業的合作中學到很多東西，利用“幹中學”的效應提高技術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時，在建設中運用美國的電子產品和機械產品，進行貿易平衡。比如，與美國企業合作進行建設的項目，三一重工的暫時不用，採用美國卡特彼勒的。後者雖然貴一點，但一方面貿易可更平衡一點，另一方面還可學習先進技術。
第五，要積極尋找機會參與美國國內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特朗普提出，美國有5000億-10000億美元基礎設施項目建設計劃，委託他們的交通部長趙小蘭執行。前一段時間趙小蘭來了。現在美國的高速公路舊了，機場小了，港口要翻修了，誰來建？由中國企業建是最合適的，因為中國企業建設的性價比最高。比如，我們是項目主體，但可僱用美國的工人，採用美國的機械設備，和美國企業合作建設。這樣，我們的建設能力、標準就得到了運用，同時又緩和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加強了和美國的經濟聯繫，從而可以合作共贏。當然，今後還可以靈活變動。比如，中美可以合作建10條高速公路，9條是要盈利的，第10條可以送給美國，命名為“中國路”。100多年前，曾因為庚子賠款有了清華學堂。當然，庚子賠款對我們來說是恥辱。現在，我們中國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可以主動和美國進行合作，建高速公路就是一個標誌性項目。當然我們不是白送的，是用前九條路賺的錢來修第十條路。這是我的一個構想。這樣也可以加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進一步促進中美貿易關係發展。
第六，關於中美貿易差額，也提一個建議。中國商務部或者民間團體可以有意識地做一些美國產品的海外採購業務，這樣既可滿足國內消費需要，同時又可爭取有500億-600億轉移到美國產品的採購上。這樣，兩邊的貿易差額可以進一步縮小。
總而言之，我提出以上六條建議，一方面是為促進“一帶一路”做得更好，發揮其內在的合作共贏機制，另外一個方面，是希望中美貿易關係在經歷過摩擦之後能在比較平穩的軌道上前進。目前推進“一帶一路”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戰略性長遠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謝謝大家！
（陳甬軍，系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副院長、商學院教授；本文根據其在2018年5月26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舉行的“開放發展的世界與中美關係研討會”上的發言記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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