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國是見長於技術發明與工程創造的文明古國，也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傳統科技知識體系。從青銅禮器和工具的鑄造、生鐵冶鑄技術的發展，到都江堰、萬里長城等大型工程的興建，古代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四大發明的創造與傳播，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且大大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甚至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傳統天文學以天象與數值計算的歷法為主，其天象記錄以連續性和資料完整性而著稱於世；傳統數學則注重解決實際問題，《九章算術》、割圓術、圓周率的精確計算及高次方程的數值解法和多元高次方程組解法等，盡顯其知識體系與水平；中醫和中藥學是迄今仍發揮重要作用的傳統科技知識分支［1］。
中國科技在古代居於世界領先行列，在宋代前後達到高峰。然而，自14世紀初以後，中國卻少有影響世界的重大科學發現、發明與創造。在經歷從西學東漸到有限工業化，再到改革制度、建設新文化等早期探索之後，中國科技事業逐漸建制化。但受整體局勢影響，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方在重組、規劃、調整的基礎上，逐漸構建起中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與體制，並在改革開放以後持續加快發展。
一、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
16世紀末，歐洲傳教士來華，通過傳播科學輔助傳教，西方科學技術隨之逐漸傳入中國。明朝禮部尚書徐光啟等學者由此認識到西方天文學、幾何學、地理學、力學等科學知識及火器、鐘錶等技術的先進性，提出由“翻譯”到“會通”的“超勝”西洋的路徑［2］。不過，在20世紀初之前，中國傳統的科技知識體系並沒有多少改變。
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洋務派官員發起自強運動，建立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和福州船政局等20多個軍工企業，引入西方近代技術和設備，仿造“堅船利炮”等產品，通過船政學堂和派遣少量留學生等舉措培養技術人才。由於“洋務運動”侷限於兵器製造，未發展基礎工業和完整的科學技術事業，技術發展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循環。北洋水師的覆滅宣告自強運動的失敗，此後的技術轉移進一步向民用領域擴展，科學知識持續傳播併產生社會影響。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學歐美和日本蔚然成風，以留學日本的學生規模最大。上萬名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所學專業涉及師範、實業、軍事、法政、醫學、理化等，幾乎涵蓋當時日本學校中的所有科目。留學歐美以庚款資助生為代表，通過嚴格考試分批選拔官派留學生，雖然人數不太多，但湧現出不少學有所成的優秀人才，其中不乏中國近代許多學科的擘畫和肇創者［3］。留學日本和歐美的學生在接受新思想與新知識的啟迪之後，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重要力量。
20世紀，形成於歐美的近現代科學技術終於全面傳入，並在中國紮根和成長。在天津中西學堂和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後，1903年“學制改革”和1905年“廢除科舉”，為科技教育的變革創造了制度條件。“五四運動”前後，“科學”和“民主”思想逐漸紮根，科學家和工程師逐步成為獨立的社會角色，中國科學研究活動的體制化進程加快，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自發組建學會等民間學術組織，如在詹天佑、任鴻雋、黃炎培等的號召下，先後建立中華工程師會（1913年，1915年改名為中華工程師學會）、中國科學社［4］［5］（1915年）、中華職業教育社（1919年）等，並創辦《工程》《科學》《教育與職業》等科技與職業教育期刊；一批科學研究機構也建立起來，如中央地質學調查所（1916年）、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2年）、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1923年）等；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陸續建立起中央研究院（1928年）、北平研究院（1929年）、中央工業試驗所（1930年）、中央農業試驗所（1931年）等國立科研機構。此外，當時的一些知名大學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也相繼設立了數理化天地生等自然科學基礎學科。“科學精神”在中國逐漸流傳，“求真”成為“科學”和“科學精神”必須遵循的鐵律。自此，人們對科學的本質和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開始強調要用“科學”的尺度衡量世界一切事物，崇尚理性、反對迷信和愚昧。
抗日戰爭時期，我國正常的科學技術研究活動受到很大沖擊，許多科研機構被迫轉移，許多知識分子顛沛流離，學術活動難以正常進行。但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研究活動並沒有完全停止，一部分科研力量得以保存。其中，1938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使得中國科學研究的一部分骨幹力量得以繼續從事研究活動，並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研成果，培養了大量科學研究人才。例如，華羅庚於1941年出版《堆壘素數論》，1940年周培源在國際上首次提出速度脈動方程在湍流理論中的研究問題等。同時，由於抗日戰爭的需要，與軍工相關的技術研究及產業活動得以加強。例如，1939年建立了中央機器廠、1943年成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而且，當時的國民政府還擴大並增設了一些新的研究機構，如1939年的航空研究所；中國共產黨也在延安等地建立了一系列科研機構，如1939年在延安設立自然科學研究院，1940年成立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等。
總結20世紀前半葉的歷史可以看到，現代科學技術在中國逐步建制化，為以後教育和科技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科學技術的規劃與突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科技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重組和規劃的基礎上，系統地構建起了新的科技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即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機構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科學院，並由其統籌及領導全國科學研究事業［6］［7］。中央政府還在20世紀50年代對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改革學科專業佈局，改善高校的地區分佈，發展以工科為重點的專業學院。
1956年，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組織全國數百位科技專家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以下簡稱《遠景規劃》），由此形成“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的科技發展模式，並逐漸建立起各類科研機構、相關管理部門和社團。由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機構、高校、中央各部委科研機構和地方科研機構等組成的科技“五路大軍”就此形成［8］。《遠景規劃》成功實施，填補了中國科技的許多空白，滿足了國家戰略需求，對科技事業、國防安全、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9］。1958年，中央對科技管理機構進行調整合並，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各級政府相應陸續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形成了中國的科技管理體系。1964年，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首次提出要實現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
這個時期，中國的科技事業迅速發展。以錢學森、鄧稼先、錢三強等為代表的科學家帶領實現了“兩彈一星”工程的重大科技突破，大大增強了國防實力，並帶動了相關科技領域的發展。此外，中國科學家還在其他科技領域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如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等單位成功獲得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結晶，屠呦呦等科學家發現青蒿素併合成青蒿素的酯類、醚類、碳酸酯類衍生物等。
在工業領域，中國由引進技術轉向自力更生，逐步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工業門類。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中國從蘇聯和東歐引進技術與成套設備，展開以156項工程為核心、921個大中型項目為主體的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特別加強了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建設，從而構建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中國工程師在自力更生中消化、吸收先前引進的技術，研製出一些重要的裝備和產品。1964年，中國在中西部地區開始進行以戰備為目的的“三線建設”，進一步改變了工業佈局。地質學家提出“陸相生油”理論，石油部和地質部在松遼平原發現大慶油田，自此中國甩掉“貧油落後”的帽子，實現石油基本自給。
三、改革開放迎來“科學的春天”
科學技術的水平始終關係到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與安全。但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的科技事業遭受重創，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再次拉大。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與西方國家和日本逐漸恢復正常科技交流與合作。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相繼訪華之後，中國與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等國的科技交流破冰之旅循序展開。
“文化大革命”以後，國家率先在教育和科技領域出臺一系列重要舉措，先後恢復了高考、研究生教育制度，調整國際交流與留學政策，全面重整科研秩序。1978年3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講話中全面闡述了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地位、發展趨勢、戰略重點、對外開放、人才培養等，鮮明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等著名論斷，將科技的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作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最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從而進一步為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戰略指引，開闢了更為廣闊的道路。
鄧小平一再強調要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以縮小同世界先進科技水平的差距。從1977年7月到1979年初，他多次會見李政道、楊振寧等美籍華人科學家，請他們幫助引進、發展先進科技，培養科技人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與科技發達國家的科技交流合作日益廣泛和深入，為提升自身科技水平、培養優秀人才和推進工業化等做出了重要貢獻。1979年1月31日，鄧小平在訪美期間與美國總統詹姆斯·厄爾·卡特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近40年來，在該協定框架下，中美兩國簽署了50多個議定書，涉及能源、農業、環境、基礎科學等20多個合作領域。
此外，1978年，國家開始制定和落實全方位擴大派遣留學人員的政策。1978年12月，首批以科技、教育工作者為主的50名訪問學者赴美留學、進修，揭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向美國派遣留學人員的序幕。同一時期，中國還向歐洲國家、日本等許多國家派遣留學生，形成留學大潮。此外，自費留學也蔚然成風，規模越來越大。大批留學生學成回國後，將先進的科技知識帶回國內，為提升我國的科研、教育和產業發展水平做出了重大貢獻。
四、改革科技體制與建立國家創新體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城鄉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科技改革開放也逐步展開並不斷深入，科技事業各方面工作發展迅速，但原有體制對科技發展的制約日益明顯，且科技與經濟脫節問題日益突出。為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需要，1985年3月，黨中央及時作出《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制定了科學技術必須為振興經濟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迅速商品化等方針，動員科技界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這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與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奠定了政策基礎。同時，提出“研究所實行所長負責制”，強化了研究所負責人的職責權限, 調動了研究人員的積極性, 使科研活動更為符合科學研究活動自身的規律。此後，國家按照“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思路，啟動了以改革撥款制度為切入點的科技體制改革，重點改革運行機制、組織結構和人事制度。1988 年9 月, 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從而將科學技術擺到了經濟發展首要推動力的地位，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奠定了極為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為了解決長期存在的科技、經濟“兩張皮”問題，1992年，中國科學院將辦院方針調整為“把主要的科技力量投入國民經濟建設主戰場，同時保持一支精幹力量從事基礎研究和高技術跟蹤”，開始實行“一院兩制”。以“兩海兩通”（科海公司和京海公司、四通公司和信通公司）的成立為源頭，技工貿一體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逐漸興起並不斷髮展壯大。隨著改革的持續深入，一批應用開發類科研機構完成企業化轉制，逐步建立起科技型企業運行機制；基礎類、公益類科研院所則進行分類改革，優化、精簡機構和隊伍，在此基礎上，開始探索建立現代院所管理制度。
在逐步改革研究機構撥款制度的基礎上，中國的科技事業開始引入競爭機制。一方面，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工作中建立起“擇優支持”的基金制度；另一方面，開始實施國家科技計劃，並逐步實行科技計劃面向社會公開招標和簽訂承包合同的管理辦法。1986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在“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試點、運行的基礎上成立，逐步成立了數理科學部、化學科學部、生命科學部等八大學部，形成由探索、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組成的資助格局。隨後，開放實驗室、“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和“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973計劃）等一系列科技計劃和舉措陸續出臺，逐漸建立起開放、競爭的科研資助體系。通過這些資助、計劃的佈局和實施，中國在基礎科學、高技術科學等相關領域取得了世人矚目的科技成果，並培養出一大批面向國際前沿的優秀科技人才，為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奠定了基礎。計劃實施過程中形成的管理經驗、體制機制更值得未來的研究計劃、科技管理借鑑。
在1995年5月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這是繼1956年號召“向科學進軍”、1978年迎來“科學的春天”之後，中國科技發展進程中又一個重要里程碑。1998年6月，國務院決定由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試點，率先啟動“知識創新工程”，在科技佈局、人事制度、資源配置模式、科技評價與獎勵制度等方面進行大規模、深層次的改革，初步建立起適應科技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的現代院所制度，這也為中國科技發展、科技體制改革和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積累了經驗。人才是中國科技事業的根本，中國不斷推進人才引入與人才評價事業的進程，相繼實施了“百人計劃”“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高目標、高標準和高強度支持的人才引進與培養計劃，為引進優秀的海內外拔尖人才與學術帶頭人起到了積極帶頭作用。
科技體制改革的持續深化，帶來科技事業的蓬勃發展，有力推動了產業進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家電產業高速發展，僅用發達國家一半左右的時間即實現了從引進技術到規模化創新。轎車工業在“以市場換技術”的思路下迅速發展，由合資企業牽引，一大批本土企業和民營企業迅速崛起。高鐵創造了技術引進帶動技術創新的佳績，引領了中國交通的高速發展，成為“中國製造”和“走出去”的閃亮名片。袁隆平研究與開發的雜交水稻技術和李振聲研究與開發的小麥遠緣雜交技術，不但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也為世界糧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貢獻。1992年，載人航天工程正式開始實施，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國在載人航天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成為繼蘇聯（俄羅斯）、美國之後世界第三個載人航天大國。在眾多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突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設運行、鐵基超導、超級計算機等一批標誌性重大科技成果湧現，同時還參與了世界人類基因組計劃，積極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為中國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科技大國奠定了重要基礎。
五、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
黨的十七大作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2006年2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簡稱《綱要》）正式發佈，明確了“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工作指導方針，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為在21世紀中葉成為世界科技強國奠定基礎。《綱要》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線，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目標，對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等作了全面部署，成為至2020年中國科技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這一時期，科技投入持續快速增長，“十一五”期間全社會研究與開發經費年均增長23.5%。科學技術部組織實施了16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在國家層面制定了自主創新配套政策和實施細則。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於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啟動實施“千人計劃”，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實驗室、學科、中央企業、高技術開發區等，引進一批能夠發揮重要作用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2010年6月，國務院發佈《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012年8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啟動實施“國家高層次人才特殊支持計劃”，簡稱“萬人計劃”，計劃用10年時間，選拔並重點支持10 000名左右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哲學社會科學及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傑出、領軍人才。
《綱要》實施以來，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科技人才隊伍快速壯大，科技進步和創新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生改善和國家安全中發揮了重要支撐引領作用。這一時期，湧現出一批具有較高科學價值及社會經濟、軍事意義的科學、技術及工程成果。
例如，在科學研究方面，成功繪製完成第一個完整“中國人基因組圖譜”（2007年）；在國際上首次實現了具有存儲和讀出功能的糾纏交換（2008年）；世界上首個非圓截面全超導託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首輪物理放電實驗取得成功（2009年）；實驗快堆實現首次臨界（2010年）；水稻基因育種技術獲突破性進展（2010年）；發現大腦神經網絡形成新機制（2011年）；空間環境監測網建成“子午工程”創世界第一（2012年）。
又如，在技術及工程創新方面，神舟系列飛船9次升空，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實現載人航天的國家；我國首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升空（2007年）；我國首列國產化時速300公里和諧號動車組列車（CRH2-300）竣工下線（2007年）；我國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支線飛機ARJ21-700在上海飛機制造廠總裝下線（2007年）；我國首臺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由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研製成功（2009年）；首座超導變電站建成（2011年）；首座超深水鑽井平臺交付（2011年）；“蛟龍”號載人潛水器突破7000米深度（2012年）；我國首艘航母遼寧艦入列（2012年）等。
六、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孕育興起，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世界大勢所趨，中國既迎來難得的機遇，也面臨嚴峻的挑戰。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指出，要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16年5月，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發出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召。同月，《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發佈，提出了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強國的“三步走”戰略目標，形成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
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科學院，提出“率先實現科學技術跨越發展，率先建成國家創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率先建設國際一流科研機構”的“四個率先”要求；2014年7月，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暨全面深化改革綱要》（簡稱“率先行動”計劃）；2014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作出重要批示，提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的“三個面向”要求。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制定實施“率先行動”計劃，開始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創新發展的新探索。
國家創新體系格局進入深入調整的新階段。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在若干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2017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國家實驗室組建方案（試行）》，明確了國家實驗室的戰略定位和指導思想，設計了開放流動、競爭合作、充滿活力的新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為國家實驗室建設提供了制度依據和運行規範。同時，國家加快了區域創新高地建設，提出並啟動建設北京、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3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推進京津冀、上海、廣東、安徽、四川、武漢、西安、瀋陽等8個區域全面創新改革試驗。
2016年7月，《“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正式發佈，明確提出在實施好“核高基”（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礎軟件）、集成電路裝備、寬帶移動通信、數控機床、油氣開發、核電、水汙染治理、轉基因、新藥創制、傳染病防治等已有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基礎上，面向2030年，再選擇一批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重大科技項目和工程，即“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力爭有所突破。與此同時，進一步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國家重點研究與開發計劃和“十三五”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科技計劃和項目。
近年來，國家陸續發佈《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出臺了中央財政科技計劃改革、科技經費管理改革、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政策等一系列新舉措，同時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推進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充分激發科技創新活力。其中，科技計劃改革是突破口，針對原有計劃體系日益突出的重複、分散、封閉、低效等問題，建立公開統一的國家科技管理平臺和構建新的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體系框架與佈局，著力解決制約科技計劃引領帶動創新發展的深層次重大問題，更好地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科研體制改革進程的加快，在廣大科研人員的努力下，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科技創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取得多項歷史性突破，如量子通信領域全面保持國際領先地位，“中國天眼”（FAST）建成啟用，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獲得重大科學發現，光量子計算機、外爾費米子、“實踐十號”、碳衛星、硬Ｘ射線望遠鏡等一系列突破使我國在這些前沿領域躋身世界先進或領先行列。面向國家重大需求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如神舟十號與天宮一號、神舟十一號與天宮二號成功對接，我國深海科考挺進萬米時代，北斗衛星導航系統（BDS）實現全球組網，運-20大型運輸機首飛成功，我國首艘自主研製的航母下水，先進核能、超強超短激光、高性能計算、人工智能、雲計算等領域取得系列重大突破。面向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提供更多科技供給，如在機器人與智能製造、新材料、新藥創制、煤炭清潔高效利用、農業科技創新、資源生態環境、防災減災等方面，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和轉化示範工程落地生根，取得顯著經濟和社會效益。
經過60多年的長期積累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和水平快速提升，產出數量位居世界前列，產出質量大幅提高，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擘畫為我國的科技創新繪就了新藍圖、指明瞭新方向，科技創新將會迸發出更加澎湃的動力，強勁推動我國加快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研究編撰人員（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小偉 王彥雨 甘泉 劉細文 李萌 汪克強 張柏春 蔣芳 蔡長塔
參考文獻
［1］白春禮．當代世界科技.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6：18-19.
［2］張柏春. 近現代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戰略選擇. 中國科學院院刊，2006，21(6):454-459.
［3］謝長法.中國留學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39，107.
［4］樊洪業.《科學》雜誌與中國科學社史事匯要（1914-1918）.科學，2005，57（1）：38-41．
［5］冒榮.科學的播火者——中國科學社述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68.
［6］董光璧.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 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449-529.
［7］樊洪業.中國科學院編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
［8］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778-779.
［9］路甬祥.中國近現代科學的回顧與展望.自然科學史研究，2002，21（3）：193-209.
本文摘編自中國科學院著《科技強國建設之路：中國與世界》一書中篇部分第九章，略有改動。
科技強國建設之路：中國與世界
中國科學院 著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8.02
ISBN 978-7-03-054784-2
《科技強國建設之路：中國與世界》以科技強國建設戰略研究為主題，在回顧世界科技強國發展演進歷程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羅斯等主要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和國家創新體系，總結分析了其經驗教訓；在研究歸納科技強國基本特徵和關鍵要素的基礎上，分析了我國具備的基礎與優勢、面臨的形勢與挑戰，並根據黨的十九大戰略部署，從科技創新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與政策舉措等方面系統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性、針對性意見建議；從新時代國家創新發展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發展前沿趨勢出發，提出加快若干重大創新領域/ 平臺發展的重點科技佈局和路徑、分階段發展目標與相關政策措施。
目 錄
上篇 代表性科技強國的發展路徑
第一章 世界科技強國的發展演進 3
第二章 英國的科技強國之路 17
第三章 法國的科技強國之路 45
第四章 德國的科技強國之路 63
第五章 美國的科技強國之路 86
第六章 日本的科技強國之路 115
第七章 俄羅斯的科技強國之路 137
中篇 中國建設科技強國的戰略選擇
第八章 科技強國的基本特徵與關鍵要素 163
第九章 近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的歷程 182
第十章 中國建設科技強國的基礎與優勢 201
第十一章 中國建設科技強國面臨的形勢與挑戰 219
第十二章 中國建設科技強國的目標任務與舉措 235
下篇 中國建設科技強國的重大創新領域
第十三章 信息領域 257
第十四章 能源領域 285
第十五章 材料領域 305
第十六章 空間領域 320
第十七章 海洋領域 337
第十八章 生命與健康領域 354
第十九章 資源生態環境領域 379
第二十章 基礎前沿交叉領域 401
第二十一章 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424
第二十二章 數據與計算平臺 436
縮略語對照表 457
後記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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