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那些事之
“双抢”的记忆
“双抢”，在我们南方，就是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一般都在七月份，有“不栽八一禾”之说。我第一次参加“双抢”是在1983年的七月放暑假，父亲让我去挣点工分，记得我是2分（我还不是劳动力），父亲8分，一个强壮的劳动力10分（有“十分头”的说法）。有一天，我割稻子的时候，割到了手指头，血直流，钻心的痛，哭着回家，父亲知道后，在田堘边采了一些禾镰草（说是专门用于治被镰刀割手后出血的）回来，给我敷上，母亲用碎布条把我的手指头包好，渐渐地不太痛了。第二天，生产队长让我递禾件（就是把大人们割好的、又分成一小捆的稻子，递给踩打谷机的人，让他们把稻子脱落下来），不小心，手指头被禾衣牵扯到一下，那个痛哦，比昨天割到手时更痛。还有就是南方水田里蚂蟥很多，双脚浸泡在有点烫的水里，不时会痒痒的，开始不知道是蚂蟥，痒的不耐烦，提起脚一看，一条黑黑的东西，趴在脚脖上，用手一扯软软的，越扯越长，用力一扯这东西是被扯下来了，开始有点痛，但是血却不停地流，大人们说，这是蚂蟥，不要怕，等下血就不流了。后来经过一次，一丘田的水稻脱粒完了，走上田埂，双脚脖趴满蚂蟥，双手不知所措地扯，不过都是小蚂蟥，所以不会那么痒，没有及时发现，这时双脚血流不止，用水一洗粘糊糊的；一些大人或者调皮的男人会拿蚂蟥吓漂亮的女人，这也许是繁忙“双抢”中的一种乐趣吧。人生第一个“双抢”就这样小心翼翼地熬过去了。
一
1984年家乡实行“包产到户”，从此，每年我都要参加“双抢”，父亲把农事安排的妥妥的，7月初父亲会挑选一些稻穗比较饱满的田块的稻子，先割起，晒干，把这样做出来的米饭盛两碗，再做三个菜，拿两个酒杯，些许香纸鞭炮用菜篮担到那些还没有割的自己家的水稻田边，点香、烧纸、放鞭炮，谓之“请五谷神”，祈求“五谷神”保佑来年有更好的收成，请过“五谷神”回来，母亲重新把菜热一遍，再炒几个菜（一般都是九个菜），一家人坐在一起喝着自己酿的谷酒，吃着喷香的米饭，谓之“吃新米”，年年如此。
等到7月14日，父亲就准备着开始割谷（割稻子）了，虽然分了家，但是割谷还是合并起来的。开始是先把我和父母亲责任田的稻子割起的，从1985年起，就把大哥家责任田的稻子先割起，因为大哥在供销社上班，放农忙假有时间限制，为这事，家庭间曾有过争吵。我家每年的“双抢”都是在7月15日开始的，父亲、我、二哥一直参与“双抢”始终，母亲在家负责做饭、晒谷。经过去年的锻炼我再没有割到过手指头，但是经常会被蚂蟥叮，习惯了也就不怕了，父亲告诉我，蚂蟥叮你，不要用手扯，要用手拍打，它自然会掉下来的，后来一试，拍打得它卷成一团掉下来了。
二
家旁边的田块割的差不多时，父亲就拿出犁、耙等开始耕田准备栽插二季晚稻，当大哥的田把秧都插好，大哥的假期也快满了，父亲就会安排一天时间统一去杨梅湾（朝阳乡的一个自然村）割谷。由于做十里亭水库，调整了一部分田在杨梅湾，距离我家4、5华里路，并且都是狭窄的山路。听父亲说要到杨梅湾去割谷，我就害怕的一整晚睡不着觉（想起路又远、天又热、肚子又饿，中午还要挑一担谷回家）。第二天母亲4点钟就起床做饭，父亲挨个把我们兄弟三人叫起来，箩筐四担、畚斗一个、镰刀四把、打谷机等这些割谷用的家伙什父亲都把它们摆放在大厅里了。吃完早饭已经5点钟，大哥、二哥抬着打谷机，我和父亲担着箩筐、畚斗，斗笠（这时没法戴也不用戴）还有一壶冷开水，一起趁着早晨的凉爽出发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迷迷糊糊地到达地点，杨梅湾的田畈已经是热火朝天，我们父子四人下田开割，这块田的水已经被父亲头一天放干了，是为了挑谷回家时，没有浸水的稻谷会轻点，同时也就没有蚂蟥了。可以打赤脚也可以穿着拖鞋直接下田，早上起得早我们都穿着长衣长裤，割到太阳出来了一会，才显得有点热（但穿长衣长裤防太阳晒，回家脱下来后，人也就不会显得太热，所以后来“双抢”时就不穿短裤背心，都是穿长衣长裤），这时，母亲挑着稀饭和一些凉开水来了，父子四人把一丘田全部割完，歇下来，父亲和哥哥他们轮流抽着旱烟，然后就一起喝稀饭，补充一点能量，喝完稀饭，母亲挑着钢精锅、碗筷接着就回家做中饭了。我们安装好打谷机，开始打谷，我递禾件（割好的分成一小捆的稻子），哥哥两人打谷，把打谷机踩得震天响，一边脱粒一边把稻草放在打谷机边上的镰刀割断（打谷机两边插着两把镰刀），丢回田里，父亲在打谷机后面的禾桶里“出谷”，一畚斗一畚斗地把谷装在箩筐里，父亲趁禾桶里谷没有太满，就把割断的稻草较均匀地散发到田里，烂掉的稻草可做肥料（家门口的田会留一部分稻草给牛吃或人铺床，也把猪、牛栏粪等有机肥挑些倒进田里增加肥力）；一直干到12点左右才脱粒完，打谷机就暂时放在杨梅湾的亲戚家（下次插秧或耘田再抬回家，后来几年父亲会联系亲戚家，错开割谷时间，借用亲戚家的打谷机，就不用家里抬去了）。这时候已是骄阳似火，热浪一阵一阵袭来，又饿又热，父子四人一人挑着一担谷子返回，我年龄小，就装的少点，万一遇到装不完，每担就装同样多，二哥会在父亲和大哥歇气时，返回帮我担一下，就这样轮流着担到了家。母亲已经做好饭在晒谷场等着我们，放下谷担，她开始晒谷。我们去家门前面的水库痛快地洗澡，刚下去，水是热的，越往下去水越凉爽，澡一洗，人也精神多了。回到家，母亲已经把谷晒开，菜也摆上桌，父亲习惯地就着酒瓶喝上一大口，两个哥哥把酒倒在酒杯里，我喝啤酒，母亲在猪栏里喂猪。那啤酒是早上母亲放在家里用水浸着的，一口喝下去，全身凉爽。母亲喂完猪又到晒谷场里翻晒了一遍谷子，等我们吃饭时，母亲才来一起吃饭，年年如此。吃完饭我们三兄弟就午休了，一睡就一下午，父亲休息了一会又端起锄头去看田水（放水），母亲守着谷一怕鸡、鸭、鹅、麻雀等来吃谷子，二怕下雨（有时我们正在吃中饭，母亲守着谷子，看到天上有乌云，会边观察，边把谷子推拢，一旦有下雨的迹像，母亲马上用畚斗把谷子装进箩筐里，我们慌忙放下筷子赶到晒谷场去把谷挑回家，晒谷场距离我家有百把米远，为了把谷尽快装完，母亲总是把谷装在大箩筐里，一次我挑了一担谷，把我压的直不起腰，跌跌撞撞担到家；父亲笑眯眯地说，你能挑这么重了，称下几斤。一称115斤，我哪里是挑，简直是驮回家的，到现在背还有点驮，后来穿上军装脖子离开衣领都有点距离）。杨梅湾的稻谷割了，我家的抢收也就完成了，大哥的假期也满了；抢种就剩下父亲、二哥和我。
三
插秧一般在早晨或者傍晚，傍晚水田的水有点烫，所以早晨是最适合插秧的时间段，新秧苗易于扎根成活，人也轻松痛快。父亲总是会在头一天的下午叫我们一起把秧苗扯好；扯秧时我总绑不好秧，父亲一遍一遍地教我，秧苗是会绑了，但是不结实，抛远点就容易散；我们把秧苗挑到家门口的树荫底下用柴或者禾稿遮挡着（绑禾稿无论父亲教了我多少遍，我都绑不好，到后来慢慢地就绑了个模样出来，可以说是没有学会）。第二天一早把秧苗挑到田埂边，先要把秧苗抛下田；抛秧也有技术，要隔开一段距离抛一个，然后就是下田插秧，父亲说一排你先插六株，双脚骑着两株，左右各两株，以后再慢慢地栽多株，“十分头”的劳动力可以栽七到九株，我一直都是栽六株，头几年，要先拉一下划行器（4*5什么的），我顺着格子栽，可到了转弯就把划行器划好的所有格子踩乱了，后来父亲干脆不用划行器，自由栽，遇到转弯向左或向右少栽几株，弯就转起来了。父亲教会了我栽田（插秧），最难受的也是去杨梅湾栽田（插秧），我最害怕挑担，一个肩膀挑，没有多大力气。不过比抢收轻松些，是去的时候挑，返回家是挑着空畚箕（一种装柴草、秧苗、薯藤等的农家用具）回来的，后来因为天气热，父亲总是安排在早上5点半、下午4点半出去干活，避免了如火烈日的爆晒，有时候因为这样的安排，我家的“双抢”会超过8月1日，“不栽八一禾”的说法，会被我家打破。
每年“双抢”都重复着相同的繁重劳动，随着粮食的颗粒归仓、农田的新一轮返青，我们一家人都被晒黑了，也瘦了。因此每年“双抢”前母亲会给每人杀一只或者一起杀一只鸡兄弟三人补补身体，父亲是不吃鸡的，有酒和肥肉就行。
四
“双抢”是抢收、抢种，但是在我们家乡，还有就是抢晒。七月的天气，经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隔条马路晴雨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把我家按5户家庭分到一头大水牛，也按5户家庭分到一小块晒谷场（大概3平方米）。在“双抢”时，牛、晒谷场要调剂的相当好，牛的调剂父亲是安排好的，因为另外4户人家不会使用耕牛，大部分是父亲在安排。难就难在晒谷场的安排上，在这农忙时节，晒谷都是家庭主妇的事，妇女们往往会因为争晒谷场而争吵（因为家庭主妇不但要摘菜、做饭、养猪，有的还要砍柴，没有婆婆的年轻主妇还要带小孩）主妇们一下安排不过来甚至会大打出手。父亲在“双抢”前就把柴备的足够的，还用竹篾做了一张篾垫（一种长方形的放在地上摊开就可以晒东西，下雨时，谷子来不及收，就把篾垫两头卷起来盖住谷子，上面用塑料皮遮一下），做了三个团箕（一种圆圆的可以放在房顶上或者用二条凳子搁起来就可以晒东西，下雨时，很方便地就可以端进屋里），晒谷场轮到我家时就一起晒，没有轮到我家就只用篾垫、团箕晒，这个时候就是全力以赴把谷子晒干；遇到长时间的阴雨天，凭母亲的为人，就会去找村庄里的一户邱姓大户人家（这户人家是书香门第，三个儿子都在外面工作，女儿也出嫁了，就老人家一人在家守着五间大房子），让我家的稻谷放在他家那四间没有人住的地面上摊开，就不会发烫，谷子一烫就会发芽，发一点芽担到碾米机去碾出来的米就有点碎，随着发芽的程度，米会越来越碎，甚至没有米都是糠，糠养猪好，可是人就没有的吃了（地方上有一家七口，就一个半劳动力因为抢晒不及时，一年的口粮没有了，出去讨过饭），但我家在父母亲的妥善安排下，颗粒归仓，年年有余（我家是库区，吃定销粮，父亲会把利于灌溉的自留地改造成田来种水稻，库区的公粮全部折金以货币形式上交）。除了养猪仔的米以外，父亲还会计划着自己吊（酿）一缸酒。
1990年参加工作后，每年单位都放农忙假，我都会回家和父亲一起“双抢”，不过这个时候的“双抢”是累且快乐的，至少不是为了生计。直到父亲去世那年，母亲的责任田分给两个哥哥种，我再没有回家参加过“双抢”，现在的孩子更体验不到“双抢”的苦与累。对我来说，从十六岁一直到三十岁的“双抢”经历，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父亲的智慧，母亲的配合，父母亲的勤劳和善良，塑造了我的人格和大局观，使我懂得取舍，也让我学会了自立与坚强。
（三清山人写于父亲离开我们20周年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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