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功勋卓著但几经周折
农村金融机构是我国起步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可追溯至1923年6月国内成立的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信社”）。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机构在弥补乡村金融服务空白、支持农民生产生活方面，可谓功勋卓著,但其管理、监管政策却几经周折，致使行业发展走了些弯路，直至2000年以后，开始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
一、历史沿革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为改善广大农村的金融服务和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央高层和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村金融工作。1951年5月，人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便帮助农村摆脱高利贷盘剥，同时也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结算、存款等金融服务。随后，全国各地开始组织农民成立农信社，其数量快速增加，截至1956年，农信社数量达到16万个，覆盖了全国80%的乡，使农村基层有了基本的金融服务。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农信社的管理经历了“几放几收”的周折。“放”是指将农信社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队管理，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这本身也是合作制的初衷，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并不具备，出现了一些混乱。“收”是指将管理权上收至国家银行，农信社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机构，呈“官办化”倾向。
1979年2月，国家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将农信社明确定位为“既是集体金融组织，也是国家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机构”。1984年8月，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把农信社办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此时适逢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阶段，农信社成为支持乡镇发展的主力，自身也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风险。1990年形势逆转，农信社管理权再次被上收，人行发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中国农业银行领导和管理”。
1996年，农信社与中国农业银行最后一次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回归“民办化”。当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农信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行政脱钩，业务改由县联社管理，人行履行监管职责。至年底全部完成平稳脱钩，农信社再次获得经营自主权。而后，各地开始探索组建市联社、省联社。2000年7月，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开展改革试点，组建省联社，并试办农商行，首批三家农商行（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于2001年成立。2003年浙江试点了首家农村合作银行——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2002年，人行在温州地区选择部分农信社开始利率改革试点，允许存贷款利率一定程度上浮，成为我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先声。取得较好效果后，2003年开始向全国推广试点。利率提高后，一方面吸收存款有优势，另一方面更高的贷款利率能够覆盖更高的信用风险，从而能够为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这使农信社在抢占当地存贷款市场上更具优势，市占率往往在当地银行业的排名非常靠前。
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以个人互助为核心目的的合作制已经不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需要。合作制是“社员入股、一人一票、服务社员”，是一种劳动的联合，适用于分散、弱小的个体劳动者间的互助；而股份制是一股一票，是资本的联合。200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重点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将农信社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吉林、山东、江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重庆等8省市开始试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农商行数量持续增加，而农信社、农合行数量快速下降。
2011年，银监会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农信社和农合行，全面取消资格股，逐步将符合条件的农信社改组为农商行，农合行则要全部改组为农商行。至此，周折几十年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改革历程形成最终的定论，农商行成为重点发展的农村金融机构。
二、行业现状
截至2015年末，我国农商行数量为859家，农合行数量为71家，农信社数量为1373家。随着改制进度的推进，后两类机构的数量还在持续下降，农商行数量继续增加，2016年底已达到1055家。
截至2017年3月末，农村金融机构（含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其他新农村金融机构等）的总资产规模为31.4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01%，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3.20%。总负债29.14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13%，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负债的13.60%。资产负债规模的增速均高于商业银行全行业。从过去几年来看，农村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基本稳定，甚至有微弱提升。
截至2017年3月末，农商行的不良率为2.55%，高于整个商业银行业的1.74%，主要是历史原因所致，历史包袱仍然较重。其实从近年的增幅上，并没有体现出比全行业更差的情况。
农商行2016年9月末的拨备覆盖率、拨贷比分别为183.92%、5.04%，资本充足率为13.14%，均高于全行业水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全行业拨备覆盖率均在下降，而农商行的降速则低于全行业。另外，农商行的拨贷比近年还在明显上升。这显示出农商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在逐步加强，但消化历史包袱的压力仍然存在。
盈利水平方面，2017年第一季度农商行ROA为1.19%，高于全行业的1.07%，资产获利能力在全行业内属于中上游水平。但由于其财务杠杆率不高，因此农商行的ROE并不突出。
从上述行业指标来看，可以初步得出农商行的基本特征：农商行在整个银行业中的市场份额稳中略升，盈利也较稳定；不良率较高，主要是历史包袱所致，不良增速平稳，拨备较为充足；ROA高于全行业，但由于财务杠杆率不高，因此ROE并不突出。由于1000多家农商行分布于全国各地，受到地方经济影响，因此发展差异较大，全行业整体特征不足以描述某个个体的经营情况。
三、核心特点：与地方经济高度绑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便大量推广农信社，因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信社网点遍布广大城乡，在很多村镇甚至是最早的金融机构、唯一的金融机构，深度服务地方经济。因此，与地方经济的高度绑定，是其最为主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就像双刃剑，既使农商行能够分享地方经济发展成果，也使其承受一定的风险。毫无疑问，农商行的经营状况，高度取决于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情况。
四、主要优势：深耕地方经济
我国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其他金融机构发展迅速，但在很多地方，农信社及后来的农合行、农商行，依然占据着很高的市场份额。
从已上市的5家农商行来看，它们在当地的存贷款市场中占据极高份额，排名领先。其中，存款市场份额普遍达到20%以上，贷款市场份额也多在15%以上。即使近几年其他股份行、城商行进入当地市场，它们的份额有所下降，但降幅并不大。
较高市场份额的背后，反映的是农商行对本土企业、个人客户群体的深度服务。农商行在当地网点众多，遍及城乡，渠道优势突出，个人客户资源雄厚。同时，因历史渊源等原因，与当地企业长期合作，银企关系紧密，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调研发现，农商行与极高比例的本土企业建有业务合作关系。虽然面临其他后进入的银行机构的竞争，但这种传统优势在可预见未来内仍将继续保持。
在东部沿海省份，以江苏、浙江为代表，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率先崛起，因此农村经济发展速度一度超过城区。尤其是部分民营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经常出现县域超过市区、农村超过县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商行（及其前身）近水楼台，发展迅猛，其市场份额不但超过当地全国性商业银行，甚至还超过当地城商行（及其前身）。
五、主要劣势：业务相对单一
首先，农商行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业务种类单一，以传统存贷款为主。一方面是受制于牌照限制，有些农商行并不具备获取开展其他业务的资质；另一方面，也是由客户需求决定的。本土中小微企业和个人是农商行的主要客户群体，他们所需的金融服务也较单一，主要以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为主，这也是导致农商行存贷款业务占比较高的原因。
体现在报表上，就是农商行的净息差收入占比较高。A股上市农商行2016年的净息差收入占比在90%左右，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很低，平均在5%左右。对比来看，大中型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均在20%以上，国外则更高，甚至过半。对此，我们并不机械地认为非息收入越高越好，农商行对本土中小微企业传统业务的压倒性优势，才是其核心竞争力。
其次，农商行的另一个特点是区域单一。区域单一间接导致了客户群体的产业也较单一，因为一个县或市级别的城市，其产业种类毕竟相对有限。比如长三角一带，有着较为明显的产业集群特征，某个县往往拥有个别优势产业（链），当地多数企业均从事该产业或其上下游配套产业。比如，吴江区的支柱产业为纺织业，常熟市则以服装业等为主。这种产业集群的做法有利于产业链布局，优化供应、销售、人才等资源的配置，形成规模经济，提升竞争优势，但与此同时却导致较高的产业风险，如若某个优势产业遭遇景气度下行期，则会使当地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当地的农商行资产大比例投放于本地，自然不可能彻底避免这种行业集中风险。
已上市的5家农商行，均位于地级市和排名靠前的百强县，当地经济总量较大，与一些经济较弱的地方比较，其产业集群特征已经有所弱化，产业开始丰富多元，这有助于当地农商行分散资产风险。与全国性银行相比，这种行业集中风险依然相对较高。
目前，在农商行的区域扩张问题上，监管层已逐步放开，部分农商行已尝试开拓异地分支机构。但进展非常缓慢，异地资产占比很低，业务开展也非一帆风顺，预计短期内仍不可能大幅突破。
因农商行的信贷技术比较传统，更多是基于对本土企业的熟悉，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即学术界所谓的“关系型借贷”，不是可以快速复制的书面技术。这种做法更多依赖于业务人员的经验和管理水平，主要依靠“传帮带”的方式慢慢传承，无法通过集中培训等方式大规模快速复制推广，尤其不可能在情况迥异的异地快速推广。而且，农商行的管理能力是否能跟上区域扩张对管理的需求，也有待检验。事实上，现有农商行的异地分支机构尝试，均出现一些风险，风险水平高于本地。早年城商行刚刚开拓异地分行时，也有类似情况。因此，目前农商行的异地扩张仍然处于初期，重点任务是熟悉当地情况、培养管理水平、探索可供复制的业务技术等，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难成为主要的业绩增长点。
近年，随着金融市场业务（包括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的发展，部分农商行开始介入其中。金融市场业务可以突破区域、业务牌照的限制，在异地实现主动负债和资产投放，并使自身资产规模快速扩张。尤其在2015年以来稳中偏宽的货币条件下，众多中小农商行通过发行CD、理财产品等方式扩大表内外资产规模。况且，农商行本身贷存比就较低，富余资金也会用于金融市场类的投资。从资产结构上看，A股上市银行中，农商行的同业业务、资金业务的占比与全行业水平接近，也与国有行接近，但低于股份行和城商行，而同业负债占比则低于全行业。
虽然农商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无大多异常，但它们作为新进入者，其管理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的能力仍有待观察，能否承受金融市场波动。2016年底以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波动加大，部分农商行新发的CD利率一度超过5%，显示出它们已经承受了风险。目前货币政策转为稳健中性，各项业务监管也将从严，因此我们认为这一条扩张之路也会受限。
综上，农商行经营中的业务单一、区域单一现象还将长期存在，本土存贷款业务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业务，因此其业绩表现也将与区域经济发展形势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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