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醞釀，美國總統特朗普最終宣佈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協議》。此舉不但徹底顛覆了奧巴馬政府留下的重大外交遺產，還將為當前中東地區局勢注入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就在當地時間9日，伊朗議員們激烈抗議，他們在議會上點燃了一張紙質的美國國旗，並高聲呼喊“美國去死！”
很多人都在追問：特朗普上臺以來為何能如此輕而易舉地到處“退群”？美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為何在對外政策上如此朝令夕改？
首先要明確，特朗普“去奧巴馬化”的各種“退群”，本質上都並未超出美國國內政治或法律的正常範圍。
比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最大依據是該協定雖然完成了國際層面的談判和簽署，但並未進入美國國內立法環節，所以新任總統有權終止程序。又如，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依據是新任總統對前任總統行政令可以單方面否認。
比較起來，此番退出《伊核協議》，特朗普其實“拖沓”了很多——先是在去年10月表示不承認伊朗履行協議，今年1月又說是最後一次批准制裁豁免。採取這個節奏，實則礙於美國國會通過的《伊核協議審查法》的相關規定。
從這個意義上看，說“退群”就“退群”，固然是特朗普的個性使然，但主要是美國政治制度框架尤其是總統行政令縱容了這種任性。
更具體地說，這種政治制度缺陷表現在，政黨政治的極化分歧已明顯蔓延到了外交事務領域。二戰後的一段時間，民主、共和兩黨基本上還能恪守所謂“黨爭不過海”的原則，即政黨分歧往往集中在國內議題，在對外議題上保持一致性。
但從後來的現實看，這一原則已漸漸失靈。特別是1994年共和黨時隔40年回到國會眾議院多數之後，政黨衝突開始完全外溢到涉及經貿和安全議題在內的所有對外政策領域。
這樣的大背景下，幾乎只要白宮易主，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就要刷新。比如，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基本是小布什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歷史重演；奧巴馬任內大張旗鼓推進的“亞太再平衡”如今卻鮮有人問津。
這背後的規律是，新總統上臺必須將內外政策調整迴歸自己身後的利益基本盤。比如前文提及的特朗普的三個“退出”，直接對應的是藍領中下層群體、傳統能源產業以及基督教福音派等群體的利益訴求。正是這種選舉週期以及黨派的政治利益驅動，導致美國重大政策乃至戰略的週期變化。
在黨爭狀態下，總統往往陷入“易破難立”的尷尬局面，難以制定長遠政策。換言之，特朗普如今之所以能肆意“退群”，最主要原因是奧巴馬任內的這些“遺產”並非建立在堅實的立法基礎上。
在共和黨陣營的牽制下，當年的奧巴馬只能採取迂迴策略，通過行使總統行政令這樣的單邊行動暫時構建“沙堡”。這就決定了，當面對特朗普吹來的狂風時，奧巴馬的這些“沙堡”勢必不堪一擊。反過來看，特朗普雖然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翻奧巴馬的某些政策，但他自己要制定政策時也將同樣面對來自另一黨的阻擊。這種只能“破”而無法有效“立”的困境，讓美國內外政策陷入否定與被否定的惡性循環。
特朗普各種“退群”決定給世界秩序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這昭示著美國國內政治的極化僵局正在產生負面外溢效應。美國生病，卻要全世界吃藥，這應該是對美國引以為傲的政治制度，以及其國際領導地位的最大諷刺。
閱讀更多 察哈爾學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