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寫到：“要消除文官中不願公開的私慾是不可能的，因為整個社會都認為做官是一種發財的機會，不少小說和筆記都寫到。”
讀一些歷史小說，倘若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話的人，肯定是清官。這些清官猶如珍稀動物，屬於“國寶”級的。但是，所謂的清官也是相對貪官而言，歷史上就有“一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的說法，想想，只當一年的清官就有十萬白花花的銀子摟進腰包，這十萬銀子肯定不是指朝廷俸祿，因為朝廷俸祿少得可憐。
據黃先生《萬曆十五年》記載：“一個人得中進士，立即有人前來出謀劃策，如何買田放債，如何影響訴訟，如何利用權勢作額外收入的資本。北京的一些放債人，經常借錢給窮困的京官，一旦後者派任地方官，這些債主就隨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以外，還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本。地方官總攬民政與財政，致富的機會至多。”
明人劉基在其《郁離子》中講過：有三個蜀商賣藥於市。第一個專賣上品，以買價定賣價，不哄人不宰客。第二個上品下品皆賣，根據買者的出價酌情給予。第三個專賣下品，價格也甚便宜，買主讓添點就添點，加點就加點，結果人人爭相買之。一年後，這人竟成富翁，第二個蜀商也豐衣足食，而第一個卻落了個衣食不繼的下場。
劉基進而言道，為官亦如此。有三名縣尹，第一個甚廉明，上司並不喜歡，離職時連船都租不起，人皆笑其痴。第二個有了機會就悄悄撈點，別人不知亦不怨，反稱其賢。第三個見什麼撈什麼，並用錢物巴結上司，對待下屬如親人，待當地士紳如上賓。其結果反獲好名聲，竟連年升官。這多麼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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