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西南地区，有两个省的建省时间都比较晚，这两个省就是云南省和贵州省，当然，本文所说的建省时间，指的是成为中央王朝直接派流官管理的第一级地方行政区的时间，所谓第一级地方行政区，就是秦汉时期的郡县、唐五代时期的州县、元明清时期的行省。
云南建省的时间是在公元1274年，元朝的云南行省是在大理国故土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自秦汉以至唐宋，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并不是中央王朝直接派流官管理的地区，而是处于羁縻状态，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对所辖区域的土地、户籍、兵员的管理有一些自主权，秦汉有西南夷、唐代有南诏、两宋有大理。
公元1274年，元朝政府设置了云南行省，但是，云南的大部分地区有土司制度，元、明、清三代的土司制度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很相似，所谓的“以土官治土民”，朝廷并不派官员进行直接的管理。
中国地形图
贵州省的建省时间是在公元1413年，永乐十三年，明朝政府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是为贵州建省之始，贵州建省以后，与云南一样，很多地方仍然存在土司制度。
自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边地推广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编户齐民的存在，是大一统的基础，有利于朝廷进行管理，也有利于赋税的征收与劳役、兵役的派发，另外，推广农耕文明，也有利于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当地的生活水平，所以，农耕文明的推广，既是官府鼓励的结果，也是当地人自发行动的结果。
云南、贵州的地形以山地为主，平原地带较少，贵州更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中国的粮食作物，在先秦时期主要是粟、黍、稻、麻、菽（大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发展为以粟米、小麦、水稻为主，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的主产粮食是粟和麦，南方地区则为稻和麦，然而，粟、麦、稻虽然产量高，但却不能在山地进行大规模的种植，所以，直到宋元时期，中国的西南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山地处于荒蛮状态，当时，中国的人口峰值在1亿左右。
小麦一般在平原地带种植
中国的粮食生产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占城稻的引进，占城稻是在北宋时期引进的，占城稻是一种早稻，“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一块土地种植了占城稻，待占城稻成熟以后，还可以种植一季晚稻，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土地面积，占城稻的引进，促进了我国江南地区的平原地带和部分丘陵地带的开发，北宋的人口峰值达到了1亿，而在汉唐时期，人口峰值则在6000万至8000万左右。
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引进，则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推进了中国的农业人口由平原地带向山地地带的迁徙，同时，也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清朝道光年间，中国的人口峰值已达4.3亿。
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居住在今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地的印第安人首先开始种植玉米，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之时，欧洲殖民者在与美洲原住民的接触过程中，玉米逐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玉米大约在公元1500年前后，传入我国，大规模推广的时间则是在清朝乾隆年间。
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是我国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之一，明代嘉靖年间，云南《大理府志》中即有玉米的记载，当时称玉米为玉麦，云南地区的玉米种植，是由西向东扩展的，因此云南的玉米很有可能是从缅甸传入进来的，至清康熙年间，玉米在云南省各地已经普及开来了，成为了当地农民不可或缺的主粮，云南有大量的山地，广种玉米。
玉米
玉米在贵州的普及则稍晚一些，清康熙年间的《思州府志》中始有玉米的记载，乾隆、嘉庆年间，贵州的贵阳、玉屏、独山、黎平、绥阳等地都有大规模的种植玉米。
明清时期，在美洲原产作物中，番薯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玉米和马铃薯，番薯是救荒作物，番薯的产量高，耐贫瘠，山地、丘陵、沙地均可种植，不与传统的粮食作物争地，遇到灾荒，可以帮助农民渡过灾年。
番薯同样是在美洲的墨西哥、危地马拉等地最早被驯化的，约在明朝万历年间进入我国，番薯具有救荒的作用，所以，一经引进，就受到地方官员的大力推广。
番薯
云南大约在万历年间开始种植番薯，到了乾隆年间，番薯已成为了云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番薯进入贵州的时间则稍晚一些，乾隆年间开始种植，到了道光年间才普及开来。
马铃薯又称土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秘鲁被驯化，新航路开辟以后，土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现在，土豆是全球第四大粮食生产作物，地位仅次于水稻、玉米和小米。
土豆
土豆传入我国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传入的，万历年间，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一书中始有“土豆”的记载。
马铃薯（土豆）在中国被推广的时间，要晚于玉米和番薯，直到19世纪之时，云南、贵州、陕西等地才广泛种植土豆。
玉米、番薯、马铃薯的传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元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地、高原地区，还分布着大量的原始森林和未被开发的草地，玉米、番薯和马铃薯属于高产旱地作物，适宜在山地种植，对于地形的垂直度要求较低，这三种粮食作物的引进，促进了我国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度地区山地的深度开发，尤其对于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份山区的深度开发，具有重大的意义，使得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能够进一步向西南诸省的高地推进，确立了农耕文明在这两省的地位，大量的汉人迁徙到云南、贵州等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玉米、番薯和马铃薯向山地的推广，也是扩大耕地面积的过程，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开疆拓土”，把原来处于蛮荒状态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区，所以，玉米、番薯和马铃薯比黄金还珍贵。
在明朝初年，云南、贵州的很多地方的行政区划，特别是在山地、高原地区的地方行政区划，依然存在土司制度，后来开始改土归流，明清时期，云南、贵州这两省农业经济的发展，无疑为改土归流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閱讀更多 騰飛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