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关唐朝节度使制度的影响，许多学者对此有过评论，但多聚焦于节度使的消极作用。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谈到：“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范文澜《通史简编》也说：“募兵和节度使造就了唐中期的叛乱。”高凤林在《略谈唐朝的节度使制度》中对节度使的作用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节度使制度的形成与其势力的发展对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消极的作用，并分三阶段论述：第一阶段是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的发展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埋下了祸根；第二阶段是安史之乱后，黄巢起义前，在局部地区形成藩镇割据，并持续到唐末；第三阶段是黄巢起义后，形成脱离中央的全国性的割据局面。曹伟在《论唐代节度使的兴起和演变》中也谈到了节度使在所控制的藩镇中的横行与危害，连年的战争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也一些学者谈到了节度使制度的积极作用，沙宪如《唐代节度使的在探讨》中说：“对于节度使在唐王朝军事、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应该历史的、分阶段的、有区别的具体分析，还应该把制度的本身于制度的执行分别开来进行考察。”他把节度使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并认为从景云年间到安史之乱前的这两个阶段，节度使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起到积极的作用。梅玉凤《在论唐后期节度使存在的积极作用》中从以乱治乱、政经兼顾、弱且维唐，三方面论述了节度使在唐后期的积极作用。可见，学者们对节度使的影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唐前期节度使的积极作用没有具体的探讨，本文就以此为切入点对唐前期节度使的积极作用做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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