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除夕，萬家團聚的時刻，我在燈下給“渡過”公號寫新年獻辭。窗外無邊的夜，零零星星的鞭炮的悶響，煙花的光破窗而入，屋裡閃爍微明。我停下筆，關了燈，沉浸在黑暗裡。然後我把這些年的事情連在一起想了一遍。
在精神健康領域耕耘六年，我有了兩大收穫：
其一，通過學習和實踐，我對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鬱症有了一個完整的認識框架。我不斷產生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獨特的，是屬於我自己的發現和體驗；
其二，在主辦“渡過”公號的過程中，我結識了一大批患者。他們信任我，願意和我交流，成為我的作者。“渡過”公號在抑鬱症科普方面能有所貢獻，他們功不可沒。
接下來做什麼？我想到，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抑鬱症科普的行列，這一塊已經不需要我再做什麼了；我應該把病恥感調整為主攻方向。
當今社會，精神疾病的病恥感依然根深蒂固。很多患者得了病，不敢告訴別人，不能大大方方求治，耽誤了病情。原因在於，主流社會對於抑鬱症的認知仍是扭曲的，很多關於抑鬱症的報道，只是隔靴搔癢，一知半解，充斥著各種似是而非的想像。可以說，抑鬱症患者的真實面貌，他們和自身性格，和家庭、社會、時代的複雜關係，從未被揭曉。
那麼，如何更準確、更深刻地理解抑鬱症？我想出一句話：抑鬱症是一個人生理關係、社會關係和時間關係的總和。
什麼意思？簡單概括一下：抑鬱症從來不是單一的病症，也不是個體一時的產物，而是“生物－心理－社會”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在時間流中逐漸形成的。對於抑鬱症患者，應該把他置入其所處的社會關係中（包括家庭、環境、時代變遷），作動態的、歷史的考察，才能理解疾病、理解患者。就事論事、見病不見人，不可能真切理解並抵抗抑鬱症。
上述想法，我現在敘述用了好幾個段落，但在當時，卻如同電閃雷鳴，一瞬間讓我豁然開朗：我應該以“渡過”公號為依託，去全國各地尋訪有代表性的患者，進入他們的生活環境，描述他們的人生境遇，以及他們的社會關係對其疾病和命運的影響。
也就是說，我要參與他們的生活，和他們一起動態地研究抑鬱症成因，總結對抗抑鬱的成敗得失，以此為當代中國的抑鬱症現象，提供一個真實、完整的解釋。
我記得，寫完公號的新年獻辭後，我把這些想法隨手記了下來，後來就成為這本書的最初思路。
（二）
在後來很多天裡，這個想法讓我振奮。我和很多朋友談及此事，無一例外得到鼓勵和支持。前同事趙晗說：“你做這件事得天獨厚，社會需要，意義重大，而且只有你能做。”
但是，想法如果僅僅停留腦海裡，是沒有意義的。這個世界從來不缺想法，缺的是對常識的身體力行。從想法到行動，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尤其是心理上的阻礙。因為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精力，無法用業餘時間完成。甚至，更長遠來說，要改變自己的職業取向，要在現有工作和未來事業之間作出取捨；要放棄很多現有的東西，比如職位和收入。
當然有過猶豫。但最後我還是決定，追隨自己的內心，去做自己認為有價值、喜歡做、有能力做的事情。
那段時間，我做了兩個準備：一是從“渡過”公號的讀者中圈定了第一批採訪對象，二是悄悄把手頭幾個職務工作收尾。2017年3月下旬，我提出辭職。我的老上級胡舒立未予准許，但支持我的想法，給我放了長假，讓我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於是，2017年4月13日，我開啟了採訪之旅。
我的這個選擇，在同行中曾引起小小的震動。這些年，新聞行業不景氣，很多人離去。有朋友以為，我也對新聞失去信心，改行了。
其次，要記錄這個變化，我需要做更多的職業努力，乃至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對我個人來說，是實現了新聞的迴歸。
當然這只是淺層次的。真正有意義的變化是：因為任務單一，沒有時限，我得以如最初設想的那樣，“進入到採訪對象的生活中”。每到一地，我會和採訪對象一起呆幾天，甚至住到他家裡，朝夕相處。我提出要採訪家人，走訪故鄉等等，他們大都爽快地答應了。
這次不一樣。半年裡幾十個採訪對象，他們的家門對我敞開了。他們騰出最好的房間，換上新的床單，給我充分的信任。也許一開始還有保留，很快就無話不說；討論的話題，超越了疾病，甚至延伸到個人情緒、家庭關係、職業困惑，等等。
這些都不是白費的。如前所述，抑鬱症從來都是時代和社會的產物。通過採訪，我看到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農村、企業、教育、醫療、鄉村社會轉型，等等。我希望，現在和將來，我寫出的文章，記錄的不僅僅是抑鬱症，同時也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三）
以上所說，都是我從採訪對象那裡獲得。與此同時，我也在用我的能力為採訪對象提供幫助，這於我同樣是有意義的。
行程中，我發現一個現象：我的採訪對象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我尋訪的；一類是主動來找我的。後者幾乎都來自偏遠的二三線城市、鄉鎮、農村。
因此，到了他們家，我增加了一個任務：傳播精神健康知識；幫他們拿主意，想辦法。
比如本書中的凌寒，患病30年，一直不知道自己得是什麼病。直到有一天，她家一位親戚把我寫的《渡過》寄給她。她和丈夫用一夜時間看完，第二天作出決定：到當地的地區級城市看病。
還有一位媽媽，從公號上獲悉我的行蹤，聯繫上我，希望我就近看一看她的兒子。她說，兒子本來品學兼優，今年寒假後突然拒絕上學，瘋狂玩電腦手機，除了上廁所基本不出屋。兩個多月了，晝夜顛倒，一天兩頓飯。不和父母交流，不信任何人。
見她憂心如焚，我改變行程，中途下車，去了她家，和孩子艱難地談了一個多小時。當天晚上，孩子走出自己的房間，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頓晚飯。臨別前，我和孩子爸媽商量了應對辦法。我勸他們不要慌亂，不要急於讓孩子上學；先恢復親子關係，讓孩子凝固的情緒流動起來，同時綜合求治。現在孩子媽媽仍然和我保持聯繫，孩子也在一天天發生變化。
採訪過程中，我同步在“渡過”公號上發表“採訪札記”，很多讀者得以關注我的行蹤，甚至希望參與。一位前同事要求我帶她一同採訪；一位父親請求我讓他患病的兒子隨行療愈；一位讀者提出如果我去他的家鄉，他可以趕回家打前站……儘管我沒有答應，但他們的信任讓我感動。
我隱隱覺得，我的行動獲得了某種追隨。這個選題的特性，決定了我尋訪的大多是中低層百姓。囿於環境的限制，他們平日很難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不同層次的文化。因此，我的到訪，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價值和文化的傳播。這是我感受到的另一重意義。
（五）
再說一下本書的體例。
最初，我的想法是寫一本全面解讀中國抑鬱現象的書，注重系統性和專業性。這個想法，大概一個月後被擱置了。原因是，我採訪到的很多人，經歷豐富而完整，如果我把他們的故事切割、打散，揉入一本書中，我會覺得對不起他們的。
思考再三，我決定以人物故事的方式展開。即選定一批人，他們的經歷曲折、典型、正面，同時各有特點，在專業上能夠涵蓋抑鬱症防治的方方面面。我希望通過他們的故事，整體上呈現出一幅中國抑鬱症現象的完整畫面。至於最初的宏大計劃，留待將來再去完成。
朝這個方向走了一段後，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發現，每個採訪對象都是一個獨立而複雜的世界；寫一個普通人，並不比寫一個名人容易。受時間和精力所限，由我一個人來寫好所有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那段時間，恰逢我帶著雨燕，寫了她那篇文章《像野草一樣活著》。我突發奇想：何不發動大家一起來完成這本書？
一瞬間，雲開霧散。我迅速調整思路，確定了三個步驟：首先，通過廣泛採訪，圈定故事的主角，確立文章的主題；然後，我作為第一敘述人，寫我與故事主角的交往，引領故事的走向；最後，故事主角作為第二敘述人，分段講述自己的完整故事。
如果這算得上是一個創新，我想有三個好處：其一，故事主角分別寫自己，肯定比我一個人寫大家，要更真實、更豐富、更具體、更生動；
其二，對故事主角來說，寫作還具有療愈的作用。寫作是心靈秩序的重建，從心理建設的角度來看，無異於清理自我，和自我對話，這和心理醫生的功能非常接近。從後來的效果看，這個功能確實也部分實現了；
第三，我希望這個嘗試，能起到示範作用，即倡導大眾寫作。我從來都認為，寫作不是部分人的專屬權利，寫作的願望植根於人性深處，甚至可以說是本能。寫作也不神秘，幾千年前孔子說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我也經常這麼說：“把寫文章當成說話，怎麼想就怎麼說。先把想說的記下來，整理成文字；再分段落、分層次；再加開頭、結尾；再修改字詞。那落在紙上的就是文章。”
比如雨燕，此前從未寫過文章，也不會用電腦。她未必懂得主題、結構等寫作技巧，但她有生活，有真情實感，就寫出了很好的文章。從這個意義上，“渡過”公號和這本書的一個使命，就是引領非專業寫作者，以渾樸之心，記錄自己的生活，實現寫作的療愈。
在寫作過程中，我和本書的採訪對象，組成了一個13人群，大家一起討論，分享彼此的經歷，出主意、想辦法，每個人都有所提高。這是一次愉快的體驗。
最後說一下本書的標題，《渡過3：治癒的力量》。我想，12個主角，12個故事，如果要概括出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蓬勃的生命力。
書中的每個人，都承受過很多苦痛。時至今日，以超乎時空的視角看，曾經壓倒一切的苦痛都已湮沒；所能看到的，只是他們走過的道路。這些不同的路，也許可以分析為以下特徵：對科學的信念；對人性的自省；對自我內心力量的重塑；以及對人類溫暖和善意的冀求。
它們沒有終點，還在向前延伸。
希望這一條條道路，最終殊途同歸。
2018年1月2日
本文配圖為海藍納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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