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测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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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选择宏观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消费的若干基础性指标,系统观察中国在这些指标上的全球总量占比和增量贡献比,文章对中国经济相对体量及其成长前景加以估测。基本观察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经济相对体量可用“人均量较小,总量较大,增量很大”概括。定量指标刻画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构成中国重新审视对外经贸政策和战略思维的现实背景。

JEL:

大象难以藏身树后

在衡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人们经常会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之间游移。一种观点仍然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实际地位并不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过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脱胎换骨,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甚至将取代美国的地位。这两种观点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测量指标,在认识中国经济时,很容易会产生错误的判断。

本文选择宏观经济增长和大宗商品消费的若干基础性指标,通过系统观察中国在这些指标上的全球总量占比和增量贡献比,对中国经济相对体量及其成长前景加以估测。基本观察结果显示,中国现阶段经济相对体量可用“人均量较小,总量较大,增量很大”概括。数量证据显示,虽然中国经济活动人均量还不高,但是总量占世界比例已经相当大,增量或增量贡献比已经很大甚至最大。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定量指标刻画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构成中国重新审视对外经贸政策和战略思维的现实背景。

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十年之后超过美国

表1报告1978年以来用人民币和美元GDP衡量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量数据,显示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追赶速度大幅提升。1978年以来中国本币衡量实际GDP增长约20倍,年均增长率趋势值约为10%。但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用美元衡量的经济规模增速“先慢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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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高盛公司2003年发表著名“金砖四国”报告,预测到新世纪中期当时世界经济最大经济体中除美国和日本外的四个国家,将被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取代,预测中国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这一预测结果引起广泛关注,并使“金砖四国”这个指称新兴经济体的概念成为流行用语。

结合该报告发表以来中国经济追赶的实际表现,可对上述预测结果进行动态评估和修正。表2比较2003年以来中美两国GDP实际和名义增长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结果显示用美元衡量的中国GDP相对美国年均增长率或“年均追赶速度”为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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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人口约13.6亿,人均美元收入不到美国1/10。按照联合国预测,2021年中国人口有望增长到14.3亿,人均收入约为1.2万~1.4万美元。2009年中国人均GDP为3714美元,在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行榜中位列100名上下,同年人均1.3万美元国家大约排名在40上下。按上述预测十年后总量规模超过美国时,中国人均收入指标有望从目前中低收入提升为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不过届时仍不到美国预测人均收入的30%。

如果中国投资率从目前超过40%下降到35%左右,十年后投资额将达到7万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全球投资规模14万亿的一半。假设出口占GDP比重从目前约30%下降到25%左右,出口会增长到4.5万亿~5.0万亿美元。按照贸易顺差占比不超过1%~2%,贸易顺差规模在2000亿~4000亿美元左右,进口大约为4.3万亿~4.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占比即便从目前约48%下降到35%~40%也会达到7万亿~8万亿美元,假定外汇储备平均年收益率为3%,仅此一项会导致经常账户顺差占比超过1%。

中国已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

本节选择投资、出口、外汇储备、主要大宗商品消费等基础性经济指标,度量中国在这些指标上全球总量占比以观察中国经济的相对体量。不同指标定量表现存在差异,不过总体来看中国已是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

首先看中国资本形成占全球总量的比例,该指标值从2000年5.9%上升到2009年17.5%。中国投资世界占比于2006年超过日本,但是与1992年日本该指标值达到的23.2%峰值还有一段距离。中国投资占比于2008年超过德英法欧盟三强总和,2009年第一次超过美国。估计中国有望在将来一个较长时期维持资本形成世界占比最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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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全球经常账户顺差GDP占比与中国贡献率(1980-2009,%)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顺差占全球顺差比重随国内宏观周期波动在正负值之间波动,其中五年为负值,三年接近零,其余年份为正;20年总计贡献52个百分点,年均贡献率为2.6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全球顺差贡献率快速增长,从2001年4.1%上升到2008年24.3%,八年增长5倍。

外汇储备绝对规模及全球相对水平上升从另一角度提示中国开放的宏观经济增长面临外部失衡困难。中国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国内投资回报率较高,虽然对外商证券投资实施QFII管制,直接投资以及整个私人资本账户仍有相当规模顺差。2001年主要通过FDI净流入实现的资本账户顺差为348亿美元,此后资本账户顺差在波动中上升到2009年1448亿美元,年均约为600亿美元。经常与资本账户持续“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世纪初中国外汇储备1600多亿美元,2006年底超过万亿美元,2010年底已飙升至2.85万亿美元。

表3报告过去近20年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以及持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十个经济体构成和排名的变动情况。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从1993年1.09万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1.98万亿美元,七年增长不到1万亿美元;但是2010年增长到9.65万亿美元,过去十年增长了3倍多。从中国相对地位看,1993年中国尚未进入储备规模最大的前十位经济体之列,到2000年已经成为第二大储备拥有国,2006年首次过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拥有外汇储备最多国家。2010年储备规模约为2.8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约三成,超过世纪初全球外汇储备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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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吨峰值,超过美国峰值19%。

20世纪80年代中国钢产量增长开始发力,1996年第一次达到1亿吨并超过日本成为最大钢产量国家,此后一直位居最大产钢国地位。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钢产量更以令人惊诧的速度扩张。2000年钢产量达到1.27亿吨,2010年飙升到6.27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40%,是美德日俄英五国的1.8倍左右。就提示中国经济崛起的规模、速度和冲击力而言,这副浓缩世界百年钢铁史数据图形包含的信息量,或许超过一打专著的冗长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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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中国增加量相对世界增加量比例30%被定义为“增量贡献比”。从增量比较和增量贡献比角度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重要经济体甚至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重要性更加凸显。

图7报告全球主要国家用美元衡量的GDP增加量趋势值。数据显示,欧盟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大经济增量贡献国,部分受汇率变动因素影响,用美元衡量的欧盟GDP增量波动较大。中国增量趋势值从2000年1440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6900亿美元,2006年超过美国,2008年超过欧盟15国,成为全球增量贡献最大的国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追赶全盛时期的GDP增量趋势值曾一度逼近美国,但是进入90年代后增势走弱,近年增量趋势值有所回升,但仍显著低于其20世纪峰值水平。中国以外的四个新兴经济体加总GDP增量趋势值在2009年也增长到与美国和欧盟15国大体相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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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和说明:与图5和图6数据来源相同。把数据延伸到1960年并计算增量贡献比。粗钢是产量增量贡献比,其余指标是消费量增量贡献比。

总而言之,几种大宗商品增量贡献比具体数值虽有不小差别,但近十年它们绝对水平都相当高。其中石油增量贡献比最低也超过四成,其余主要金属原材料增量贡献比达到八成上下甚至超过100%。就这些大宗资源性商品而言,中国需求变动对全球供求关系和市场行情显然具有显著甚至决定性影响。

大国地位的双刃

对上述观察的几点简略评论为:第一,中国经济体量扩张是大国经济追赶特定阶段的合规律现象。利用经济全球化时代条件,选择开放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前有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后有越南、印度的实践探索,中国并非唯一事例。中国的特点在于历史上第一个十亿人口量级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驶入开放成长“快车道”。如果说东亚四小龙追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留下显著印记,中国经济成长则注定会实质性重构全球产业和经济版图。像中国这样巨型经济体高速增长,必定会对全球增量产生巨大贡献,并使其全球相对规模持续提升,从而派生“总量占比较大、增量贡献很大”的阶段性特点。

第二,“人均量不高”特征意义可能更为要紧。结合日本崛起经验,中国这一特征意义尤其凸显。当20世纪80年代前后日本在总需求、投资、出口的全球相对规模达到或接近最大经济体程度时,日本人均GDP占最发达国家——美国同一指标比例也已超过七成,进入90年代后用市场汇率衡量日本人均GDP成功赶超美国。日本人均收入大体完成“收敛”进程,显示日本经济总体上达至全球产业和技术前沿,标志着日本经济不再具有“后发优势”助推的追赶动力,意味着日本崛起重构全球经济版图的冲击力渐趋式微。

与日本崛起影响持久力显著不同,目前中国经济增量贡献和总量占比已超过或逼近最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然而人均收入水平与最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十倍差距,因而中国仍有可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利用“后发优势”推动经济较快开放成长。如能对内完善市场体制,对外维护全球化环境,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间仍有望借助比较优势规律作用持续追赶,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因而无论从积极效应还是派生矛盾方面看,中国经济崛起冲击力释放及其引发的全球格局调整都还处在前期阶段。

第三,经济体量增大显示大国地位的双刃效应。国际经济学把自身决策是否影响外部环境作为区分小国与大国标准。小国政策和行为选择影响自身效率和福利,但不改变国际市场价格和均衡状态;大国国内政策和经济波动,则直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和均衡格局,并反转对大国内部决策产生反馈影响。小国行事无论好坏本质上是自家之事,大国行动则具有溢出效应和全球影响力。

经济总量大国和增量超级大国地位具有双刃效应。中国凭借开放市场竞争实现追赶,前提是中国企业与劳动者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商品,中国需求为全球范围提供总需求增长来源。这意味着中国与外部世界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经济崛起为实现“中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远大抱负创造现实能力。

但是大国效应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例如钢铁和铁矿石需求海量超常增长,通过供给反应滞后和进口原料飙升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并在如何处理与国际寡头供货企业以至相关国家经贸关系时产生新矛盾和新问题。在大国经济追赶要求本币实际汇率升值的环境下,过于重视汇率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客观上会助推某些全球失衡因素发展,而外部失衡又反转对中国开放经济稳健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因而中国需要加快改革完善开放型大国宏观经济架构,适应中国经济成长新阶段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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