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銘傳大家應該都知道，初中歷史課本有介紹過，臺灣首任巡撫，清朝名臣，洋務派的骨幹之一。不過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位仁兄，不但是劉銘傳的老鄉，而且比劉銘傳赴臺抗敵還要早十年。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淮軍將領，福建陸路提督唐定奎，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
唐定奎，安徽合肥人，出身貧農，家中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他和他的四哥唐殿魁都是淮軍將領，最為出名。公元1862年春，唐定奎和他四哥唐殿魁不甘心飢寒交迫的奴隸生涯，投奔了窮哥們劉銘傳，加入了淮軍銘字營。在李鴻章的指揮下鎮壓太平軍、捻軍，因作戰勇猛，很快便升至總兵、提督，成為淮軍大將。
然而，不料僅僅五年後，四哥唐殿魁便不幸戰死沙場，年僅36歲。隨後，唐定奎接待了其兄統領三千舊部，回防徐州。
公元1871年，琉球王國到北京朝貢的船隊因遇颱風，漂流至臺灣東南部。船上69人當中三人溺死，54人被臺灣原住民殺害，僅12人生還回國。三年後，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慫恿下，以此為藉口出兵三千入侵臺灣，史稱“牡丹社事件”。
隨後，清政府很快就做出了應對之策，派在福州的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輪船兵將趕往臺灣，督辦防務。為徹底殲滅這股入侵臺灣的日軍，他向朝廷奏調勁旅前來臺灣增援，李鴻章奉旨調兵，籌劃戰事，立即下令淮軍精銳唐定奎所率領的銘軍13營奔赴臺灣前線。
接到命令後的唐定奎，立即率領“銘武軍”13營6500人，配備新式武器裝備，冒著酷暑立即開拔，於8月趕到臺南鳳山（今高雄）前線。一到陣地，便不顧路途勞苦，立即觀察地形，收集情報，佈置防務，與日軍嚴密對峙，做好戰鬥準備。同時多方請當地醫生為傷病員治病，安撫將士克服困難，儘快適應臺南的氣候和生活環境，保持旺盛鬥志，使得前線形式頓時改觀，形成對日軍的絕對優勢。
在此情形下，侵臺日軍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再加上當時天氣炎熱，瘟疫流行，外來人群最易感染，日軍死傷人數慘重。而且軍費開支也十分巨大，難以為繼。最終，日本政府被迫主動要求談判，並於12月從臺南退走。至此，臺南大定。
隨後，唐定奎並沒有立即撤軍，而是在沈葆楨的指揮下，率領淮軍將士，妥善撫卹安置受日軍蹂躪的高山族民眾，把日軍的太陽旗全部拔除銷燬，修築通往深山的道路，建立管理制度。針對他們經常仇殺生事，不服地方官員管理的陋習，與他們各村莊首領約法七章：遵剃髮，編戶口，獻凶逆，禁仇殺，立總目，懇番（高山族的村社）地，設番塾。
其中，前五項是加強法制和行政管理，後兩項是開闢農業、發展教育，意義尤其深遠。
為紀念驅逐荷蘭侵略者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弘揚愛國精神和民族正氣，沈葆楨冒著政治風險，上奏朝廷，請求在臺南建立鄭成功紀念祠，經過多方努力，幸得同意。唐定奎調集淮軍將士參與建設，終於建成了這座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宏偉建築，明延平郡王祠。
一年多緊張艱苦的戰鬥生活，使得唐定奎和他率領的淮軍將士傷病嚴重，先後殞命的文武官員有11人，士兵有265人。276名淮軍將士，為了捍衛祖國領土的完整和主權，長眠在了臺南大陸上。
公元1875年夏秋，清廷下旨褒獎唐定奎及淮軍將士，並把他們調回了揚州，休整治病。不久後，唐定奎升任福建陸路提督，沈葆楨升任兩江總督。隨後，沈葆楨奏調唐定奎所部銘軍駐守江陰，守衛江防要塞。唐定奎率領將士創建江陰炮臺，安置新式巨炮，後來在抵禦西方列強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江陰人民特建“唐公亭”，亭中立碑，以記其功績。今碑亭和古炮依舊在江陰炮臺公園內。
公元1883年底，中法戰爭爆發。翌年5月，法國艦隊入侵我國領海，染指臺灣，清廷急招力主抗法在家養病的劉銘傳，加以巡撫頭銜督辦臺灣軍務。唐定奎得知消息後，命左軍張景春接統江陰防務，自己則支撐著病體，親率右軍高章元4個營再次渡海入臺，佈防在臺北一帶，成為劉銘傳抗擊法軍保衛臺灣的主力。
後來，唐定奎因病回來修養，卻仍在江陰積極備戰。公元1884年冬天，他又從江陰派聶士成率領淮軍精銳1200餘人，冒險渡海登陸臺東，翻山越嶺，在關鍵時刻趕到基隆前線，穩定了戰局。
公元1887年，唐定奎病逝於江陰，終年55歲，遺體奉詔歸葬故里。在江陰則建有衣冠冢“將軍墳”，功臣專祠“敇建唐公祠”。
唐定奎這位晚清傑出的愛國名將，但願歷史不要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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