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5～1898)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譚嗣同少年時博覽群書，喜歡詞章，富於思想。青年時期曾六赴南北省試，因不喜科舉時文，屢考不中。在此期間，他目睹了清王朝統治腐敗，益想奮發有為，立志救國救民，故自名“壯飛”。
青少年時代的譚嗣同受到兩位老師的影響最深。一位是他的老師歐陽中鵠。這位歐陽老先生，就是現代著名戲劇家歐陽予倩的祖父，也是他父親譚繼詢的世交。據歐陽老先生自稱，平生最崇拜兩個人：一個是衡陽的王夫之；另外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於是王夫之的強烈民族意識，華盛頓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通過歐陽老先生的傳授，在少年譚嗣同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他的另一位老師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俠“大刀王五”。此人原姓白，名正誼，北京人。他有膽有識，對腐朽昏暗的清朝官場瞭若指掌，嫉惡如仇。譚嗣同與他相識後，意氣相投，就拜他為師，學習騎馬擊劍，練得一身好武藝。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慘敗，喪權失地，群情憤慨。譚嗣同受到極大的刺激,痛感國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決然拋棄舊學，探求新學，投身變法活動。譚嗣同痛感自己的精力消耗於考據詞章，無補於事，決心致力於維新變法。遂與唐才常等在瀏陽籌建算學館，創辦新學，並撰文提出變法主張，首開湖南維新之風。為追求新思想，學習新知識，他於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北遊訪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然科學發生興趣。在訪學中，還遍交維新之士，結識了梁啟超，並通過樑進一步瞭解到康有為的維新思想觀點。
1898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湘報》等，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6月11日，光緒帝下詔宣佈變法。譚嗣同被薦，奉召進京，參與新政。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封建頑固派，反對新政。譚嗣同等幻想得到袁世凱對變法維新的支持，但旋即被袁出賣。慈禧太后於9月21日發動政變，對維新派殘酷鎮壓。譚嗣同拒絕出走。24日，被捕下獄。28日與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等同被殺害，世稱戊戌六君子。
隨著清朝的日益衰敗，不甘於國破家亡的一批知識分子開始謀求變法，譚嗣同便是其中積極的一個。
中國向何處去?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譚嗣同苦苦地思索著，最後，他認為，向西方學習，變法改革，這是出路。
譚嗣同在北京結識了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兩人談得十分相投，結為莫逆之交。以後，譚嗣同積極宣傳科學，得到湖南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的賞識，因為這兩人也都傾向變法維新。不久，譚嗣同在南學會當了學長，起著總負責人的作用，他經常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說，他的講演氣勢磅礴，觀點新穎，語言鏗鏘犀利，道理清晰明確，深受聽眾歡迎。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緒皇帝接受了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佈《明定國是詔》，決心變法。召見康有為，商談變法步驟。譚嗣同因大學士徐致靖的推薦，亦被徵召。這時譚嗣同正大病臥床，不能成行，兩個多月後，才抱病覲見皇帝。光緒皇帝看了他的奏對，十分滿意，破格提升為四品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在軍機處辦理新政事項，時號“軍機四卿”。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予新政。從此譚嗣同便在皇帝左右處理奏摺，忙於變法事宜。
變法的詔書一道又一道地頒發下去，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反撲措施也一個又一個地付諸實行。頒發《明定國是詔》剛四天，慈禧即令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開缺回籍”，又命令二品以上大員授新職，都要到皇太后處謝恩；並任命慈禧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率董福祥（甘軍）、聶士成（武毅軍）、袁世凱（新建軍）三軍。
慈禧太后周圍的頑固保守派，日夜謀劃，企圖將維新派置於死地。他們在趕走翁同龢、升榮祿為北洋大臣及直隸總督掌握京城軍隊以後，預定十月在天津舉行閱兵，屆時發動政變，廢掉光緒，取消新政。
形勢急轉直下，光緒皇帝得到消息後，惶惶不可終日，接連下兩道密詔，要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急籌對策。這些書生氣的維新派，一時手足無措，驚恐萬狀。當時也只有去說服袁世凱站到他們這邊，保光緒皇帝這條路。因為，袁世凱有七八千人，在天津小站附近訓練，這支軍隊和北洋軍的董福祥、聶士成的軍隊比較起來，是頗有戰鬥力的。於是，譚嗣同便冒著風險去找袁世凱，要他出兵保護光緒皇帝，挽救變法。
當譚嗣同說明來意後，狡猾的袁世凱當面並不拒絕，而且慷慨地說：“‘聖主’是我們大家共同擁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寵，救護皇上的責任，並非只你一人，也是我的責任。你有什麼吩咐，我願洗耳恭聽，萬死不辭!”
譚嗣同覺得一切如願，便輕信了袁世凱的話，就滿意地告辭，冒著悽風冷雨，迴轉向康有為等人“報喜”去了。
狡猾的袁世凱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緒的力量大得多，袁世凱並不去履行自己的諾言，而是向榮祿告密。榮祿立刻密報慈禧。當日夜半，光緒帝被囚；次日（9月21日），慈禧坐殿聽政。歷時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維新宣告結束。
百日維新失敗後，譚嗣同聞訊馬上送梁啟超避入日本使館，２２日又赴使館訪梁，將自己的著作，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數封交給梁啟超，梁啟超勸他一起到日本去。譚嗣同對梁啟超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已下定必死的決心，以期喚醒後來有志圖強的人。
他又和大俠王五商議入宮救出光緒帝。後因防衛森嚴，孤膽英雄終無用武之地而作罷。譚嗣同雖然面臨殺頭的危境，但堅決謝絕了友人要他出走的勸告。隨後，他又代父假造家書，都是痛戒其子的話，以示其父與之早已劃清界線。因此，事發後，他的父親譚繼詢僅得革職處分，保全了身家性命。
9月24日，譚嗣同在“莽蒼蒼齋”被捕。由於王五送給獄中官吏錢物，才使譚嗣同免受許多皮肉之苦。在獄中，他大義凜然，神情自若，視死如歸。譚嗣同被捕後，在獄中牆上題詩道：“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表達了他對逃亡日本的康有為等變法人士的無比思念。
9月28日，古老的北京城籠罩在一片陰沉昏暗的風沙裡。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上，豎立著六根木柱，木柱上綁著六位被捕的維新志士，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怕夜長夢多，怕外國干涉，便趕快處決這些人以絕後繼，決定下午四時行刑。
在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橫眉冷對。譚嗣同面對行刑的劊子手高聲朗誦：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大聲呼罷，哈哈大笑，這等血性和精神，將行刑的劊子手笑得心裡發毛。劊子手手起刀落，譚嗣同最終還是倒在了頑固派的屠刀之下，成為了因變法而犧牲的第一人。
譚嗣同死後，大刀王五為他收屍。第二年，骨骸運回原籍湖南瀏陽，葬於城外石山下，後人在他墓前華表上刻上一副對聯，以表彰其不屈的精神：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趨若波濤。
對於譚嗣同以身殉法的精神，後人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位湖南人所展現出來的血性，讓後來的繼任者都肅然起敬，著名作家張平仁在他的《譚嗣同的近代特質》一書中寫道：
一百年前的金秋，譚嗣同血灑北京菜市口。
他本來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走脫。康有為、梁啟超都走了，他卻坐以待捕，原因簡單而乾脆：外國變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國以變法流血者，請自嗣同始!一句話，便把自己永遠定格在了歷史的畫卷上。這種前無古人的風範，使無數接下來者為之灑淚灑血。痛感悲壯之餘，人們不禁沉思：他的鮮血到底包含著怎樣的凝重?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以道自任，不乏參與政治的強烈願望，但行道時，卻往往摻進些許私念。做官首先不是為了救世，不是為社會服務，而是為了光宗耀祖、飛黃騰達。過重的私念包袱，使神聖的道大打了折扣。有官做固然可以行道，無官做，或者乾脆不願做官，也有足夠豐富的理論為憑藉，退縮到自我的狹小圈子裡，甚至去做隱士。社會的汙濁，官吏的腐敗，民生的凋敝，甚至民族的興亡，統統可以視而不見。社會責任感被拋在一邊，眼中只有自己的性命和清高，道蛻變成了自我平衡、自我慰藉的麻醉劑。尊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中國文人，說到底是一夥個人主義的政治打工者。
譚嗣同走出了這個行列，他沒有選擇君主，沒有選擇功名富貴，而是選擇了社會責任感作為自己的服務對象。，他不可能退縮到自我狹小圈子裡，他必須義無反顧地去為這個社會奮鬥。一向消極避世的佛教，在他那裡，也成了積極獻身的理論武器。他眼中只有危難中的民族，沒有個人的毫髮：“蠢爾驅殼，除救人外，毫無他用。”生命即將不存，可謂“窮”到極點，但他依然沒有退縮，無私才能無畏，他用自己的鮮血印證了自己的誓言。梁啟超把他的“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改為“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簡直是一種褻瀆。
傳統中國是一個網羅密佈的社會，知識分子既是網羅的製造者，又是維護者，更是受害者。在網羅的層層包裹下，知識分子的自由精神和創造力被凍結了，一個個變成了網羅的奴隸。譚嗣同高唱“沖決網羅”，橫決一切，勇猛直前，一股濃烈的湖南辣子味沖鼻而來。神聖的名教成了萬惡之源，高高在上的君主被斥為民賊，一切都應當沖決，一切都應當“日新”。衝破枷鎖，變異創新，追求自由獨立的人格，正是長久浸在醬缸裡的中國士人最缺乏的精神。
譚嗣同不是近代最傑出的人物，卻最具近代特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的鮮血凝聚了太多的異質特徵。他血性的形象穿越了百年的滄桑，愈加真切地站在了我們面前，永久地啟示著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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